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时代的左翼青年

我在教书的学校有一门课，要讲1900-1941年的俄国历史，教材都是英文。在教授的过程中，我对托洛茨基这个人产生了兴趣，于是把他的《俄国革命史》、《被背叛的革命》、《论列宁》和《斯大林评传》等著作都看了，后来又读了多伊彻写的《先知三部曲》。无独有偶，这时期韩干和李二锅开始自称“托派”，张舒迟介绍我们认识后，我们还戏谑性地将群聊的名称改为“托派自由主义”。

我从2015年开始关注“组织性”的问题，因为感到这是上一代自由派失败的原因之一。自由主义强调个性的自由发展，而“组织”是压抑个性的，所以自由主义者里面，不管是学者、记者、作家，还是维权律师、公益从业者和社会活动家，基本都是独立的，或只属于一些不具备团结性的“机构”。但这里面还有大环境的原因：中国政府对任何体制外的“组织性”都是十分警惕的，所以一方面，那些稍微具有“组织性”特征的非政府机构，基本都被当局以各种借口消灭掉了；另一方面，为了尽量在政府允许的框架内活动，上一代的自由派也有意不去太多地考虑“组织性”的问题。

“组织性”之所以重要，还因为我不太相信这个政权可以再维持几十年。一旦它崩盘，在不存在良性组织的情况下，中国不可能在短时间内建立起一个自由民主政体。中间会经历什么，建立起来的又会是什么，我们都只能做好最坏的打算。这些考虑多多少少与刘仲敬写的东西有相通之处，但我不相信他所说的，组织力量来自于带有“封建”性质的小共同体，那样的等级制和父权制的社会也绝对不是自由派该去追求的。恰好那一阵重新看了亨廷顿的《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里面高度赞扬列宁和布尔什维克的组织能力，于是我再次拎起了“怎么办”的问题。

中间我和林猛老师和张宁老师有过讨论，他们觉得自由派内部对中国革命的评价有点过于消极，忽略了它对提升中国国力和国际地位、促进中国社会各方面的平等（尽管又制造了新的不平等）所做出的贡献。我觉得他们的说法有道理，如果对1949-1978这一段时期全盘否定，那不仅大部分中国人在感情上难以接受，从历史哲学的角度，这种叙事也是难以自圆其说的（后来施展确实弄出了这么一套“关于中国的自由主义历史哲学”，但其自由主义意味，已经被削得很弱了）。在这个过程中，林猛老师偶尔会转发一个叫“秋火”的托派对一些公共事件的评论。

因为写不婚主义的文章，我结识了一些不婚的女权主义者，然后辗转认识了另一个叫若羽的托派。我知道他办有一个叫“荆棘鸟”的公众号，还在外卖送餐员中间做过调研，帮助他们争取社保。当时我开始办“加缪讲座”，也恰逢俄国革命一百周年，我邀请若羽来做一次关于俄国革命的讲座，他大方地答应了，只是有一个条件，就是他的讲座不能收费，因为他担心有一些年轻的学生想来听他的讲座却囊中羞涩。我觉得这个要求很符合托派的宗旨，就把讲座彻底开放了。那一天来了不少若羽的左翼同志，其中就包括秋火。在接触张云帆之前，我所认识的行动派左翼，就只有这么两位，都是托派。

声援张云帆的文章出来以后，反响比我想象中大。过了一阵，张云帆在为八青年筹款，我也捐了五百，他在道谢的时候顺便和我多说了几句，说看了我的文章以后他们一直在思考我的动机。我慰问了一下他们的状况，知道他们已经基本安全。我们也简单聊了几句理念上的问题，我基本确定他和我在《精神内战》中所理解的差别不大：他确实有意在向自由派释放信号。

后面＃Metoo运动在中国轰轰烈烈地展开，我上面认识的这些左翼青年都积极地介入了，这让我感到十分振奋。 “女权之声”和青年女权行动派很早就有过针对性骚扰的评论和行动，在这次运动中，她们最早遭到了来自对立面的攻击。比如微信公众号“酷玩实验室”认为女权之声和大兔背后有境外势力，证据就是女权之声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资助，大兔和洪理达合过照、得过“全球百大思想家”的称号（实际上应该是“巾帼一百”）。 “女权之声”最后直接被封号了，大兔针锋相对地起诉“酷玩实验室”。在这一事件中，张云帆和顾佳悦对大兔有非常积极的声援。后来王敖曝光了艺术圈的徐钢，又趁热打铁，牵出了二十年前的沉阳高岩案。北大有学生呼吁将二十年前的处理信息公开，被学校约谈，在前去声援他的人中，有一位叫岳昕的学生被重点盯上，后被软禁在家。她“自由”以后，写到八青年中的顾佳悦，曾经对她反思自己的“特权地位”有过深刻的影响。这些“左翼青年”，不仅在工人维权罢工等事件中积极活动，在其他弱势群体寻求公义的事件中，也非常踊跃地予以实际行动过上的支持。

