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對製度失望：從史航性騷擾事件看“米兔”情感動員

從4月底開始，史航被曝性騷擾事件引發的輿論風波持續了十余天。當“米兔”運動進入第六年，在政府持續加劇的壓制和圍剿之下仍能夠製造這樣的聲勢，是中國女權運動驕傲的成就，儘管這種聲勢的形態，可能和運動參與者曾經的預期有所不同。本文係對一次內部圓桌討論的彙編，從女權者的角度，以支持“米兔”為前提，就“史航事件”探討中國女權運動的當下形勢及其發展與適應性的策略。

中國式“取消”：對製度失望之後的輿論策略

在關注者的呼籲下，多家機構發布聲明取消與和史航的合作。這讓人想起美國的“取消文化”，但在中國，此前常見的只是以女性為主要消費者的商業公司回應她們的抵制，機構因性騷擾指控而公開和某名人切割，並且有這樣的規模，在中國還是第一次。這無疑體現了中國女權的強大。在一個充滿了審查和壓迫的環境中，女權者仍然能就性騷擾問題快速形成廣泛共識，並將其帶向整個社會，因此才能對那些機構形成足夠壓力。但前提是，這仍然是一個不穩定、內部充滿矛盾，並且隨時可能關閉的空間。女權的力量只有在針對非政府性的機構時才能發揮，並且只在這些機構沒有得到審查或者其他來自政府的直接或間接的保護的前提下。

人們已經對製度失望和放棄。體現在“史航事件”中，人們自覺且共識地迴避了法律性的解決途徑，並且將不尋求法律救濟的選擇集體正當化。這肯定不是“米兔”當初的方向。 2018年年初中國“米兔”從高校興起，以在高校建立反性騷擾機制為最初的訴求，而機制改革在近兩年幾乎不再被提及。從2018年到2020年，弦子為了讓法律給一個示範性的公正而就朱軍性騷擾漫長搏鬥。而今諸多教訓，包括“鐵鍊女事件”和“唐山打人”事件中問責的無力，以及一些重要“米兔”案訴訟的失敗，讓人們意識到製度性改革無望，以及法律救濟並非為女性而設。

女性從尋求法律解決，到意識到法律並不能可靠地保護，甚至意味著對女性維權的進一步施暴和懲罰，只經歷了短短幾年的時間。有些人，如史航的揭發者，完全拒絕訴諸法律；另一些人會投訴或報警，但同時尋求輿論支持以保障自己的訴求能夠得到回應。而支持者們甚至會保護性地阻止女性嘗試法律維權，甚至，不主張女性訴諸法律，已經成了當今支持“米兔”的標準之一。

社會運動曾經希望通過體制外施壓最終促進體制內解決，而今天只寄希望於基於體制外和訴諸輿論的訴求，目標只有讓施暴者道歉、“社死”。然而，只有政府的封殺可以讓人真正“社死”，女權者沒有這樣的能力。勝訴的鄧飛重新活躍，宣稱要自首的雷闖一直都在逃避和試圖回歸。他們的同盟從沒有真的放棄他們。施暴者坐擁的男權資本仍在，只是暫時蟄伏。發動輿論“取消”他們作為唯一的懲戒手段，也只是一時的勝利。

這是一個所有人都怕行差踏錯，成為網暴對象的年代，不管是受暴者、施暴者，還是曾經和施暴者有瓜葛的人和機構。機構的脆弱性在於，它們經常負擔著政府所規定的“道德”和維穩責任，因此絕對不想成為負面輿論的焦點。從這個角度來說，它們與史航的切割是一種退出風暴漩渦的策略，保全名譽的同時也不被政府所歸咎。

“史航事件”的持續發酵有一定的偶然性。一方面，它起源於“一頁”創始人被曝性侵員工未遂所引發的一場針對行業的“即興憤怒”，有文藝青年的關注和一些媒體人的推動；另一方面，或許是因為性騷擾的性質沒有強奸惡劣，史航的身份也不具有任何敏感性，令就這一事件的討論能夠倖存於審查。但討論的影響力並沒能擴散到後續曝光的其他事件，或者其他更主流的行業。同時這一切也隨時可能迅速地結束，因為沒有人知道警察是否、何時會介入。

