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争取自由到身陷囹圄：一个女性行动者的看守所记录

6 月 6 日

每次被提讯，倪明（化名）都要戴着手铐，头罩一个黑色布套穿过走廊，两眼从布套的洞里露出来，用她自己的话说，“像电影里的劫匪”。头套材质很硬，杵在脖子上，她用手扶着往前走，勉强能看清脚下的路。

倪明是一名出生于新疆的“酷儿女权主义者”，2022年刚大学毕业，活跃在女权和性少数行动的领域。同年10月，北京“四通桥抗议事件”发生后，倪明印制了事件相关的海报，张贴在地铁站女厕所隔间，并在墙上用马克笔书写了若干和平抗议的标语。她旋即以“寻衅滋事”的罪名被捕，在看守所被关押了近四个月。

2023年初取保候审之后，倪明建了一个文档，想记述自己的看守所生活，但迟迟难以开始，因为“脑袋和行动都很抗拒”。她觉得这可能一种自我保护机制：“你得强行把无意识压抑的那些情绪和记忆给打开……一听到关键词，瞬间那些（负面的）东西就会猛地涌上来。”

如今，在和朋友的日常交流中，她已经能够自然地将被关押期间的故事当作笑谈。但痛苦的回忆还是不时闪现，正因如此，她觉得：“我觉得需要去真的面对一些东西”。这敦促她去做公共表达，整理并说出那时的经历、感受。

“想要所有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

2022年10月13日，“四通桥事件”当天，倪明下班后打开手机，看到很多朋友说自己哭了。她错过了网络上的大部分讨论，从一片“已删除”中勉强拼凑出事件经过，一个人默默地消化这些信息。

当时倪明在一个偏远的城边村做社区服务工作。二十大前后，政府再次强调“动态清零政策可持续而且必须坚持”，防疫带来的社会管控有增无减。倪明在工作单位准备了很久的活动被要求停办，理由是正值“特殊时期”。在她看来，当地外来务工者主要从事服务及建筑行业，在不平等的政策环境和经济冲击下处于格外脆弱的位置，生活和家庭“受过度防疫政策的影响更大”。

但与此同时，比起在校园或者中心城市，因为人们缺乏了解相关信息的资源和渠道，抗议事件在这里几乎不被任何人提起。周围人的境遇与反应，与倪明的认知与感受之间，产生了割裂。

后来几天，倪明得知一些大学开始禁止学生在校内打印纸制品，可能是有同学响应了抗议，校方以此对学生的言行做出限制。这一切让她感到荒谬，“看不到希望”。原本她就因为双相情感障碍长期服药，政治抑郁和情绪问题给她带来了双重困境。她迫切需要“走到真实的物理空间”去和别人“对话”——“如果没有一个具体的行动，我的生活就过不下去了。”

10月下旬，“一个寒风凛冽的秋日”，倪明受天气影响，心情格外低沉。就在当天，她下定了决心，将海报贴在临近城边村的地铁站。在海报和旁边的墙上，她写下了标语：“我们看见了”，“和平抗议，不再沉默”，“不要谎言要尊严，不要核酸要吃饭，不要封控要自由”……

她没想过自己的行动能产生多大反响，“说不定下一个进隔间的人就直接把它揭掉或者报警了”。虽然也有“被发现了会有后果”的心理准备，只是“有人看到，并且对此产生共鸣”，这个可能性对她而言更加重要。

第二天无事发生，于是倪明又印了新的海报放在家里。半夜，她被一阵响动吵醒，开门看见“乌泱泱的黑色”：十几个警察站在门外，她的室友正在试图阻拦。警察借口疫情流调冲进倪明的卧室，看见传单，说：“不用找了，就是她。”

后来她才知道，警察根据公厕外的监控调查了一天一夜，挨个排查事发时间段进出的人，最后锁定在她身上。

倪明的房间被搜查了一遍。警察拿着她在境外网站购物的票据反复盘问，“觉得肯定是有境外势力给我打钱”。其中一名警察看见房间里的书和宣传册，问她是不是女权主义者。倪明下意识回答“是”，之后有点后悔，“我不知道他定义的女权主义者是什么”。

可能因为她是年轻女性，警察的态度比较客气。但她不能在家里自由活动，上厕所必须开着门，由一名女警在门外看守，这使她第一次意识到“权利被剥夺”——此后直到被羁押，再到取保候审，她都再没有机会拥有私人空间。

