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經濟崩盤的斯里蘭卡，這裡有一個全女衝浪俱樂部

以下文章來自BIE別的，作者BIE別的

是否有發現，最近朋友圈去峇裡島、泰國、日本的人數呈指數式成長？

內循環三年你我都累了，儘管今年整個消費大降級，但報復式旅遊還是要的，不管是度假模式，還是特種兵模式。

跟許多把疫情後第一個國外目的地定在海邊的人一樣，我在年初就迫不及待買好機票、辦好簽證，準備時隔四年，再次前往斯里蘭卡衝浪。

說到出國衝浪，我實在對早已淪為白人集散地的巴厘島無感，倒是斯里蘭卡這個印度洋小國，從我十年前第一次作為國際義工前往，到四年前為了學衝浪再次踏足，這裡一直是窮遊、避世的理想之地。關於這裡的風景人文為何如此吸引國際遊客，一位在斯里蘭卡生活了十八年的伊朗攝影師用一種浪漫的說法解釋：因為這裡有著地球上最小的地心引力，所以這裡的一切都輕飄飄的、慵懶的（人和流浪狗都是）、沒有壓力的。

跟全世界不少島國一樣，幾百年來，斯里蘭卡一直國命多舛。幾百年的殖民統治結束後，一場持續了26 年的內戰到2009 年才結束。和平維持到第十個年頭，2019 年復活節當天，恐怖組織伊斯蘭國在斯里蘭卡境內策劃了一連串炸彈攻擊，重創當時剛進入上升期的當地旅遊業。緊接著，新冠疫情開始，直接引發2022 年的經濟危機，國家宣布破產。

但我知道，斯里蘭卡的悲情，和這片土地的詩意，是不矛盾的。我忐忑地攥著「這個地方變了嗎？這裡的人變了嗎？他們現在該如何繼續生活」的疑問，回到這片南亞土地上尋找答案。

01 處在七彩泡泡裡的衝浪勝地

在離開首都科倫坡前往東部衝浪勝地Arugam Bay 當天，我的Airbnb 房東、一位從業三十多年的斯里蘭卡資深記者向我形容：“那裡的人都活在一個七彩泡泡裡。”

在到達Arugam Bay 的第三天，每每想起她的這個比喻，都感嘆太過準確——

滿街上身赤膊的男子和身穿比基尼的女子；路上的白人數量遠超過當地人；每家餐廳都在放著難以名狀的百大DJ 音樂；輕食店一碗水果smoothie 可以賣50 人民幣，咖啡35 人民幣，相當於已開發國家超一線城市消費水準；沒有一輛打表計價的tuk tuk 車（當地一種交通工具），遊客區制有一套相較於其他城市溢價四到五倍的打車收費標準；由於正值旺季，每個當地人都恨不得把自己家當旅館出租，最便宜的無空調房也要120 人民幣一晚......

發生在我身上最離譜的一次，上車前說好3000 盧比的車程，下車時被要價13000 盧比。在爭論時，司機說：“你在這裡過得很開心對吧，那這錢就值了。”

在這個一向以「微笑」作為宣傳名片的旅遊勝地，「快樂」已成一種商品－你來旅遊，為快樂花錢是應該的。但該以什麼標準為「快樂」定價呢？

根據《鏡報》2022 年的數據，斯里蘭卡四成貧困家庭（一個家庭平均3.7 名成員）的月收入只有26,431 盧比（約合人民幣500 元），兩成家庭只有17,572 盧比（約合人民幣327 元） 。中產階級約六成家庭月入56,079盧比（約1,261 元）。

10 年前第一次來，一盒優格20 盧比，以當時的匯率是人民幣1 元。 10 年後，一盒優格70 盧比，以現在的匯率是人民幣1.5 元。這只是一盒酸奶，當地人越來越吃不起飯是無比真實且當下的事，而對遊客來說幾乎沒感覺。

斯里蘭卡不大，全國有東部Arugam Bay 和南部Weligama 兩處衝浪勝地，由於海島氣候，兩個浪點的浪季正好錯開，夏天到東海岸衝，冬天浪人和商家集體遷徙到南海岸。今年是經濟危機爆發後的第一個夏天，遊人如梭的Arugam Bay，就是那塊人人搶奪的香餑餑。

遊客像乳牛一樣被擠，與之對應的是為了減少開支每天少吃一頓的本地人。看著各種溢價的帳目單，我第一次在旅途上感到一種沉甸甸的無力感。用記者房東的話說就是：“作為遊客，哪怕你知道自己被宰了，但你還是會選擇給錢他們，因為來這裡的遊客對當地人的生活現狀感到難過，施捨能讓心裡好過一點。”

