宝藏书单！近五年社科读物精选五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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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Lisa Wedeen: Authoritarian Apprehensions (2019)

叙利亚一个小村子，有天收到上峰命令：不许村民给官员拍马屁。这个命令给当地村民造成极大困扰，因为他们此前一直习惯了给官员拍马屁。这让村民们感到很焦虑，人们搞不懂这个命令到底是要图什么：如果不能自由地拍官员马屁了，还是人过的日子吗？村民们既要为怕马屁担惊受怕，又要为不拍马屁承担难以想象的后果，于是想出来一个绝妙主意：主动投案自首，把自己关进监狱里，这样就不用为拍马屁或者不拍马屁承担风险了……

这是一个虚构故事，来自叙利亚2010年一档情景喜剧，当年这个剧一度引起万人空巷，造成轰动。像这种含有政治讽刺色彩的喜剧，在巴夏尔·阿塞德（Bashar al-Assad）执政前十年并不少见，许多都能造成轰动效应。你也许觉得在一个威权主义国家，能有空间留给政治讽刺喜剧，一定是相对开明吧？也许还有许多中国人产生共鸣，尤其是看过1990年代到2000年代初春晚小品的人，可能感慨当时的政治讽刺既露骨又大胆，就觉得那20年风气还是相对开放的。当然，这些都只是未经批判的直观感受而已。

经过数十年扎根叙利亚的田野调查，芝加哥大学政治学家Lisa Wedeen 发现，在叙利亚这样的专制国家，即使政治喜剧，也可能悖论性地支持跟配合国家的规训机制，也就是说，可能有意无意地制造服从威权专制的效果。对喜剧来说，专制政府所容许的“大不敬”（irreverence）事实上也在遏制或转化其感受到的敌意——有时候，这种敌意还是故意诱导和鼓励的结果，有点像中国央视主旋律电视剧《以人民的名义》故意诱导民众对“腐败官员”产生敌意——这样的喜剧给人一种风气开明的错觉，并且强化公民对专制政府的依附和服从。

更进一步，Lisa Wedeen 就开始逐步深入探讨专制社会普遍存在的一种社会现象，简单说来就是：“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对，但是……”——这里的“但是”就显得意味深长了，因为很多情况下，由“但是”引导出来的意见，通常悖论性地抗拒我们自身的意愿——由“我明知道这样做不对”所暗示的意愿。

Lisa Wedeen 将这种情况称为“暧昧性”（ambivalence），它显示出一种在依附于现有秩序和渴望变革之间的矛盾纠结心理。更重要的是，这位政治学家从叙利亚田野调查中进一步推进和发展了意识形态理论——她认为“意识形态”（ideology）恰恰就是在日常生活实践中，通常没头没尾地表达出来的，体现情感依附的具体行为和话语。意识形态不止存在于政府支持者那里，在中间派和反对派之间也普遍存在。意识形态呈现出来的矛盾和焦虑特质，很好地体现在上述“暧昧性”之中。

这个新的意识形态概念是Lisa Wedeen 对其在1999年提出“象征性的规训权力”的进一步发展。在《统治的模糊性》（ The Ambiguities of Domination , 1999/2015）中，Lisa Wedeen 发现，叙利亚专制政府旨在通过大肆推动对时任总统哈菲兹·阿萨德（Hafez al-Assad，现任叙利亚总统巴夏尔·阿塞德的父亲）的个人崇拜，制造服从（compliance）。也就是说，叙利亚专制政府的统治策略是基于服从而不是基于合法性（legitimacy）：专制政权通过强迫民众参与针对独裁者的致敬仪式来制造服从，即便参与者和发起者都不相信政府的虚假宣传，服从仍然产生了——服从的具体形式，就是官僚和平民行为举止“好像”（“as if”这个概念对Lisa Wedeen 很重要）表现出对领袖的敬拜。这种“好像”政治（a politics of “as if”）看上去既不理性，又虚伪透顶，但是非常有效地制造了服从，因为只有言语和行为上表演服从，才能实现权力实体化（to substantiate rather than legitimate power）。

