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明專制的悖論

去年發展政治學領域出版了一本大部頭的著作，那就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冊叫做《 政治秩序與政治衰敗》），這本書對政治秩序的研究從史前時代一直到當代社會，跨越度極大，論述範圍遍及全球。由於福山本人之前就因《歷史的終結》一書而聞名，他本人又是亨廷頓的弟子，這樣一本大部頭普一出版就引起了學界的關注，被翻譯成了中文。

但是其後這本的境遇在學界和民間讀書界的遭遇可謂判若雲泥。在專業的政治學和政治哲學圈裡，福山這本書的核心理念是受批評的；但在民間讀書界這本書評價還是很高，豆瓣得分都在8.5分以上。我自己比較認同學界的看法，福山對發展政治學的這些觀點有嚴重的問題。

劉瑜在批評了福山關於政治發展的順序論後指出，「當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藥方」有沒有用以及多麼有用，政治問題不等於智識問題，這是最基本的道理。對很多國家的政府和民眾來說， “藥方”並非不知，只是難為：利益的、觀念的、資源的束縛使得“通往丹麥之路”異常艱難。”

今天發展政治學的發展其實已經非常細緻、精密，對一個國家進行政治診斷並提出最優的改革方案並不是難題。難的是政治實踐，由於歷史原因（民族認同和國家認同）、現實利益（專制君主不願改革、一黨獨裁不願放棄）、社會結構（利益集團挾持最高統治者）等方面的原因，任何改革、革命都變得困難重重。這裡面一個比較核心的問題就是開明專制悖論。

劉瑜批評了福山關於法治、國家建構、民主問責的先後順序論。並且指出福山注意到了發展中國家普遍存在的庇護制依附於民主制下的現象，但卻忽視了專制政體下同樣存在庇護制以及更嚴重的“家天下”等情況。包剛升指出在缺乏憲政法治傳統的第三世界國家，法治與民主問責制高度相關（開明專制可以部分不相關）；並且良好的國家建構需要提升的是民族國家的能力，但僅僅單方面的提高一個國家的專制能力，在許多情況下反倒會妨礙國家能力的提升，反過來也阻礙國家建構。例如傳統帝制中國，像秦朝建立起了無與倫比的專制能力，但這種極端濫用民力的王朝二世就滅亡了，而像明清這樣的專制政府，先不論其統治對經濟發展的阻礙作用，單論其國家能力也是遠遠不能與同時期的英國比的，民族國家的意識更是無從談起。

福山認為“威權主義條件下通常能更有效地塑造強有力的民族認同”，這一論點同樣存在問題。威權主義和民主制度同樣都能塑造國家/民族認同，但也同樣有可能損害國家/民族認同的塑造。南斯拉夫與印度就是反例，南斯拉夫在南共統治期間並未能建立起南斯拉夫的民族認同，印度反而在民主制下建立越來越強的印度人認同（儘管相比其他國家弱很多）。

而威權政府所塑造的現代國家建構有時候可能只是一種幻象。在多族群、多宗教、貧富懸殊或等級嚴重分化的社會，威權主義可以依靠武力和高壓手段抹平衝突、壓制不同社會集團的政治訴求，但在很多時候僅僅只是掩蓋了問題而非真正解決了問題，一旦威權不在，就會引發強力反彈。無論民主政體或威權政體，要解決問題，都需要良好的政策與統治。

我們只能說，良好的威權主義（朴正熙或蔣經國式的開明專制）或許能更有效的塑造國家/民族認同，但通常來說優質高效的威權主義通常只會在那些有著強國家傳統且社會結構比較平等的國家出現。

從歷史經驗來看，世界上通往現代化的道路基本上有幾種。第一種以英美為代表，歷史上存在著悠久的憲政民主傳統，在現代國家誕生的同時就已經產生民主法治。這種經驗對第三世界國家基本上沒有複製的可能性。類似北美殖民地那樣的自治民主，需要其人民具有很高的德性才能建立。第二種以德日為代表，雖然其最高權力未能建立民主體制，但地方上向來自治，最高統治者也比較開明，法治的原則能夠得到很大程度的貫徹。第三種，以韓台為代表，由於偶然的內部和外部因素，其威權政府擁有一個憲政法統。而這個威權政府的開明專制者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實行地方民主自治、貫徹法治原則。

世界上的已開發國家基本上就這三類。第三世界國家可有不經歷一個開明專制統治階段而直接邁入已開發國家的案例？目前我們還沒有看到，但是博茨瓦納絕對是一個值得注意的特例，博茨瓦納自獨立後就建立了民主政治，一直良好運轉至今，期間避免了庇護制​​和腐敗，還維持了很高的經濟增長速度。這是我們目前所能見到的唯一案例。

那麼從機率上來說，一個發展中國家如何建構政體，最有可能儘早現代化呢？今天的第三世界民主國家，大都擁有一個還不錯的憲法，只是憲法的實施有些問題。另外國家和民族認同也大都存在問題，國家權力渙散；普遍存在福山提到的庇護主義，庇護制導致這些國家嚴重腐敗。這類國家在90年代以前曾經許多都是專制威權政體，但是由於這些專制政府統治不良，其後紛紛被推翻（國內網上常有認為這類國家適合獨裁統治的言論）。對於這些國家，在當前的困境下，以韓台為代表的開明專制政體是他們可能實現的最快現代化路徑。

首先這類開明專制政體在提升國家能力，塑造統一的國家民族認同上享有優勢。像台灣的本省人，在國民政府來台前受日本幾十年統治，許多人都只會說日語了，與大陸人之間隔閡很深，判若兩個民族。幾十年的中國人意識教育將兩邊的差異融合得很小了。開明專制政府追求政令統一、令行禁止，決策不受制約，國家能力瞬間就能提升。

其次，開明專制政權致力於現代化建設，建立法治秩序，並專注於地方自治建設。這一系列的措施都能有效控制腐敗，提升國家能力，促進經濟發展。最終有助於塑造一個強大的民族國家。

但是悖論​​也正在這裡。首先開明專制的建立本身不是沒有代價。開明專制者不是由軍事政變上台，就是由革命政黨奪權建立，極少從民主政府內部產生。在多族群、多元宗教、貧富懸殊或等級嚴重分化的發展中國家，上述手段建立開明專制的代價可能會很大，而不顧任何代價去追求建立一個獨裁政體可能會走到開明專制的反面。並且上面已經提到，越是發展水平高、社會矛盾小的國家越能夠毫無阻礙的建立優質高效的開明專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開明專制者可遇而不可求。一個透過各種方法上台的獨裁者，其本人是否開明完全取決於運氣，誰也沒法人為製造一個開明專制者。拉美地區以前盛行的獨裁者考迪羅，絕大多數的考迪羅統治都比較糟糕，好的考迪羅極少。自二戰以來世界上誕生的獨裁者有許多，但稱得上開明專制者的僅有寥寥幾位，大多數獨裁者因為統治敗壞沒能統治多久就被推翻了。

當然，這個理論對我們來說也不是完全沒有一點意義。如果你住在巴列維國王統治下的伊朗，你就不能輕易去試圖推翻他。在發展中國家，如果已經出現了一個開明專制者，也許他可能犯過某些錯誤，甚至犯下一些罪行，你也不要去輕易打倒他。他的統治倒台後，你的境遇可能會更差。就像趙鼎新在美國遇到那批伊朗當年的學生，一個個後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