胆固醇一样的大学生活

黃哲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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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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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大学就读的辅大大传系,创系超过半世纪,早已改制为传播学院,新任院长陈春富希望出版一本《文友养成记》,邀系友回顾大学生活。主编许顺成是我的大学长,点名要我乱写一篇,于是,我就乱写了。
敝系建筑名为文友楼,我们那届入学30周年,回到系上办桌。

我坐在教室里,周围是青春可爱陌生人,一个一个轮流上台,分享自己的姓名、高中毕业学校,以及对大学生涯的憧憬。空气中,弥漫着刚开罐的费洛蒙。

我很紧张,经历两次大学联招落榜,整整两年,每天在瓦楞纸箱大小的补习班教室里,苦啃历史年表、数学公式、英文片语,很少听见如此开朗笑声。即使考上辅大大传系新闻组,我的第二志愿,却像刑满出狱的囚犯,无法适应欢乐气氛。

轮到我上台,两条腿在牛仔裤里微微颤抖。为了不让口吃痼疾爆发,我决定打一个轻盈的屁,掩饰内心惶恐。我先在黑板上,写下大大的「37.5」,宣称是我那年联考的数学分数。

台下鸦雀无声。其实,那年数学超难,我一题都不会,只好小心翼翼猜了两题单选,复选完全不敢填。结果,蒙对了一题得5分,错了一题倒扣1.25分,只剩尴尬的3.75分。

这时,我擦掉黑板上的小数点,往前挪一位,告诉大家,这才是我真正的数学成绩。

全班爆出疯狂笑声。随后一段时间,班上同学就算喊不出我的名字,也会叫我「三点七五」。

十几年后,有次,大学学测结束,同班同学尹乃菁在广播节目里拿我当例子,说「数学考个位数,都能当上新闻网站总监,各位考不好的同学,千万不要泄气。」我才知道,自己变成励志楷模。

如果,要我写一篇《文友楼忆往》,以上会是第一页。

第二页,助教「许叉」许顺成走进教室,点名将我领走。为了协助新鲜人适应大学生活,辅大大传有「直属学长姐制」,「许叉」是家族大学兄,他带我认识其他学长姐,还有同届学伴:广告组王镇华、广电组毕伟华,一男一女,不只颜值担当,而且高瘦挺拔。我仰头看着他们,自觉像个哈比人。

第三页,大一上,冬天很快来了,害羞孤僻的我,还是不习惯跟大家一起混。于衡老师邀全班去他家包水饺,我也躲开了。每天下课,我套上灰黑色大衣,戴上爱华牌耳机,腰间别着卡带随身听,假装很忙,背著书包匆匆离开。

有次,正在文友楼中庭抽烟的同学许益智,看我故技重施,一副龟头龟脑模样,大声叫我「老乌龟」,渐渐,越来越少人叫我「三点七五」,「老乌龟」变成我大学时期的绰号。

时间快转,张廖万坚开了茶艺馆「风陵渡」、几个同学在辅大后门合租一栋透天厝,它们都是期末考后的社交中心。当时没有波尔多,只有台啤、鹿茸、竹叶青、玫瑰红,灌进肚子混成鸡尾酒,清新鲜美的肝脏,浸泡在永垂不朽的福马林里。

大三那年,好人缘的兰萱,被怂恿参选系学会会长,尹乃菁担纲副会长。已经转到广告组的刘鸿征,两肋插彩色笔帮忙画POP;张廖提议创办系刊《我们》,报禁年代初尝地下刊物滋味;当《自立晚报》记者徐璐、李永得突破禁令,偷跑到中国采访,系学会力邀他们演讲,108阶梯教室座无虚席。

那天,教室门口贴着鸿征的手绘海报,俏皮形容他们是「第一批『反攻大陆』的记者」。

大三寒假前夕,有天傍晚,我与当时女友走在中山北路上,整排商店电视播放同一则新闻:蒋经国病逝,副总统李登辉接任。距离报禁开放,还不足两星期。

我们赶上报纸百花齐放的年代,像一批跃跃欲试的小马。同学毕业后,很快找到记者工作,进入立法院、市议会、外交部,亲眼纪录杜芬舒斯的大人世界。

但我没有,虽然大学考了三年,一律只填新闻系;上了辅大,却移情别恋,不打算当记者,转身翘课看电影、窝在同学宿舍睡觉、考上舞台剧团、在儿童作文班与MTV打工,四年一觉辅大梦,还没睡醒,就收到入伍令,动身前往关东桥新兵训练中心。 =

人生就是谁知道,最后阴错阳差,我又绕回到新闻这一行。

时光继续快跑,班上同学超级变变变,变出各自模样。从世俗标签来看,我们这一班充满反差:既有蓝营名嘴,也有绿营民代;有童书作家,也有地产商人;有社会记者,也有公关业者;有主播,也有出版人;有小学老师,也有调查局干员。

(写完这段,我不禁拍大腿:新闻系就业出路也太多元了。)

但其实,拿掉这些社会标签,我们还是大一阳明山迎新宿营时,那群愣头愣脑、心高气傲的二百五,领受系上及时代的关爱与滋养。

如今,我们维持每年一到两次的聚会,还像当年一样,鬼扯打屁,争论不休,岁月让我们多了峥嵘头角,但也懂得点到为止。唯二不同的是,中年话题少了你情我爱,多了气功食疗;而且,大伙喝酒斯文许多,不再动辄在榻榻米上狂吐断片。

入学30周年,系上办桌,大家都穿上纪念恤衫。

或许你会问:大学时期的课程,难道不曾留下痕迹?当然有,若非翁秀琪老师的《传播理论》,我不会领略学术研究的严谨,进而动念报考硕士班。

若非杨志弘《杂志编辑》的方法论,我不会在大四之际,凭着一股莽勇,投入《影响电影杂志》的创刊策划。

若非徐立功的《编剧概论》,我不会略窥电影叙事的肌理细节,爱上讲述故事的古老魅力,转而嫁接到新闻写作上。

但是,但是,若问「大学最重要影响是什么?」答案人人殊异,我会说:

遇见一些有趣的书,遇见一些有趣的人,在自由的生活与思想环境中,胡乱碰撞,试探与挫折,伤害与被伤害,慢慢懂得与自己相处,慢慢懂得与世界相处,最终,琢磨成一个不让自己讨厌的人。

谢谢文友楼,以及那群擦身交会的人,还有毕业后,热情往来的学长姊与学弟妹。虽然,偶尔还是讨厌自己,然而,那些文友楼里不重要的小事,就像胆固醇缓慢沉积,堆叠出此时此刻的我。

◎照片故事:

同班同学李孟哲,有次要交摄影课作业,主题是人像,他逮住游手好闲的我,要求权充人形看板。戴着乌龟帽的我乖乖照做,留下这张假掰照片。

毕业后,孟哲继续拍片,得了一些奖,开了咖啡店,还参选嘉义市议员,到处奔波。有天,他不幸在火车上昏迷,结束才华洋溢、充满人文关怀的一生。我挑了这张配图,放进书里,希望孟哲一起留下文友楼的点滴记忆。

左为李孟哲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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