这种情况在中国同样存在——中国重新兴起对国家领导人的个人崇拜，很大程度上也是为了强化服从，而不是为了塑造领导人的合法性。这种服从形式，不但体现在上至官僚下至平民针对习近平本人的“学习”活动、“学习”会议、“学习”报告、“学习”语录、“学习强国”软体等一系列活动，也体现在习近平语录和形象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每个角落。即便对习近平本人不满、或者不相信官方宣传的人，在公开场合仍然表现出服从。很多时候，个人加强自我审查（包括网民规避网络审查）也是一种服从形式。

本书精彩跌出的田野调查案例和分析，及其敏锐的洞察力和发人深省的深描，对比照和了解中国的社会现象和专制主义制度有深刻借鉴意义。值得一提的是，本书作者故意采用“Authoritarian Apprehensions”命名本书，主要基于“apprehension”一词三重意思：抓捕、忧虑和理解。本书也正是围绕这三重意思来展开。另外，从前面提到的《统治的模糊性》（1999/2015）一书可以看出，Lisa Wedeen 深受象征派人类学家Clifford Geertz 影响，她的理论大厦根基就是从象征人类学开始的。

2. Rana Mitter: China's Good War (2020).

牛津大学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Rana Mitter 在本书里提出了一个概念：“开罗综合征”（Cairo Syndrome）。这个概念指的是中国不断通过回顾二战（也就是中国的抗日战争史）和战后时期来塑造道德制高点和增加自己（以及尽可能削弱日本）在战后国际秩序中的发言权。

这个“开罗综合征”得名于1943年的“开罗会议”。 “开罗会议”在西方世界看来，并没有多特别的重要性，但是在中国跟台湾，看起来情况似乎并不是这样。 2013年，全世界只有中国跟台湾举行了“开罗会议70周年纪念”。到2015年中国的主旋律电影《开罗宣言》才假托美国罗斯福总统之口，道出中国想要成为“负责任的世界大国”的自我定位。

这种沉浸于二战史的民族狂热，给人一种感觉，就好像中国一直没有走出战后时期——或者说，中国的战后时期太过于漫长。同盟国和轴心国多少都经历了艰难的战后重建，但是中国没有经历过。因为在1945年二战结束以后，紧跟着1946年中国就爆发了内战，内战结束后中国又经历了长达三十多年社会动荡。 1949年以后，在忙于共产主义革命的前三十年里，有关抗日战争的集体记忆通常只限于官方纪念活动或者用于歌颂共产党的样板戏表演，在民间这类集体记忆远远不像1982年以后那样强烈。

1982年似乎是一个转折点。在长达三十多年共产主义动乱告一段落之后，中国刚刚开启改革开放。这时候共产主义信仰开始出现危机，并且在那以后再没有一种意识形态足以比肩共产主义来凝聚人心。这一年中日建交才10年，而且正在大力支持中国改革开放。但是也在这一年，日本修改教科书引起了争议，给中国提供了一个通过塑造民族主义来重新凝聚人心的借口。从那以后，中国就开始越来越沉迷于二战叙事，不但在国内大肆宣扬修正主义历史观、推动奠基于这种历史观的所谓“爱国主义教育”，还在国际交往中频频重申领土诉求以及中国作为二战战胜国的国际地位。

Rana Mitter 注意到，中国迟迟不肯走出二战历史可能由多种因素造成。一是有关抗日战争（但事实上是修改过）的集体记忆被用来重塑中国的政治文化。尤其是在不以阶级斗争为纲之后，抗日战争史被用来塑造一种新的民族主义和改造民族认同。其次是中国借由抗日战争将本民族描绘成占据道德制高点的强大战胜国。到习近平时代，抗日战争仍然被当作中国近代反抗侵略史中一次完全的胜利来纪念。第三点也与这个企图有关：中国希望通过不断重申战胜国地位和道德制高点，来攫取更重要的国际发言权和更高的国际地位。第四点与第三点也息息相关：中国的国际关系就是由跟二战史有关的观念来形塑的。中国具体是怎么做的？