在Arugam Bay，不管在旅館、餐廳，或是衝浪俱樂部，極少能看見女性員工。斯里蘭卡低收入家庭的女性，很少有機會能在進入婚姻生活後繼續工作，一是由於工作技能缺失，二是生活和育兒的需要，她們長時間待在家裡，依靠丈夫出外工作賺錢養家。

經濟危機下女性就業更成問題。最近旅遊業復甦，國際遊客增加，選擇到遊客區當tuk tuk 司機的當地人越來越多，但由於缺乏外匯，斯里蘭卡在今年五月停止從印度等國家進口tuk tuk 車，申請車和牌照的費用遠遠超出一般居民可負擔的範圍，令這個原本就被男性主導的工種，在女性面前門檻變高。

正當我心灰意冷之時，此時卻有一群當地女性，正高舉旗幟進入另一個原本由男性主導的工種：衝浪教練。

02 從浪外到浪裡的當地女性

一項全球數據顯示，在低收入國家，只有15% 女性能夠在無人協助的情況下游泳。斯里蘭卡雖然四面環海，但卻是世界上溺水死亡率最高的國家之一。 「大海是危險的」 ，這種被內化的恐懼更是在2004 年印度洋大地震後升級，地震引發的海嘯在斯里蘭卡境內造成三萬多人死亡，我認識的不少當地朋友兒時因此失去雙親，成為孤兒。

對許多女性來說，衝浪並不是屬於她們的選擇，擺在她們面前的，是種族文化、經濟、社會制度，甚至宗教各層面的阻礙，這些阻礙往往由於潛在的權力結構不平衡而造成的。父權制從斯里蘭卡的社會延伸至家庭，女性所處的從屬地位使其不具有重要事務的決策權。從童年到青春期，再到成年，成為人母，女性的每個生命階段都面臨不同的社會期望、性別規訓和傳統約束，被其他人決定自己的生命大事。

女性的身份和阻礙在其一生都在變化。斯里蘭卡的農村女性在月經初潮後成為“大姑娘”，在青春期，被期望待在家裡照顧家人，而不是參與公共場合的娛樂活動，跟男性的交往也會受限。衝浪往往跟著派對、性、酒精，還有所謂的「beach boy」文化綁定。在鄉村地區，人們認為衝浪會讓女性皮膚變得黑黝、身材變得壯實，不僅影響婚姻，還可能敗壞名聲，更別提費用高昂的衝浪課程和裝備使人難以負擔。成為母親後，花在家人身上的時間更是變多，除了有償的社會工作，還需要做大量無償的家務勞動，無暇外出衝浪。出於安全和名聲，斯里蘭卡家庭往往會為了保護妻女，不允許她們衝浪。

根據資料記載，從 1960 年代開始，陸續有來自西方的衝浪愛好者前往斯里蘭卡，開發浪點並且把衝浪這項運動教授給當地人。從60 年代末期，慢慢有當地男性開始在斯里蘭卡南部衝浪。而當地女性進入衝浪運動，一直到近十年才慢慢發生。

來自Arugam Bay 週邊漁村的Shamali Sanjaya 從2011 年開始衝浪，是當地其中一個最早衝浪的女性，也是斯里蘭卡第一個女子衝浪俱樂部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下文簡稱ABGSC）的現任主席兼創始人之一。

儘管有一個當衝浪教練的父親和一個拿過全國衝浪冠軍的哥哥，Shamali 並沒有從小被鼓勵成為衝浪愛好者。 2011 年，來自美國加州的Tiffany Carothers 跟她的丈夫和兩個孩子一起搬到了Arugam Bay，成為Shamali 的鄰居。在一次偶然的機會下，她把板子借給了Shamali 並帶她去衝浪。自此之後，衝浪成為了Shamali 生活中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她在2020 年參加了斯里蘭卡首個女子衝浪比賽，在懷孕四個月時依然每週參加比賽。經濟危機爆發後的2022 年10 月，她和俱樂部裡的另外8 名成員，在S4IG 計劃（計劃旨在透過旅遊業價值鏈的技能發展創新，為邊緣和弱勢群體，特別是婦女和殘疾人，創造在可持續的就業機會，增加收入和業務）的資助下，集體取得ISA 一級教練資格證和海洋救援（國際認可的、最權威的衝浪資格證書之一）。這意味著她們可以作為衝浪教練，為自己在當地創造謀生條件。