凌晨，倪明被带到派出所，坐在审讯室的铁椅子上，不同部门的警察轮番讯问，要求她交代贴标语的目的。

刚开始她“完全按照自己的话语方式”和警察对话。对方问她，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为什么“不去工作，去做这些事情”，倪明回答，因为“想要所有人都能够有尊严地活着”。她意识到，可能因为是默认的共识，自己和朋友之间都几乎从未有过这样的交流，当下警察抛出来的问题反而促使她思考自己行动的“深层动机”。

她尽可能真诚地讲述成长经历对自己的影响，从她在新疆“七五事件”后感受到的网络和言论控制，到作为少数民族、女性和性少数的边缘体验。警察却好像听不懂，认为她在故意用复杂的语言“迷惑他们”。倪明觉得警察已经准备好了一套叙事，只是想从她身上得到更多细节来佐证：他们关心的是她如何获取VPN和境外信息，是不是“有组织有预谋”“意图分裂国家”。

审讯持续了24小时，中途倪明累到直接坐在椅子上睡着了，警察让她“再坚持一下”。得知要被转移到看守所，她“心下一沉”，因为确实没想到，只是“贴些海报、写些标语”，后果会那么严重。但警察告诉她去了就可以休息，以至于她甚至有点迫不及待，“后来我知道被他们骗了”。

去看守所那天，她原本计划去精神科复诊。眼看到了医生的下班时间，审讯还没结束，警察为了安抚她，声称他们能“把医生叫过来”。而等她终于被带到医院，走完规定的防疫流程，预约的医生早已离开了。

坐在候诊处，倪明的眼泪随着被压抑的情绪一起涌出来，这是她被捕后初次崩溃。她对警察的最后一丝信任消失了：“他们自以为很有特权，根本不顾其它的规则。”

失去自由

倪明所在的监室约三十平米，关押了14个人。一块比床略高的铺板占据整个监室三分之二，剩下的空间最多可以容纳一个人来回走动。她一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指定铺位上度过，坐卧的空间“就是那一个点”，吃饭也是蹲在铺板上。

初到看守所的倪明是个“刺头”，第一天就和“头板（注：负责管理监室其他人的在押人员）”发生了争执，理由是她想坐在地上吃饭：“我看了监规，没有一个说吃饭不能坐着。”头板说不行，告诉她就算是“六七十岁的老太太”，身体不好，也一样得蹲着吃。争吵声引起了不知在哪里的监室管教的注意，声音从喇叭里传来，提醒倪明注意纪律，“看守所不是所有的规定都写出来的”。倪明蹲下来，哭着把饭吃完了。

在押人员的一天严格遵守时间秩序，为了竞争“文明监室”，每个监室还有自己的一套制度。早晨不到6点半，值班人员就会挨个把所有人叫醒，大家躺在铺板上“蠕动着”穿衣服、叠被子，等管教一打铃就马上收拾好铺盖起床，排队进卫生间洗漱。

倪明每天早上需要服药，但发药的时间不固定，她需要随时准备着。有时正刷着牙，医生来了，她就要马上吐掉嘴里的牙膏过去领药。吃药也有一套严格的流程：一只手拿水杯，一只手接过药放进嘴里，咽下去后张嘴给管教检查，同时伸手证明没有把药藏起来，最后左转走回自己的位置。她不止一次因为没伸手或转错方向被责备。

吃完早饭，不同监室背诵监规的声音此起彼伏，有时背诵材料会换成《弟子规》或《朱子治家格言》。倪明说：“反正我都没背。”期间管教会安排一个人去给监室所有人接水——包括饮用水和生活用水在内，她们一天只有两次接水的时间。

上午每个人按规定待在自己的铺位上“坐板”，大家一般会趁这时排队上厕所。倪明进看守所的时间最晚，按“辈分”排在最后：“看守所生活对我的膀胱是极大的挑战。”

9点，电视上开始播放监规，教育她们“早点认罪认罚”。10点前后是放风时间，时长十几到二十分钟不等，“看管教心情”。大家懒懒散散地做一套广播体操，随后监室的铁门打开，她们出去“走圈”，管教在二楼来回巡视。

在押人员被允许一周洗一次澡，洗两次头，每次7到11分钟不等，有人在旁边倒计时，“7分，6分，5分，30秒，20秒……”每天晚上6点40分，她们坐在铺板上等待7点的新闻联播，所有人必须全程看完。10点前大家再次排队上厕所，结束一天。

按照正规程序，刑事拘留的最长期限是37天，之后检察院决定是否批捕。但倪明进看守所当天就收到“停止计算羁押期限”的通知书，理由是她有双相病史，司法部门要对她进行精神病鉴定。而医生因为健康码弹窗进不了看守所，导致她的羁押时间被无限拖延。