六七月我陆续去了武汉、北京、上海和南京，和这些地方的左翼青年都有接触。武汉有两个《惊雷》（一本托派刊物）的编辑，北京有大量的毛左青年，上海和南京，也各有一些左翼社团。他们主动地在网上联系我，想和我见面，或直接邀请我做讲座。他们对我在两篇文章中提到的“反国家主义联盟”非常感兴趣，也想知道所谓的“左翼自由主义”，究竟和他们理解的自由主义有什么区别。这样的交流，对于促进不同派别间的相互理解，有着相当重要的意义，所以每一次我和他们谈完，都会问一句，如果我把你们的理念写出来，你们是否介意。他们纷纷表示不介意，有的还特别希望我写多一点，这样对他们来说也是一种宣传，因为左翼的媒体资源（包括新媒体），和自由派比起来，实在太缺乏了。

托派相比起毛左，在中国的左翼里属于少数派。有个托派的朋友曾经跟我开玩笑说，托派在全国可能也就几十个人，就这几十个人还要分成好多个派。虽然是这么说，但今年几乎所有的追求公义的公共事件中，都能看到托派的身影。有些个体的托派异常活跃，甚至让一些旁观者产生“到处都有托派”的假象。和我在武汉见面的托派，平时倒是非常低调，他们主要把时间用于经营《惊雷》杂志。 《惊雷》的常驻作者很少，大部分都是翻译文章，讲的是国外左翼运动的状况。他们期待通过细水长流的方式，让托洛茨基的学说在中国生根发芽，由于人数稀少，他们对实际的政治行动暂时不抱太大的希望。

以前我对托派和毛派有过一些理论上和直观上的认识，我认为最大的区别就在于毛派是国家主义的、领袖崇拜的（不管是毛左还是毛右），而托派则不容易这样。不过从具体的行动者的角度来说，情况并不是那么简单。秋火对毛派有过不少批评，其中最突出的两点，是言论自由和工人的主体性问题。他认为毛派普遍对不同意见缺乏宽容，不管是对派别外的人还是派别内的人。这种批评很符合托洛茨基中后期的理论精神，但让我感到佩服的是，秋火这种对言论自由的坚持，几乎贯穿在他出现的任何场合。比如他批评另一位托派，说他行为专断，对待异见“更像一个毛派而不是一个托派”；他在各种左翼群里，也一直呼吁对各种言论保持宽容，不要过分纠结于派别。

另外，秋火对“工人的主体性”的强调，有时还经常得罪一些左翼的朋友。所谓的“工人的主体性”，指的是社会主义政党的党员、工人运动家、左翼青年、进步学生在工人运动中所做的一切事情，一定要体现工人的意志，要让普通工人在其中发挥重要的作用，简单来说，不能犯托洛茨基所说的“包办主义”的错误。 “时代先锋”网站（一个毛左网站）最近对沉梦雨的宣传，在秋火看来就是一种“包办主义”，里面把沉梦雨塑造成一个工运的英雄，过分强调这位从中大硕士毕业的左翼青年在其中的领导作用。秋火的批评里最让毛派恼火的是，他认为毛派就算有的时候表现出对“言论自由”和“工人的主体性”的支持，也是基于“实用主义”（或者说搞“统战”）的考虑，并非发自真心。不过值得一提的是，不是所有托派都同意秋火对毛派的这些批评，而且，虽然他们都会认同“言论自由”和“工人的主体性”，但有的托派认为在特殊情况下可以有特殊的处理。