2015 年，Tiffany Carothers 在東海岸針對當地女性開始進行每週一次的「Girls Make Waves（下文簡稱GMW）」衝浪教學。 2018 年10 月，一群當地女性在Tiffany 和另外兩位國際衝浪愛好者Martina Burtscher 和Amanda Prifti 的幫助下，成立了斯里蘭卡首個女子衝浪俱樂部「Arugam Bay Girls Surf Club」。為了把影響力擴展到南海岸，2018 年11 月，Martina Burtscher 和Amanda Prifti繼而創立了「SeaSisters」。這場由衝浪帶起、被《衛報》譽為「一場由斯里蘭卡女性帶領的安靜變革」正在一點一點地改變當地女性的社會地位。

在四年前的一個浪人派對上，衝浪的朋友說：「你一定要見見Martina。」於是這次我聯繫上了這位SeaSisters 的聯合創始人，希望了解更多關於她們發起這場「運動」的經歷。

BIE：哈囉Martina，可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自己嗎？

Martina：我叫Martina Burtscher，來自奧地利，是SeaSisters 的聯合創始人，這是一家位於斯里蘭卡南海岸，專注於婦女賦能、海洋安全和環境保護的社會企業，將游泳和衝浪作為一項推動社會變革的工具，為斯里蘭卡本地的女孩和婦女創造一個能讓她們享受海洋的安全空間。

BIE：身為一個白人女性，你是在什麼時候，又是怎麼發現斯里蘭卡女性所面臨的困境？為什麼你會覺得衝浪可以成為一種能夠造成改變的工具？

Martina：2017 年我第一次來到斯里蘭卡。當時我正為碩士論文進行一項全球範圍的、題為“女性造浪（Women Making Waves）”的學術研究，這是一項關於全球南部地區衝浪和女性賦能之間關係的研究，斯里蘭卡的女性衝浪者是這項研究的關注重點。

在那一次的旅程，我認識了一群在Arugam Bay 的女性衝浪先鋒，她們透過GMW 的計畫學習衝浪。我進行了三個月的在地調查，去了解當地女性的生活，也意識到她們在衝浪運動中所面臨的多重阻礙。 2018 年我回到了這裡，相繼幫助她們成立了ABGSC 和SeaSisters。這兩個組織目前都由當地女性運營，為當地女性服務，並且持續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女性前來了解和擔任志工。

在做研究的時候，我一直在觀察和思考「身為女性意味著什麼」。在衝浪前，我們需要讓女性知道，衝浪是她們的選擇。透過衝浪，把海洋這個原本令人抗拒和恐懼的不安全空間，轉變為能夠包容、療癒和賦能的安全空間。在這個安全空間裡，她們可以學習新的生活技能，結交新的朋友和社交網絡，享受表達和行動的自由，建立新的關係和社會規則，並且相互作用，讓女性領導自然發生。所以你可以看到，衝浪不管是從個人、集體或社會結構層面，都能成為推動改變的工具。

BIE：斯里蘭卡是一個保守的國家，你身為外來者，有著不同的膚色和背景，這一路以來你是怎麼取得這些當地女性和她們家人的信任的呢？

Martina：我到Arugam Bay 的時候，在Tiffany 和她家人多年的努力下，GMW 計畫已經在當地建立了一定的信任基礎。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女性衝浪者，女性之間總有一種透過熱情形成的連結。我身為一個來自歐洲的白人學者，很清楚我在這裡是一個擁有特權的局外人。進行研究時，為了避免“他者化”，我也會不斷反思自己所處的立場和階級。

從參與者的自身來看，許多成員在剛開始的時候，都是由於受到朋友、家人等外部推動的鼓勵，嘗試接觸衝浪，正是這些外部的推動者，為她們開闢出一個新的空間。例如，成員Ayomi 對衝浪很感興趣，但覺得自己一個人無法獨立衝浪。在GMW 課程開始後，她終於有機會和另一個女孩一起學習。另一位成員Susanthika 表示：「當我看到大家都在衝浪時，我覺得我也應該去。」在SeaSisters 啟動之後，消息很快就在小小的漁村里傳開來，非常多女孩和婦女都來問怎麼才能學習游泳和衝浪，以致於我們需要製定等候名單。這些例子都告訴我們，她們都在等待一種“可能性”，一旦這種可能性出現了，人們就會這樣事物感興趣，並且參與其中。反過來看，這其實是女性賦能過程中的“意識轉變”，女性透過這種意識重塑對“自己可能成為什麼人和做什麼事”的想像。

信任感的建立也需要當地女性的努力，一個成功的地方榜樣，能夠成為這場改變的「催化劑」。 Shamali Sanjaya 的故事在當地早已家喻戶曉。剛開始她的家人也不支持她學習衝浪，但她用行動證明了衝浪沒有什麼不好，她在衝浪的同時，也保持了自己作為一名斯里蘭卡人的文化價值觀，贏得他人的尊重。這一切都為那些有抱負的女性衝浪者鋪平了路，她的故事對農村地區的女性尤其有意義，因為大家都是在這種背景下成長的。

