中國為何如此害怕大翻譯運動｜家醜可以外揚嗎｜瑪力再說

最近如火如荼的大翻譯運動在牆外風起雲湧，終於還是成功出口轉內銷，被人民日報、環球時報等官方媒體點名批評。一般來說被官媒批評，就說明這個事情是又觸動到他們的G點了，如果再不說說，就會面臨失禁的風險。今天我們就來聊聊大翻譯運動到底觸碰到哪些G點，從社會心理學層面徹底撕開這層的遮羞布。

Hello大家好我是瑪力，這是一個提倡思辨和手撕五毛的小頻道，每一期我們將結合一個政治經濟案例，來探討下他背後的原因和不同的思考維度。

說起大翻譯運動，從本質上中國人並不陌生，嚴格來說現在50歲之前差不多兩代人都是大翻譯運動的親歷者和受益者。特別是2000年之後互聯網的快速發展，大家逐漸意識到原來一部美劇可以拍這麼多年，原來美國總統是可以被罵的狗血淋頭的，原來韓國人還蠻雞賊的，原來日本人還挺仗義的等等。不管是官方的，民間的，正版的，盜版的，中國應該是接受大翻譯信息量最多的一個國家，中國人以最低的成本和最高的效率，用20年的時間認知了外面了的世界，了解了外面的世界，甚至走向了外面的世界。

之前我出過一期關於一部電視劇是如何改變羅馬尼亞命運的節目，當時羅馬尼亞引入這部電視劇的官方理由就是揭露資本主義的假醜惡，結果變成了人民嚮往自由生活的燎原星火。這不就是大翻譯運動的一個直接效果嗎。所以，翻譯只是一個橋樑，人們都喜歡看真實的東西，你既然對別人的生活品頭論足樂此不疲，那對於你的一切，又何必怕被傳播出去呢？

說到這裡呢，就不得不提中國人最敏感的的神經——「家醜不外揚」，或者準確的說是，有家醜可以，但外揚不行。其實這個心理類似於，我罵自己兒子可以，你罵我兒子就不行。或者我承認我老公很渣，但你說他就不行。

說這個之前，我們先簡單梳理下中國人的社會體系，從個體到家庭到社會，中國人的思維經過若干年的洗腦，一直沒有跳出一個怪圈，就是共同體思維，而這種共同體則是建立在宗族、血緣、地域和經歷等為紐帶的基礎上，比如除了家庭之外，同鄉會、校友會、車友會等等是國人最熱衷的組織，如果實在沒有共同點，地域就是一個最簡單粗暴的歸屬感，比如蘇寧之爭，北上之爭，中外之爭。很多時候都忽略了人和人其實是獨立的，要建立長久的聯繫重要的是價值觀，而不是我們都擁有什麼東西，或者都是哪里人。

所以，基於以上的社會架構，就形成了一種層層套娃的人為歸屬壁壘。就是黨國所說人民內部矛盾和敵我矛盾，而人民內部和敵我之間的區分則是動態的，是根據問題的普遍性來定義歸屬感。比如我家發生的醜事，僅僅是我家這個共同體的個例，自己的能力能夠解決，也不希望別人知道。我們這個群體的共同的醜事，那就不要讓其他群體知道了。比如明明吃不起飯了，還要硬撐我們大上海的防疫政策還輪不到北京人來說三道四，我們清華的怎麼可能比北大的差？最後就上升到我們中國人不吃這一套，誰把我的不行曝光了，誰就是抹黑我。而從來不會去想我是不是真的不行。

比如關於這次大翻譯運動，某評論曾說：「當國內網友們在自己的“小圈子”裡隨心所欲表達自己的立場、觀點和情緒時，他們並不期待、也沒指望自己的信息能傳遞給其它當事國家的網友，甚至沒有與外國網友對話的意識。」這個說法可謂掩耳盜鈴的典範。大家都知道互聯網是扁平的，理論上信息之間是沒有壁壘的，就算語言的壁壘也基本上快被消除了。中國人自己不能上外網，就認為牆內就是小圈子。別人可是能訪問中國所有內容的，就算沒有人工翻譯，知道你在說什麼難道是難事嗎？這就形成了一種很奇葩的現象，自己明明知道自己做的事情很爛，但是要假裝別人不知道，因為別人知道了，自己偽裝就會迅速崩塌。比如俄烏戰爭早期調侃烏克蘭女性，如果不是被大翻譯傳出去，估計國內輿論也不會覺得是個事情，直到別人都抗議了，才覺得好丟臉啊。

自尊心越強的人往往越自卑。之前西安封城的時候，有人在微博上埋冤買菜難，希望大家關注轉發。結果被幾個外媒注意到，相關記者隨即聯繫發帖人了解情況。結果被吃了閉門羹，還讓人「走開」和「滾」，比較客氣的說法雖然感謝別人的關注，但又說了一堆相信國家相信黨的的屁話。這裡呢，也是把國家這個家醜當成了自己的小圈子，我們知道這裡做的很爛，我也知道全國其他城市估計也有同樣的問題，那我發發牢騷是可以的，但是不能讓別人知道啊。重點是這三個人還把拒絕外媒採訪這個事當成自己可以炫耀的愛國心，自己補刀又曬出來。想表達的意思就是，雖然你想救我，但對不起，家醜不可外揚，就算餓死也不給境外勢力遞刀子，成了維護自己自尊心的扭曲的價值觀。同理，方方日記事件也是這種典型的掩耳盜鈴的心理，明明自己很慘，但就怕別人知道。