在武汉的两个托派，从不同的侧面又丰富了我的认识。他们所讲的角度，更多是基于托洛茨基的理论以及后世托派的理论，而不是具体的托派和毛派的差别。他们告诉我，托派的“无产阶级民主”，和罗莎·卢森堡的“无产阶级民主”最大的差别在于，托派还是承认“先锋党”的作用的，有的时候工人阶级确实不会自己产生社会主义意识，而需要“先锋党”来对他们进行引导。但和斯大林派和毛派的差别在于，托派所说的“先锋党”，并不是先定的，没有哪个政党可以事先宣称自己就是“工人阶级的先锋党”。 “先锋党”甚至也不是武装斗争的胜利者，而是在无产阶级的民主选举中的胜利者，完全可以有很多代表工人的政党，一起参加选举，那个在选举中得到无产阶级大多数支持的政党，才是“先锋党”。

需要补充的是，这种对“先锋党”的理解一样不代表所有托派的观点（再一次反映了托派立场的多样性），有的托派认为这种对“先锋党”的理解在逻辑上说不过去：同一个政党，在选举前不是“先锋党”，选举胜利之后突然就成了“先锋党”？现在国外的一些托派，有意去淡化“先锋党”的说法，可能正是基于“先锋党”和“无产阶级民主”这两个概念的矛盾。

在回去的路上，其中一个托派青年对我说，自由派和毛左里都有“改良”和“革命”之争，但我们托派没有，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并不是真的那么“分裂”。可能是出于对托洛茨基这个人的同情，我总觉得托派和左翼自由主义要沟通起来并不是那么困难。 “言论自由”和“结社自由”，这些托派和左翼自由主义都承认。虽然左翼自由主义讲的“自由民主（liberal democracy）”看起来和“无产阶级民主”不太一样，但左翼自由主义者承认“政治自由”需要一定的经济基础，一种认可平等的政治自由的制度，最好给予每个公民一定的收入保障。左翼自由主义没有说“工人的主体性”，但是却会强调每个个体的“自主性（autonomy）”。最重要的是，罗尔斯（作为当代左翼自由主义的源头）认为，跟他的正义二原则完全对应的所有制是“财产所有民主制（property-owing democracy）”或“自由社会主义（free socialism）”，连“福利资本主义（welfare capitalism）”都不符合要求。这些都说明，左翼自由主义和托派的理论存在极大的兼容。而且在实践中，托派对“言论自由”原则的坚持，可能还要强于某一些自由派。

上面这些，在6月10号激流网（也是一个毛左网站）上的讲座都说了。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是自由派，他们对我的期待没有那么高，当我把左翼自由主义的上述观点说了出来，来自激流网的主持人相当地肯定，说“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很大的共识”。最让我惊讶的是，当场除了一个青年说“毛左是国家主义还是反国家主义要看当时无产阶级的整体利益来决定”，其他的毛左青年纷纷表示，他们都是“反国家主义者”。我原本理解的毛左，就是乌有之乡的那群人，他们虽然痛骂邓和改革开放，但对于中国共产党本身，还是基本肯定的。 “汉奸”、“卖国贼”是这些“毛左”辱骂其他人的口头禅，在涉及国家民族利益的问题上，他们是坚定地站在国家一边的，不管这些利益是不是与无产阶级的利益直接相关。尽管我觉得八青年不太一样，但要说毛左已经集体转向，我是不太相信的。后来一位南京的托派朋友告诉我说，并非毛左已经集体转向，而是新一代的毛左确实和老毛左不太一样。新一代对中共已经彻底幻灭，对工人以外的其他弱势群体的利益也有明确的认同，这就是为什么毛左青年会宣称自己是“反国家主义者”，还会积极地参与＃Metoo行动。

我在武汉见过张云帆一次，后来在北京，他约我去他家吃饭。饭后，我们喝着茶，他坐在沙发上，非常自然地打开了话匣子。这一次会面，让我确信他真的是一个毛左，而不是一个伪装成毛左的自由派。他似乎预感到我对有些问题会有不同看法，所以提前讲到毛左和托派在历史问题上的分歧：两边在对斯大林和毛的历史评价上，几乎没有什么共识，可以说一谈就吵，但就具体的现实问题，反而有不少共识。我在激流网的讲座，主办方邀请了南水来做点评嘉宾，南水讲到了斯大林，痛批修正主义和资本主义历史学家对斯大林的污蔑，遭到了现场一位托派青年的激烈反击。