本书对于深度分析中国社会的反日现象，追溯中国的二战史修正主义观念之形成，对于中日关系研究有重要启发意义。比如在作者看来，中日关系最好不要理解成冲突关系，而是要将这种关系，纳入到中国有关自身民族认同本质持续争论之中来看。这里又回到开头的话题：中国为什么这么在乎“开罗会议”？本书作者认为，这关系到中国是否能够重新接续1930-1940年代未完成的民族性改造。

本书曾荣获2021年“亚洲研究图书奖”（ICAS Book Prize）。但是不可否认该书缺陷也相当明显。比如这项研究建立在这样一个假设之上：中国重新融入国际秩序并不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与此同时，作者也没有解释为什么中国会采纳二战历史话语来重塑民族认同和民族主义。另外值得探讨的话题是：中国这种修正主义历史观对于中国如何感知和认识战后国际秩序有什么影响？

3. Marshall Sahlins: The New Science of the Enchanted Universe (2022)

本书是芝加哥大学人类学家Marshall Sahlins 最后一部力作。中文读者知道Marshall Sahlins，通常是因为《历史隐喻与神话现实》（ Historical metaphors and mythical realities , 1981）、《历史之岛》（ Islands of History , 1985）跟著名论文《甜蜜的悲哀》（ The Sadness of Sweetness , 1996）。通过这位人类学家化腐朽为神奇的精湛技艺，许多读者都记住了库克船长（Captain James Cook）在被夏威夷原住民杀死后是如何被煮得香喷喷的。

Marshall Sahlins 所关心课题与其写作一样，一如既往地吸引读者。这位极富创造力的人类学家到晚年开始思考一门新科学，不管是对人类学，还是对政治学和哲学，都有着极大启发性。这门新科学是围绕一种“宇宙城邦制”（cosmopoliteia）假说来进行的。

Marshall Sahlins 深入考察了大量民族志、考古学、历史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神学和神话学文献，他发现，人类历史上绝大部分文化都将超自然力量（神、鬼、妖、精灵和半兽人或半神人等等）看成是真实的人或者“元人”（metapersons），看成是与人类互动并且操控人类命运的宇宙社会的一员。也就是说，这些“元人”并不是哲学意义上的先验概念，而是内在于经验中的真实概念。这种概念对康德主义来说是颠覆性的，因为这些作为“物自体”（Ding an sich）的“元人”，不但是可知的（knowable），还是与人类社会互动的（sociable）。这些“元人”是某种高级人类形态，而宇宙社会就是由这种种高级人类形态与人类存在共同构成的等级社会，人类社会不过是这个等级社会的小小的一部分。

这个“宇宙城邦制”假说可以表述为：人类社会并非是复刻超越于其上的某种神圣秩序，而是这种神圣秩序的延伸，并且自身也构成了这个秩序的一部分。

Marshall Sahlins 发现，即使在组织程度最低、最缺乏等级体系的部落社会，也有赖于依靠一个经过等级化组织的宇宙社会（a hierarchically organized, cosmic polity），在这种社会底下，人处于依附地位，人对这个社会心心念念，表现恭顺，并且知道自己是处于弱势，易受伤害。比如生活在北极圈的Naskapi人，将血喙蝇（moose-fly）看成是管理鱼类和Naskapi 族的主人，Naskapi 渔民能不能捕到渔获（或者捕到什么渔获），取决于渔民有多顺从于掌管渔业的灵力（spirit-power）。但Naskapi人是毫无社会组织的，也没有所谓权威存在，他们只知顺从于来自灵力的统治力量，因为是灵力保障他们的生存条件：如果他们在捕鱼技术上有所成效，全赖于他们与渔获主宰者的关系。