此外，看守所还对倪明进行了内部会诊，主要目的是判断她“是不是有自杀倾向”，“会不会威胁到别人的安全”。倪明告诉医生，自己“病情非常稳定，一直按时用药”，但此后她还是作为“重大风险人员”被实施针对性管控：

她要身穿红色识别服，除了管教外，还有四个同监室在押人员轮流看管她，随时随地必须有一个人在她一米以内。只要“没看住”她，这些人就会挨骂，甚至整个监室都可能受罚，因此赶上忙碌的时候，每个人脾气都不太好。倪明去厕所要打报告，休息时段也不能大幅度活动身体。有一次，她想把手撑在墙壁上压一下背，就被头板制止了，“可能是因为我背对着监控”。

她觉得自己被禁锢在扭曲的制度里，渴望着一些“难以企及的东西”：“我不能去责怪我身边的这些人，因为他们也很委屈。但我找不到一个协商的空间。”一开始她每天起床后会对自己说，“荒谬的一天又要开始了”，而很快，她就只是“机械化地”度过每一天。

11月中旬，倪明接受了第二次会诊。医生远程出现在电视屏幕里，她则被锁在铁椅子上，戴着手铐。她形容自己讲述时“声泪俱下”。医生问她回想起当初的行为有什么感受，倪明说，她曾在标语中写下“自由”，希望不被强制隔离、不受言论管制，“我现在坐在这里，你让我去思考自由这件事情，我觉得太讽刺了”。

监室里的性教育

偶尔倪明会收到朋友寄来的信，这是她“补充能量”的机会，尽管这些信件经过审查后才能到她手上，她看完后还要立刻当着管教的面撕碎，扔进垃圾桶。有时她读着读着就哭了，被管教粗暴地制止。从管教室回监室的路上，她不断回忆信件的内容，躺在板上午休的时候也在心里重复，想要延长字句带来的幸福感。“总体上来说，这些时刻还是非常匮乏的。”

11月底，倪明所在的城市爆发大规模疫情，政府称当地正面临“新冠疫情以来最复杂最严峻防疫形势”，看守所随即进入严格封控状态，几乎断绝了一切与外界的往来。当时倪明有一种“深刻的孤独感和绝望感”：“如果世界末日要来了，我要和这群人待在一起，那我不如去死。”

25岁的倪明在整个监室年纪最小，管其他人叫“姐姐”和“阿姨”。除她之外大部分人都是经济犯，“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冤枉”。倪明说：“我是监室唯一一个真的觉得自己做了什么才会进看守所的人”。因为疫情，许多人的案子没有进展，监室中弥漫着怨气，大家“一直骂公检法”，对彼此的态度也非常粗暴。

倪明和其他人没什么共同话题，周六日大家凑在一起打牌，她通常就一个人待着看书或看电视。她在外面开朗活跃，有很多朋友，在这里号友对她的评价却是“不太爱说话”。倪明也意识到，缺乏交流让她的生活空间进一步变得逼仄，但她对这些号友“没有那么多的好奇心”，也觉得难以相互理解。

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元旦，头板要求每人在联欢晚会上出一个节目。倪明不愿意唱歌跳舞，“面对着一屋子女的”，她决定表演女权话剧《阴道之道》中的一幕《在妇产科》，内容是一位妇产科医生讲述老中青三代女性经历的堕胎、妇科疾病和性羞耻。

她把台词在脑海里复习了好几遍。表演完后，姐姐们表现出超乎她预料的兴趣，夸她“多才多艺”，表示对其中一些讲述有共鸣，有些内容以后“想要去传达给她们的小孩”。倪明很开心，此前她从未在这里谈论过自己“真正关心的事情”，这是第一次展露自己日常生活中真实的一面。她意识到自己还有发声的能力：“我并没有被完全地打倒。”

2023年1月12日，冬天第一场雪降临，一个外出开庭的姐姐带回了这个消息。看守所里几乎看不到天空，大家也少有机会看天气预报，却对外面的天气变化极为关心。在充满不确定性的等待里，她们依靠节气和“数九”来计量“日子的刻度”。

随着“乙类乙管”政策的实施，疫情政策转向，倪明在看守所里的时间也重新开始流动。2月初，她“盼星星盼月亮”，终于收到了精神鉴定报告和“重新计算羁押期限”通知，这意味着她至少能对未来有所预期，并且有机会被取保候审。