张云帆（以及顾佳悦，她也坐在一边，时不时说上一两句话）对我讲的苏联历史，和我教学生的那些，当然很不一样。比如他说，“斯大林体制”（即工业化和集体化）虽然冠以斯大林之名，但却不是斯大林的本意，他是被官僚集团绑架了，“斯大林体制”的设计者和推行者都是这些官僚集团。所谓的“大清洗”，也不是斯大林的主意，主导的人是叶若夫，并不是斯大林。后来斯大林终于把叶若夫换成了贝利亚，大清洗才缓和下来。发布《秘密报告》的赫鲁晓夫，本来就是大清洗的积极参与者和既得利益者，他后来杀掉贝利亚，将大清洗的一切责任推给斯大林，完全是倒打一耙，官僚集团自此大获全胜。

同样，张云帆和顾佳悦对毛和文革的解释，肯定和我这个自由派有很大的出入。这里面有一些是我完全无法认同的，比方说他们认为文革中的一些错误，如暴力批斗、血统论、抄家和破四旧等，都要算在官僚集团和保皇派红卫兵的头上，而毛、四人帮和造反派红卫兵都是好的。他们还举了一个例子，说文革中有人写“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江青看了，将后半句其改成“老子反动儿造反”，意思是不认同血统论出身论。我对这些事实性的东西没法和他们达成共识，但从他们将那些错误推给官僚集团和保皇派红卫兵来看，他们至少也是不认同暴力批斗、血统论和抄家的。

另外一些，我虽然不完全赞同，但也可以理解。比如他们说，毛发动文革的动机是为了反对官僚集团，保皇派红卫兵利用文革来大规模地整人（他们点名了陈小鲁，认为他是其中最无耻的一个，在文革中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改革之后却代表老红卫兵为文革“道歉”，赢得一片欢呼，什么便宜都占了），在文革中死得最多的不是高级知识分子，而是造反派。这些我很早就在一些左派对文革的论述里看过，而且有一定的事实根据，所以我不觉得需要急着反驳。

他们说的还有一些，属于我很少听过，感到新鲜的。比如他们觉得文革中的“大民主”，更深层的意义其实是生产关系的变革。这种说法我第一次是在汪晖的《去政治化的政治》里看到，他们似乎也是沿着这个思路，即文革打破了生产上的社会分工，可以从根源上消灭等级制和官僚主义。在武汉的时候，张云帆就对我们说，他们在生产上认可的是“鞍钢宪法”，即所谓的“两参一改三结合”。他们还给我推荐了一本夏尔·贝特兰的《中国的文化大革命与工业组织》，从各个领域描绘文革中生产关系的变化，里面还有这样的话：“意识形态上的革命——群众逐步具有无产阶级意识形态——是生产关系变革的必要条件之一，这是因为社会主义的发展需要生产方式的社会化占有，而资源和生产力的积聚需要一个过程，一个实质的积聚过程。为使这一社会化占有的积聚过程充分发展，直接生产者必须在行动上和理念上、目标和手段上有效地联合起来。这一联合不能从外部强加，它需要实践、观念和感知上的统一——这一政治上和意识形态上的统一要求个人利益和特殊利益服从集体利益。只要情况还不是如此，生产方式和产品的社会占有就依然是不完全的，即只是部分的和形式上的。”算是对文革理念的一个概括。

我之前对“毛左”的历史并不了解，从我有政治意识开始，毛左就已经在舞台上了。张云帆告诉我，最早的一批“毛左”，其实就是从牢里出来的那些造反派。九十年代有几十万的毛左出狱，其中的一些看到改革以来，国有资产流失，工人下岗，资产阶级重新登场，社会贫富分化，感到痛心疾首，于是开始了自发的活动。张云帆和顾佳悦亲切地把这些造反派称作“老造”，他们变成“毛左”，和这些造反派对他们的影响是分不开的。顾佳悦说，她以前也相信自由主义，觉得文革是毛为了搞权力斗争而闹出来的“十年浩劫”，但她刚上大学那会儿，接触了一些“老造”，让她整个观念都颠覆了。顾佳悦的这种经历，我非常能理解，当一个国家的历史著作受到严格审查，那些亲历者所口述的历史，当然要比书本上冷冰冰的文字要显得更加可信。在她看来，即使是那些自由派写的关于文革的著作，它们能出版，估计也是符合某种政治宣传的需要，这种需要就是，用文革的恐怖来反塑改革的合法性。

我个人其实对造反派抱有一定的同情。一方面，正如张云帆所说，很多造反派本来就是出身“地富反坏右”，他们和保皇派红卫兵参与文革的动机，确实是不一样的。另一方面，文革中对造反派的清算，也是规模浩大、极其惨烈，造反派并不能算是文革中的获益者，这些钱理群先生在《毛泽东时代和后毛泽东时代》一书中有详细的描述。杨小凯认为，中国当代的政治反对，可以追溯到造反派身上，这种说法并非一点道理都没有。