又比如亚马逊河流域的Achuar 人，他们主要依靠捕猎和最原始的刀耕火种为生。其社会组织程度接近于零，没有酋长，没有村庄和社群，也没有母系或父系氏族。但是这并不意味着Achuar 人是没有社会制度或社会形态的。管理猎物的“猎获之母”（game mothers）同样掌管着Achuar 人的社会秩序，因为狩猎行动须得与“猎获之母”协议之后才能取得效果。这个“猎获之母”就像是个“大号的人”（an outsized personage），所有狩猎对象（game-persons）——也被认为是“人”——都处在“猎获之母”的权威之下，由她根据与猎人的协议来分配和决定最终猎获。对于Achuar 妇女来说，木薯和其他农作物之母Nunkui 女神，也是某种制度或法则的化身。妇女通过一套复杂的声音、隐喻和服从姿态，用符咒来将自己变成Nunkui 的化身，将农作物作为自己孩子来养育。

有鉴于这一特点，我们的人类学家说：人并不是凭空创造了神，而是将已经作为其生存条件的力量视为现实。人并没有想象神，而是将超出人的力量客体化和主体化，而他们自己有赖于依靠这种力量生老病死。正因如此，Marshall Sahlins 说，大部分人类历史和社会形态都表明，人的存在已经是他律化的结果（human existence…has been heteronomous）。

Marshall Sahlins 的“元人”概念似乎在超自然力量跟构成超自然秩序的规范性法则之间犹豫不决。对政治哲学来说，“元人”像是一种超出人类社会、破除人类中心主义迷信的制度性规范，像是人与自然秩序协商的结果，既不是纯然专断的，也不是纯然被动的。而“宇宙城邦制”假说显然将研究触角，进一步推进到“政治人类学”或“政治神学”领域，也许这就是Marshall Sahlins 最后想象的新科学。

这本书同时也引起我们思考，构成我们知识主体的历史性经验是如何构成制度性现实和政治社会的。可以说，Marshall Sahlins 的探索和提出一系列遗留问题，对政治和政治社会如何形成构成了新的挑战，因为在无政府状态下的人类社会，仍可能是制度化的，即使这样的社会毫无组织可言。政治再一次成了巨大的谜题。

中文读者比较少知道的是这位人类学家还专门研究过中国的孔子学院，并发表过《孔子学院：恶意学术插件》（ Confucius Institute: Academic Malware , 2015）来表达强烈反对意见（这本书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美国针对孔子学院的遏制性政策）。

4. Zhou Xueguang: The Logic of Governance in China (2022)

本书作者是斯坦福大学政治学家周雪光教授，该书中文版《中国国家治理的制度逻辑》出版于2017年，但是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遭到北京当局下架，也不再重印。但本书英文版与中文版内容上存在很大不同，大部分材料都有重新修改和重写，期间作者的思想也发生了较大变化，可以说与中文版是两本书了。

本书的思想雏形可以追溯到2015年的论文《从黄宗羲定律到帝国的逻辑：中国国家治理逻辑的历史线索》，该文提出，中华帝国的国家治理逻辑是：通过在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间和在（中央）象征性权力跟（地方）实质性权力之间找平衡，来克服帝国国家治理的“委托-代理”难题。

到本书英文版，周雪光将关注重心放在中央集权与实质性地方治理之间的“基础性紧张关系”（the fundamental tension）上。为克服这种基础性紧张关系，中国历史上出现了四种反应机制：一是基于稳定的制度安排，在中央政策与地方执行之间出现可变结合；二是稳定但有弹性非正式制度与正式制度共存，并补充正式制度；三是政治措辞和官方意识形态的仪式化，在维持地方官员象征性服从和保障央地权威在实践上的松散结合上发挥的重要作用；四是由上而下的政治运动（top-down campaign-style mobilization）被中央政府用来加强中央权威，重新划定地方灵活性的边界，以及加强央地权威的可变结合。