BIE：這三個組織成立好一段時間了，可以跟我們分享一個典型的成功案例嗎？

Martina：GMW 的成員Mona，在2004 年的海嘯失去了她的母親，她從此留下了極深的心理創傷，多年來無法走近海邊。 2017 年，在朋友的說服下，她嘗試參與衝浪課程。儘管全程都十分緊張不安，但她並沒有放棄。當時我和她在一起，她知道我會照顧她，所以我非常信任我。她努力趴在板上抓到幾個浪，感受到乘上浪尖的愉悅感。她形容：「我感受到了一種力量湧進我的內心。」在這之後，她繼續衝浪，並且嘗試在板上用雙腳站起來。

31 歲的Mona 在一次訪問裡說：衝浪讓我忘記海嘯帶來的創傷，過去的我，面對大海只感到悲傷，現在我希望能夠獲得快樂，我想要更多，我想學習更多，我想要衝更多的浪。這渴望使我忘記那些讓我難過的事。現在我想要抓住那道屬於我自己的浪。

到現在，Mona 都會參與我們日常的衝浪活動，有時還會帶上她的兩個女兒。她再也不想停下來了。我相信，她之所以能戰勝內心深處的恐懼，是因為她跟組織成員在一起的時候，能感到前所未有的巨大安全感，激發了對自己的信任，去做一些過去從未想過自己能完成的事。

事實上，（在採訪前）我剛剛和她透過電話，她非常自豪地告訴我，她通過了ISA 的考核，很快她就能成為衝浪教練。

BIE：性別結構的重組不能只靠一種性別的努力，而當地男性在全女性的衝浪俱樂部裡擔任著一種什麼樣的角色呢？他們怎麼能夠參與？

Martina：為了營造一個只有女性的安全空間，男性不能參加我們的衝浪計畫。不過，我們會跟當地男性進行大量的溝通，試著影響他們對性別規範的看法，並獲得他們對衝浪計畫的支持。同樣，成員們日漸開放的心態也會影響身邊男性的態度。

想起一個小插曲，當地旅遊局的負責人（男性）曾告訴我們： 「如果想幫助斯里蘭卡女性，你應該給她們買縫紉機，而不是帶她們去衝浪。」後來，他們意識到女性從事衝浪教練能夠在為當地旅遊業創造收入後，這些負責人也開始積極支持當地女性從事衝浪事業。

這證明了，重塑男性對女性社會角色的看法在這場變革至關重要，因為男性依然在公共和私人場域影響著女性的行動度與其對公共事業的參與度。

BIE：最後，一個很沉重的問題，疫情幾年，組織是怎麼撐過來的？經濟危機後，有成員因為家庭因素而放棄衝浪嗎？

Martina：疫情期間，這裡跟世界其他地方一樣，經歷了區域封鎖、交通管制等，國際志工紛紛回自己的國家，女性游泳教練數量不足，人們的生存需求遠優先於娛樂需求，我們不得不暫停SeaSisters 的活動。在2022 年2 月，課程重新開始。

斯里蘭卡從去年到現在，人們的生活都十分困難，面臨多重危機，無法去預想接下來會發生什麼事情，也不知道會對這邊的衝浪運動產生什麼影響。去年這個時候的Arugam Bay 沒有遊客，燃料短缺，衝浪者連浪點都去不了，甚至需要用馬車出行。不過，斯里蘭卡人民在過去多次危機中，都證明了他們強韌的民族生命力。我不認為SeaSisters 的大家會完全放棄衝浪，或許哪一天，她們又能重新拿起衝浪板，去追尋內心的激情，到時候，她們會再次快樂起來的。

對於能夠衝浪的人來說，那些跟大海融為一體、乘在浪尖上的每一分每一秒，是從現實抽離的短暫瞬間。這個社會有太多讓人不自由的因素，但至少在衝浪的時候，能讓你忘記這些不自由。

在Arugam Bay 的最後幾天，我租了一輛摩托車，載著衝浪板，去到一個人少的浪點，在日落下，抓到一道很長很長的浪。划水回到等浪區時，我與身邊的女孩相視而笑。我們不認識彼此，但衝浪足以讓我們在同一片海裡為此刻的快樂慶祝，這種快樂是無法被定價的。

世界正在變糟，但你要相信生命力。

/作者：肥牛

//編輯：肥牛

//排版：板磚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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