自由派对当代的毛左，确实存在着的不少误解。我本人就曾经认为毛左等于乌有之乡，可实际上，乌有之乡上面的，也不仅仅是毛左，还有别的左派。有些毛左对乌有之乡也有很大的意见，自由派最讨厌的几个毛左，张宏良、孔庆东、司马南，被很多毛左认为是投机分子。薄熙来当年搞“唱红打黑”，乌有之乡就把希望寄托在他身上，但毛左里面也有一些清醒的人，从来不觉得薄熙来和其他的当权派有什么不同。张云帆就是其中一个，他记得薄熙来在大连的时候，就曾经打压过工人的抗争运动，薄的政治作秀，并不能改变他对薄的根本看法。有些自由派认为毛左和中共存在着某种合谋，互相借助彼此来打压自由派。这种说法可能低估了两者之间的冲突。实际上，毛左参与了相当多的实质性抗争，比如各地的抗强拆和护厂运动，而且他们斗争性很强，不怕坐牢，因为抗争而坐牢的毛左可能要远多于自由派。这些在自由派的主流叙事中，都是被屏蔽了的，因为自由派掌握着大部分体制外的媒体资源（包括外媒关注），所以坐牢的自由派得到许多的报道和同情，但是坐牢的毛左，却鲜有人知道。

前两年有人做了一个中国各个省份的意识形态光谱，其中偏“右”的前五名是上海、广东、浙江、北京、江苏，偏“左”的前五名是新疆、贵州、广西、宁夏、河南。我觉得这种划分是比较粗糙的：有些地方的“左”，是官方的“左”，比如新疆，有些地方的“左”，是民间的“左”（主要是毛左），比如河南。以洛阳一地为例，这里每几百米就有一个毛左据点，经常组织各种宣传毛泽东思想的活动，不时和官方发生冲突，被抓走者不计其数，放出来后又继续和官方对抗。我问张云帆，为什么毛左人数这么庞大，却得不到相应的关注呢？他笑着说，怎么可能，毛左既反资本主义又反体制，是最危险的群体，自由派不喜欢，当局更是头疼，怎么会让我们曝光？我笑说，这个以后是可以克服的。

在与这些左翼青年对谈期间，不论托派还是两批毛左，都表达出对“反国家主义联盟”的认同，但必须说，这个联盟的困难，是可以预见到的。自由派和毛左之间的嫌隙，并不是一朝一夕产生的，要让双方产生互相信任，也不可能是一日之功。在这次＃Metoo运动中，刘瑜老师将当事人在网上揭露性侵和性骚扰比作“大鸣大放大字报”，遭到了激烈的批评，这从侧面说明，“文革”在自由派以及其他进步派那里，依然是一个精神上的禁忌。托派和毛左对自由派也有不少刻板印象。他们和我对谈时，听我讲到对两条正义原则的诠释，感到十分新鲜，因为他们所理解的自由主义就是张五常或者任志强那一套。 《惊雷》的其中一位编辑问我，中国的左翼自由主义者除了你，还有哪些人？我说，非常多，知乎上那些被骂的“白左”就是。

在不少自由派看来，毛左是最危险的敌人，甚至比当局还要危险。他们人数众多，有组织性，有战斗力，在组织内部容不下异见，在组织外，一旦得胜，就有可能把盟友一个个灭掉。这些说法在历史上不是一点根据也没有。不过放在现实来说，这种忧虑暂时还是多余的：90后和00后的青年，基本是在一个“准自由主义”的环境（或借用慈继伟先生的术语，“原始自由民主社会”）中成长起来的，他们对于一些最基本的自由，有着天然的认同和追求，他们对于“个性”也有着比前代人更高的承认，这不仅可以让我们推出“潜在的青年自由派并不少”这个结论，也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新一代的毛左和老毛左会有所不同。毛左内部，只要没有一些人来进行“整风”，这样的“准自由主义”倾向应该不会那么容易消灭。另外，毛左也不可能进行这样的“整风”，因为他们内部远非铁板一块，各个派别彼此独立，而且暂时没有一个类似毛泽东的人物。