由于应对“基础性紧张关系”的制度性安排自身存在的局限性，中国在向法治和官僚体制理性化进行制度转型的过程中遭遇了巨大困难。不同于基于法律和理性合法化的韦伯式官僚系统的特点，中国官僚体制往往受制于中央政府任意专断的权力。因为法治、官僚体制理性化、专业化等新制度跟新机制倾向于削弱中央权威，催生出地方自主和多中心管理模式，这被认为对集中中央权威和对上级权威任意专断地干预地方构成威胁。与此同时，法治和官僚体制理性化有促成不同地区推行标准化实践的倾向，这就会大大减损地方政府灵活贯彻中央政策的执行力，降低地方治理的效力。

这种现象并不是当代中国特有问题，而是历史上就存在。以清代乾隆朝“叫魂”案为例，1768年由“叫魂”巫术引发的恐慌，迅速从中国南方传到华北地区，引起朝廷震动。皇帝认为这种现象是造反的幌子，地方政府不得不用掩盖事情真相来逃避责任。于是皇帝就发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政治运动，调动各级官员追究造反头目并严惩逃避责任的官员，结果很多官员就因为涉嫌谋反和逃避责任遭到严惩。但是到年底时才发现，根本不存在所谓造反证据，连密谋造反的证据也没找到。皇帝只好叫停了政治运动，象征性抓几个高官当替罪羊。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绝不少见。由习近平发起的反腐运动也是这样。本来中国有公检法系统来惩治腐败问题，但不管是习近平的中央纪检委，还是其前任的中央政法委，都成了超越常规法律程序之上的反腐手段。但习近平反腐运动不但达到了运动规模，还大大强化了中央集权。不但如此，习近平时代涌现的“扶贫运动”、“餐桌革命”、“厕所革命”、“垃圾革命”……全是由中央直接发起的、直接干预到地方和个人的政治运动，本质上与乾隆皇帝发起的追究“叫魂”案运动如出一辙。

周雪光说，中国历史上绝大部分时间都奉行这种灵活、松散的制度性实践。虽然表面上看起来灵活性和适应性似乎是制度化社会的有益补充，但是其代价也非常明显，尤其是效率低下而且自身缺乏稳定性。

这种不稳定的央地紧张关系既是社会动荡的根源，也是造成改朝换代频繁的重要原因。最重要的是，这种不稳定的制度缺陷实际上有反制度化或者抵制制度化的倾向。在这种制度之下，官僚体制的理性化和常规化进程，总是遭到中央政府用任意而且专断的权威打乱。由于缺乏可依赖的法律制度同时规范和约束中央和地方权力，中国官僚系统内部也与中国社会一样，将“关系”视为减少阻力、规避风险和绕开常规法律程序的重要手段之一。在这种政治生态中，结党营私和系统性腐败现象是无法根治的，而且中央与地方互不信任还加深了自身的不安全感。这种情况使得中国历史像遵循某个周期一样循环。

5. Niko Kolodny: The Pecking Order (2023)

John Rawls 在其名著《正义论》（ A Theory of Justice , 1971）中遗留下来一些问题没有得到解决。第一，个体享有的自由权利应与其他人的同等权利相容，但是也存在不懂得如何运用自由权利的情况。这时候政府如果跳出来以“为你好”的名义干预你，是否会对你自由权利构成侵害？第二，差别原则与机会均等原则事实上是基于已有社会等级体系提出来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基于平等主义的真空进行政治设计，而是基于承认社会现状是由差异构成的。这个“差异”并不只是指你与邻居不同，也指社会阶层差异。比如李嘉诚与自营杂货店店主就存在阶层差异，就算政策倾向于杂货店老板并且他享有同等竞争机会，李嘉诚在现有社会等级中所掌握的话语权跟影响力，仍然可能促成不平等的社会关系。