不过这时倪明已经“习惯于抹杀过于乐观的念头”，告诉自己“专注当下的看守所生活”，在里面“施展拳脚”多做点事情。

2月8日，取保的消息比想象中更迅速地传来，她还是照常和其他人一起排队洗漱、洗衣服、看新闻联播，总觉得“不到最后一秒事情都没有成真”。

监室的姐姐和阿姨表现得比她更高兴，为她唱《祝你平安》和《明天会更好》，每人说了几句祝福的话。有人要她的饭盒和拖鞋，想讨个彩头，有人托她给外面的亲友带话。

倪明有一个很“奢侈”的小荷包，是一位阿姨用牙刷毛做针，拆了棉衣上的线、床单布和口罩松紧带，利用各种违禁物和“无与伦比的创造力”所缝制的。但这个她刚收到没几天、非常珍惜的小礼物，因为离开的时候不能带任何东西，也不得随着她的回忆一起留在了监室里。

晚上8点左右，倪明被管教带离监室，身后有人对她喊“向前走，别回头”，但她还是回过头挥了挥手。意识到不用带手铐，她还有点不习惯。走出监室，她下意识像往常被提讯一样蹲下，又马上反应过来，站直了身体。

随后，“跟电视剧一样”，她站在看守所大门口，看着门被缓缓推开。

在春天到来之际和朋友相会

当晚，倪明在派出所见到了担保她的朋友，两人“痛哭流涕”地抱在了一起。朋友看着着她说：“你怎么这么瘦。”

第二天早晨，因为在看守所留下的习惯，倪明醒得很早。她出门走上街道，雪落在身上，带来一种踏实的重量。她心想，自己现在真的“在看守所外面”了。

她仿佛被“空降”到这个已经开放的城市，一切天翻地覆。一天她在出租车上看到“上个时期遗留下来的”健康码，瞬间有些恍惚。她这时才真切地感受到外界的变化：有些“真真实实存在过”的事物无声无息地被抹去了。

很快她就习惯了不用戴口罩、不用扫码登记身份信息的生活。但身体的记忆没有那么容易消除：因为闭经和失眠，她服用了一段时间的药物；有时在床上翻个身，看守所里的回忆就突然闪现，好像自己还身处铺板上那个狭小的空间里。

取保后的第一个月，她一直在辗转搬家。刚开始她住在朋友家里，两个便衣24小时守在门口，她一出门他们就跟在后面，“毫不掩饰自己在跟踪”。后来她搬到一间短租房，辖区派出所的警察每隔几天就上门登记信息。第三次搬家，警察直接找到房东要求终止合约，她从警察那里得知，“整个区都不会接收我的材料”。倪明内心并非毫无准备，但反复的协商和争执让她感到头痛：“你会发现他们是真的不可理喻。”

一开始，她在社交软件上收到朋友们慰问的信息，出于风险考虑不敢回复。另一方面，“从四通桥抗议一直到白纸（运动）中间，我不知道发生了多少事情，可能大多数都是无声无息的。”她渐渐获知一些朋友也曾身陷囹圄，有的甚至尚未被释放。

对此她有一种难解的愧疚，“我自己已经安全了，但是还有很多人正在遭遇着不幸”。

渐渐地，她意识到，无论是自己还是其他被捕者，即使得到了声援，“那些叙事”也是由朋友或媒体来完成，大家始终都无法自己发声。因此她决定停止自我审查，“用自己的语言告诉大家到底发生了什么”。

2月下旬，26岁生日当天，倪明发了出来后的第一条朋友圈：“十月那个凌晨我没能来得及道别，走进了一个荒谬又封闭的空间，一百多期新闻联播成为了感知和捕捉真实世界的镜像。在春天到来之际，我终于有机会读到朋友们的来信……”配图有一张她以前组织社区活动的照片：阳光很好，她站在草坪上。朋友们在下面留下一排排流泪和拥抱的表情。有人对她说：“生日快乐，自由万岁。”

此后的一年，倪明过着按月被传唤做笔录、“签字画押”的日子。

她始终被“来源于公权力”的焦虑感环绕，有时走在路上，碰见“穿着一身黑、戴帽子、戴口罩”的男性，就会下意识怀疑自己被跟踪了，收到陌生号码来电也会有一瞬间的心慌。但她也在努力休养生息，调节自己的情绪：社交平台上，她介绍自己是“自由职业者”，工作领域是“给朋友们染头发，还有给朋友们的猫按摩”；每次去警局，她都要向警察“展现一个新的发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