有的人说，毛泽东思想本来就是国家主义，毛左宣称自己是“反国家主义”，只不过是权宜之计，完全不能相信。这种说法忽略了新一代毛左的精神起源和精神特质。尽管造反派在文革中一样存在着暴力行为和内部斗争，但造反派从未真正地掌握权力，他们的精神后代也尚未习得“国家主义”。张云帆在对谈的时候，还笑着把中国在海外进行势力扩张的行为称作“中特帝”，即“中国特色帝国主义”。不排除他们掌握权力以后，也和他们痛恨的官僚集团没有区别，但这种逻辑上的可能性无法构成我们事先指控他们“国家主义”的理由。

在我看来，毛左让人担忧的地方在于，由于共同分享着对毛的崇拜，新一代的毛左和老一代的毛左（乌有之乡式的“保党爱国派”）依然保持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所以也有被后者统战的可能，在那种情况下，新毛左也不介意暂时放下“反国家主义”的姿态。换言之，“反国家主义”并不是毛左的根本原则所在，对毛的崇拜和反官僚主义才是，在这一点上，新老毛左或许没有本质的区别。

另一个困难来自自由派内部。 ＃Metoo蔓延到公知圈之后，尤其是在刘瑜老师的文章出来以后，自由派内部的撕裂极其严重。一些较为保守的自由派更希望这个运动基于无罪推定的前提，讲究程序正义，以法治的落实为目标，这在一些较为激进的自由派（比如我）看来既不现实也不可欲。说不现实，不仅是因为这个国家本身并不是法治国家，还因为这个运动是去中心化的，真正的主体是那些受到性侵和性骚扰的当事人，而不是平时掌握着话语权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决定这个运动以一种什么样的形式来进行。说不可欲，是因为这会使＃Metoo的目标变得单一化，且失去它为女性赋权、撼动父权制的真正意义。站在较为保守的自由派的角度，我未必不能理解他们：他们认为暴力革命所带来的结果，要么是革命者被尽数消灭，要么是革命者取代了原来的统治者，但最后也变得和他们没有两样，所谓的“屠龙少年变成恶龙”是也。

我已经写过很多文章来批判这一种思路，在这里我不想重复一遍。在我看来，尽管较为保守的自由派已经不能为中国的政治反对者提供有借鉴意义的愿景，但他们并非（至少暂时不是）后者的敌人。较为保守的自由派里，有不少人对国家主义一样痛恨，也希望以某种方式摆脱一个不受约束的强权政府，以前如此，现在还是如此。他们有一些人也做出过实际的行动来尝试改变这个国家，为自己曾经的理想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至今没有后悔。要论“保守”的话，体制内外的自由派也不会比体制内的左派要更保守：体制内左派（比如某些学院左派），在官方看来，他们是符合自己的意识形态导向的，在体制外的抗争者看来，他们又是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如此便可两头讨好。体制内左派里远远不止一个吴冠军。

抛开较为保守的自由派，进步的自由派（左翼自由主义者）和女权主义者、托派和一部分坚定的反国家主义毛左，可以有更大程度的共识。这种共识除了我在两篇讲左翼青年的文章中所说的，民主、反国家主义、反父权制之外，从最近的一些讨论中还可以获得补充：我们承认，真正的“平等”，并不只是形式上的权利平等，而是要考虑社会的“权力结构”；不独政治地位会产生权力，资本和知识，甚至性别和种族，都会产生权力；一个良序社会，应该在考虑权力结构的前提下，让所有成员都拥有真正的个人自由、机会平等和民主参与；这样的社会如果有不平等，也应该让这样的不平等以有利于最弱势群体（在各个方面）的方式存在。

对于在洛克、伯克、哈耶克熏陶下成长起来的较为保守的自由派，很难接受这样的原则作为共识， 不过我想再次提醒他们，如果承认压迫的存在，那了解受压迫的人的需要，支援受压迫的人的斗争，不是顺理成章吗？除非他们说，他们只想要找机会移民，或者在这样的政权下能过一天是一天，又或者指望某些意外事件的发生，否则，当下由更有行动力的群体主导的抗争，难道不是唯一的出路？

需要说明的是，这只是我观察到的一个侧面，不排除我看到的全是假象，也有可能联合的困难会远超我的预期。我只是希望，所有认可上述共识的人，能够放下与“自由派”和“左派”这样的派别标签有关的争论，全心全意去关注当下的现实斗争，并且在斗争实践中进一步提炼理论和共

或许这是在赌国运以外，我们唯一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