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政治哲学家Niko Kolodny 针对John Rawls 遗留下来的问题，提出了新方案，其主张可以视为是进一步细化John Rawls 的自由和平等原则：其一，在拥有能够改善自身生活的机会时，人才是自由的；其二，人的自由不应该受到侵犯，不论这种侵犯是不是以“为你好”的理由做出来的；其三，人的平等权利指人不应在社会等级体系中被置于“从属”（inferiority）位置。

用作者自己的概括来说就是；要求改善的诉求（claims to improvement）、不受侵犯的权利（rigths against invasion）和要求不被置于从属位置的诉求（claims against inferiority）。

在Niko Kolodny 看来，人的政治审度，与其说是受自由驱动的，不如说是受从属（inferiority）驱动的。然而，所谓“claims against inferiority”并不是要反对从属关系本身（而且也不可能），而是要行为人（在主观或客观上）避免涉及从属关系的行为。在行为人是国家的时候，要求不被置于从属位置的诉求，就是要求国家避免或不可造成权力和权威出现不受制约的不对称性（untempered asymmetries），防止或者消除不受制约且不应该的悬殊差异（untempered, unmerited disparities in regard）。

Niko Kolodny 之所以特别在乎“从属”问题，是因为国家与个人处于极不对称的等级关系中。国家是已经确定的社会结构，个体与国家的关系在持续发展。国家可以触及的范围和领域非常广泛，不但涵盖社会的角角落落，还可能持续伸张。再者，鲜有限制可制约国家对个人合法施加的影响和命令。尤其是个人要避免与国家发生以上关系，不但成本过高，还难度极大。而且国家的决议通常是终极决议：因为国家始终处于社会等级最高位置，在国家之上再没有可以申诉的地方。与此同时，先前谈论公民权利平等时忽视了这样一个事实：你与他人在公平权利上的平等，主要是因为你们与国家之间存在互动。也就是说，权利平等是通过互动来体现的，而互动是在社会阶层和等级体系已经存在的环境中发生的，这就很难避免互动过程受到这些因素制约。

个体能够做什么呢？就作者列举出来的案例来看，比如要求惩治腐败、要求反对歧视、要求平等待遇、要求法治、要求同等自由权利、要求机会均等、要求治理贫困问题以及要求不受侵犯自由的干预等等。

值得一提的是，不论是“hierarchy”，还是“inferiority”，在Niko Kolodny 的哲学体系中都与常规用法有不太一致的地方。 Niko Kolodny 在强调社会等级的时候，这里的等级并不是作为一种等级制度，而是作为一种由阶层分化导致的现实；在用到“inferiority” 一词时，主要用来指代在社会等级中处于从属地位或不利位置的情况。

承认作为一种社会现实的社会等级，并不是要加深等级鸿沟和凸显等级的不公平之处，而是恰恰相反：个人在社会等级制造的巨大压迫感面前被迫屈从，被迫牺牲自己的自由来达成妥协，这个问题是可以通过制度性保障申诉权利来解决的。也可以说，承认社会等级这一现实，是为了解决由社会等级引发的不公。

Niko Kolodny 认为，单纯地声索自由平等权利是抽象的，而要求不被置于从属位置则是更加具体地解决社会等级体系可能对个体造成的不公，包括威胁到个体充分实践自由权利。于是自由与平等权利的问题，被转换成了解决个体在社会等级中可能被迫从属和被迫让渡权利的问题，也就是说，被置换成了解决从属性关系问题。

但是从Niko Kolodny 的描述来看，解决从属性关系问题，重心被放在个体对反抗社会等级不合理之上，体现出一种由下而上的追索路径，从国家层面通过制度性设计来对抗社会等级体系（也许更有效）却没有受到深入讨论。另外，如果个体在纠正等级体系的过程中，因遭遇到巨大阻力和成本，主动屈从于社会现实的情况，他应该得到哪些制度性协助和补偿呢？这些都是有待深入考察的问题。

原文链接： 宝藏书单！近五年社科读物精选五种（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