大家應該還記得很多年前的留美學生楊舒平的事情，她說美國的空氣很香甜，中國霧霾很嚴重。她只不過說了一個事實，就瞬間戳中了小粉紅脆弱的神經，結果被大量網暴嘲諷，往往你越擊中要害，他們越不敢承認。然而你如果關起門來說中國的空氣好差，似乎大家也毫不避諱了。其實中國人的這種心理早在很多年前就表露無遺。

1972年意大利導演安東尼奧尼受到周恩來的邀請，到中國來拍攝一部紀錄片。雖然不算是完全獨立拍攝和採訪，也算事一部正能量紀錄片吧。但通過鏡頭也能看出當時的中國的現狀，從人們的生活面貌、穿衣住行也能看出當時不富裕的物質生活和貧瘠的精神面貌。就是這樣一部比較客觀寫實的風格的片子，盡然遭到了全國的抵制。 1973年10月底，新聞司下令查禁該片。本來這部影片作為1974年威尼斯藝術雙年展的一部分要在院線公映，也過遭到中國外交官的抵制和抗議。以江青為首的四人幫稱安東尼奧尼為“反華小丑”，“是對中國人民的猖狂挑釁”。他們認為這個片子裡面沒有體現社會主義建設宏偉成就，放著許多現代化大型企業不拍，專拍設備簡陋、手工操作的零亂鏡頭；放著製造萬噸輪的造船廠、遠洋輪不拍，進入他鏡頭的大貨船都是外國的，小木船都是中國的。對中國人民的精神面貌進行了嚴重醜化。組織了一場聲勢浩大、持續將近一年時間的批判。還出版了一本名為《中國人民不可侮——批判安東尼奧尼的反華影片〈中國〉文輯》，這裡面很多作者正是來自就是安東尼奧尼拍攝過的干部和群眾。雖然文革後，安東尼奧尼被「平反」。但直到2004年底，「安東尼奧尼回顧展映」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辦，才算給92歲的老爺子帶去了遲到的慰籍。

這樣看來，安東尼奧尼老爺子算是大翻譯運動的先驅了吧，這部長達3小時的紀錄片記錄了當時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有好的，也有不好的。我們對比安東尼奧尼的風波和現在批判大翻譯運動的文章，跟50年前有任何區別嗎？當年的紀錄片和現在的大翻譯運動難道加油添醋了嗎？難道沒有反應真實的情況嗎？為什麼呈現事實會讓你惱羞成怒，為什麼打著燈籠也找不到一些讓人暖心的言論？這裡面的道理應該不證自明了吧。

心理學上面有個概念叫「禀賦效應」(Endowment effect)或者或厭惡剝奪，形容當一個人傾向於喜歡自己擁有的東西，當我們產生擁有一件東西的感覺後，該東西的價值也會在我們心中相應地提升，就算這個東西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好。比如一個女士存了幾個月的工資終於買了一個自己相宜很久的包，但這個包或許做工很一般，也不是很好用，但如果有人說你被智商稅了，我相信很多人都不會承認了的，還會竭盡全力去說這個包的好。又比如一個長期受家暴的妻子就算非常討厭她的男人，如果別人說起她丈夫是渣男，她也會不舒服，甚至要維護這個男人的利益，因為從底層邏輯來看，你說他渣就是在說明我眼光不好啊。這也是斯德哥爾摩綜合症的主要心理誘因。

然而，中國民間對與大翻譯運動和所謂其他「辱華」行為的抵制，歸根揭底也是這種「禀賦效應」的錯位理解。我們回到最先提出中國人的認同感和共同體的概念，大家應該也記得我說過的「想像的共同體」這個概念，世界上本沒有民族，是民族主義產生了民族認同感，這種主義完全是可以人為定義的，問題的關鍵是你自己來定義還是有人強制你來定義。這個概念也可以擴展到任何共同體，一旦你成為某個共同體的一員，那你和這種共同體就產生了天然的聯繫，這種「禀賦效應」就開始起作用了。我們回到最開始的例子，為什麼你可以批評你的兒子，別人批評就不行呢？原來在別人眼中，你想展現的是兒子最好的一面，別人說你兒子不好，也深深的刺傷你的自尊心啊。

更別說，有人展現出你兒子的另一面了。

著名導演賈樟柯有一次在北美宣傳在電影《海上傳奇》，放映完後，一位20歲左右的小女生跑過來問他說：導演，我想問你一個會讓你不愉快的問題，你為什麼要拍這樣臟兮兮的上海，拍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給西方人看嗎？

賈樟柯說：我在拍上海的某個側面，上海除了浦東、淮海路之外，還有蘇州河兩岸密集的工業區，還有南市那些狹小的弄堂，生活就是這個樣子，上海就是這個樣子。

這位女生突然憤怒起來：那你有沒有考慮，你的電影被外國人看到，會影響他們對上海、對中國的印象，甚至會影響外國人對中國投資的信心？

賈樟柯也憤怒起來：想那麼多外國人幹嗎？就為了那些投資，為了外國人怎麼看中國，我們就忽視一種真實的存在嗎？中國十三億人口中有很多人依舊生活在貧窮的環境中，難道我們可以無視嗎？

短暫的沉默後，女生對他輕蔑地一笑，說道：是啊！為了祖國的尊嚴，我們當然不應該描述那些人的情況。賈樟柯說他被這個女生的話大為震撼，突然發現了這些「愛國主義者」的邏輯。

所以，由大翻譯運動引發的批判大翻譯運動，徹徹底底暴露了中國人還沒有走出「有家醜可以，但外揚不行」的畸形錯位心態。不去想怎麼解決家醜，還在浪費時間據理力爭和吹毛求疵，這本身又是一個家醜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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