這不是將一切歸因於巧合。每個行業都有一堆性騷擾者早已在女性的黑名單上，被人們悄聲議論“為何還沒被'米兔'”。此時此刻史航成為了一個突破點。一定還有女性在努力曝光其他事件，只是沒能成為網絡爆點。女權運動正在越來越只由個案的爆發所推動。一起事件爆發，人們因憤怒而虛擬地聚集，之後關注漸漸消退，等待下一起事件發生。在這種模式下，運動根本談不上策略化。無論事件本身的結果是正或負，過程中都不存在組織性的倡導，也沒有強有力的集體訴求被提出。

女權者的憤怒在相當程度上仍然被允許存在，儘管越來越逼近臨界點。憤怒在網絡上可能產生突破性的影響，但把憤怒引向制度性的改變和問責，是絕對不被允許的。比如有人就“史航事件”組織小型討論活動，即使參與者只有幾十人，被警察追踪和懲罰的風險也遠遠大於在網上發言。因為組織活動意味著為運動建立動員結構，促進有共同目標的集體行動的誕生。僅有散漫的網絡輿論並構不成威脅。在社交媒體時代，線上的湧動不通往線下的變革，形成一種中國特色的社會運動 “奇觀”。

“小作文”：網暴時代的受害者敘事模式

今日“米兔”靠受害者在社交媒體上的自述推動。反女權的人戲謔、輕蔑地稱這種形式為“寫小作文”，以此否認受害者的主體性，剝奪她們的表達。到了“史航事件”，當事人之一直接宣稱自己的文章就是一篇“標準的小作文”。這篇檄文在微博和朋友圈都極具情感號召力，儘管也有人認為它過度修辭。

受害者的表達方式並不影響女權者對事件本身的判斷。但文本還是透視了“米兔”運動的現狀：控訴的模式化以及越來越依靠情感動員而非事實來錨定正當性。

從2018年開始，“米兔”受害者的寫作就高度類型化，這是網絡輿論和受害者雙向選擇的結果。例如房思琪已經成為一個經典文學形象，被諸多受害者在控訴時用以自我詮釋。儘管房思琪的未成年並不能準確對應大部分“米兔”發聲者的年齡，但她在通俗意義上幫助人們理解，一個充斥強姦文化的社會，如何迫使受害者內化痛苦以生存。房思琪弱小無辜的“完美受害者”故事為受害者提供了一種最方便、最具解釋性，且具有情感動員效果的語言。

“米兔”早年的文本樸素，但那時受害者們已經明顯地通過相互學習和觀察輿論反應而培養“網感”，學習講述一種能被大眾接受，又避免自己遭到反噬的故事。在今天更惡劣的網絡環境下，受害者的“小作文”和幾年前相比已經是千錘百煉，誕生過程中可能就經過了很多雙眼睛的預審。

國家主義者發明了這麼一句話：“拋開事實不談”——事實已經不重要，立場才重要。在網絡暴力的時代，勝利靠拉人站隊，誰能夠更早、更強地錨定和動員大眾的情緒，誰就能鎖定勝局。女權者也被迫拋開事實——並不是受害者不掌握事實或者證據不足，而是她們意識到，呈現和聚焦事實並不會帶來傳播的優勢而是相反。如果她們真的做了大量呈現事實的工作，其結果可能反而不及我們今天所看到的。在一個女性和受害者會被極度審視的環境中，暴露事實意味著提供被細節質疑的入口，並且令受害者陷入無限自證的困局。通過拒絕解釋事實，轉而訴諸情感，今日“米兔”在一個對受害者極度惡劣的環境裡建立了廣泛的輿論。

網暴屠戮女性的案例已經太多，而且今天的受害者也極度恐懼遭到反訴，因此當她們上網，不得不萬分謹慎。女權者期待一個“米兔”引領者——不僅是受害者，還能以個人身份和公眾直接交流，並從而以個人經驗強有力地像徵這個運動。放下受害者常有的糾結痛苦，以“復仇者”和“女戰士”的姿態站出來，順應了當下情感充沛亟需寄託的女權社群的期待。

完全基於公開社交媒體活動的女權者本來就擅長“小作文”——訴諸女性日常生活和個人情感的表達。雖然女權網絡化的直接原因是公共空間的逼仄，並因此有許多局限，但網絡女權做著一項重要的工作，即將女性的日常經驗與女權話語聯繫起來，以此賦權女性並加強女性同盟。在網上，女權者發展出一套可以讓她們迅速相互辨認和集結的內部話語。所有人都意識到自己正身處一場網絡性別戰爭，女權者能夠訴諸的唯一武器，就是社交媒體上的集體攻擊。

情感動員的危機首先是另一方尤其是男權一方可能通過更暗黑的操作扭轉局面，如朱軍借助其網絡代理人反轉一些人對弦子的支持。當“米兔”變成“小作文”競爭，意味著發聲者每一步都行走在被輿論拋棄和吞噬的邊緣。從群體來說，在網絡性別戰爭中女性從來難佔上風。男權者對女權者的網暴更具毀滅性。女權者在暫時的勝利之後可能要付出慘烈的代價。

男權-威權主義所營造的暴力環境，限定了女權運動的邊界，也深刻地影響了社群內部的思想。在運動如此脆弱的今天，人們不能也不允許再增加運動自身的問題。開放對複雜性的討論就意味著將弱點暴露給“敵人”。能實行的只有模式化的和符合黑白好惡的論述，人們沒有辦法去擁抱真實且矛盾的女性形象。

對女權主義的忠誠也讓人們自覺不去批評站出來發聲的女權者，即使這意味著不關注事實和對情緒無限的肯定、利用和放大。不關注事實，意味著也不能充分討論女權被選擇性或是過度利用的現象，包括“米兔”中曾出現的個別不實指控。

性騷擾是基於受害者而非加害者的主觀感受，女權者要給予受害者最大支持，這都是無疑的公理。但這並不意味著受害者的感受不需要被包容地確認，她們的闡述不能被討論。有些人有貞操思想，有些受害者可能與施暴者有利益糾纏，這都是確實存在的。女權者說“沒有完美受害者”，然而為了在性別戰爭中佔上風，還是不得不或主動或者被動地塑造著完美受害者。在這個過程裡面，女權主義關於性和性騷擾的思辨可能被簡化。

換一個角度則是，“米兔”和反性騷擾話語的建構讓許多女性有機會命名她們的遭遇，但同時她們也被局限，只有借用反性騷擾的模板才能表達自己對兩性關係不平等的不滿。

女性一直都在職場被性化，被貶損和被剝削。一個年輕女性進入一個行業，卻不被尊重職業身份，不被承認專業性，而是被視為獵物和資源。而她必須接受，和權力結構互動——所謂“混圈”，才能在職場生存。這就是當下許多行業的普遍生態。但即使性和性別的不平等始終和普遍，受暴者卻只能描述和歸因某個暴力發生的特殊節點，並且套用一個懵懂的未成年女孩的故事，才能成功控訴。

性別結構導致女性經常帶著脆弱和潛在受剝削者的狀態進入性關係，就這種狀態，“同意”作為標準本身是失準的。 “米兔”的主張是，在權勢之下即使看似合意的關係也可能是性暴力。但女性控訴還是得使用一套能經受住男權審問的語言，強調施暴和反抗；否則就會被歸於情感糾紛或“潛規則”，變成曖昧的私人問題。公共輿論不能幫女性懲罰“渣男”，女性體驗到的太多不公難以名狀和無法救濟。為了避免在輿論戰中慘敗，女性不能承認自己有慾望或私心，只能藉助這個社會已有的程序，標籤化自己的經歷。女權者也被迫接受現實，即復雜的討論已經越發不可能。

為運動尋求議程、結構和對話

女權者試圖通過抵制以懲戒史航，給男性名人再次設置行為紅線，讓他們意識到女權不可觸犯。這是必要的，但各行業中生產性暴力的權力結構仍在。面對越來越狹窄的行動空間、充斥暴力的輿論環境和運動本身的情緒化，行動者的自我定位何在？沒有人能對整個運動負責，也沒有人能對運動中其他人的言行負責。在這個前提下，承認運動當下的困難，行動者所尋求的永遠是建設性。

今天社交媒體上每天都有新的女權賬號湧現，人們並不相識也無法保持一致。在去中心化的運動中，行動者仍然可以在機會窗口打開之時設置行動性議程，努力將針對史航個人的憤怒轉化為公共性的討論和社會層面的行動，即使只停留在網絡上。哪怕是小規模的討論和行動練習，也是在為運動建立可持續的動員結構。

當輿論退潮，運動進入平淡期，恰恰是人們更有精力、更渴望思考的時候。性別戰爭中集體對外的“進攻”掩蓋了女權社群內在的不信任和潛在的暴力。社群內缺少安全空間，人們因害怕衝突而難以展開深入對話。建設公共空間需要都有在思維上走出安全區的意願，從而一起提昇在衝突和壓力中發展思辨的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