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明专制的悖论

去年发展政治学领域出版了一本大部头的著作，那就是福山的《政治秩序的起源》（下册叫做《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本书对政治秩序的研究从史前时代一直到当代社会，跨越度极大，且论述范围遍及全球。由于福山本人之前就因《历史的终结》一书而闻名，他本人又是亨廷顿的弟子，这样一本大部头普一出版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被翻译成了中文。

但是其后这本的境遇在学界和民间读书界的遭遇可谓判若云泥。在专业的政治学和政治哲学圈子里，福山这本书的核心理念是受批评的；但在民间读书界这本书评价还是很高，豆瓣得分都在8.5分以上。我本人比较认同学界的看法，福山对发展政治学的这些观点存在严重的问题。

刘瑜在批评了福山关于政治发展的顺序论后指出，“当然，不管福山先生的“药方”有没有用以及多么有用，政治问题不等于智识问题，这是最基本的道理。对很多国家的政府和民众来说，“药方”并非不知，只是难为：利益的、观念的、资源的束缚使得“通往丹麦之路”异常艰难。”

今天发展政治学的发展其实已经非常细致、精密，对一个国家进行政治诊断并提出最优的改革方案并不是难题。难的是政治实践，由于历史原因（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现实利益（专制君主不愿改革、一党独裁不愿放弃）、社会结构（利益集团挟持最高统治者）等方面的原因，任何改革、革命都变得困难重重。这里面一个比较核心的问题就是开明专制悖论。

刘瑜批评了福山关于法治、国家建构、民主问责的先后顺序论。并且指出福山注意到了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庇护制依附于民主制下的现象，但却忽视了专制政体下同样存在庇护制以及更严重的“家天下”等情况。包刚升指出在缺乏宪政法治传统的第三世界国家，法治与民主问责制高度相关（开明专制可以部分不相关）；并且良好的国家建构需要提升的是民族国家的能力，但仅仅单方面的提高一个国家的专制能力，在很多情况下反倒会妨碍国家能力的提升，反过来也就阻碍国家建构。比如传统帝制中国，像秦朝建立起了无与伦比的专制能力，但这种极端滥用民力的王朝二世就灭亡了，而像明清这样的专制政府，先不论其统治对经济发展的阻碍作用，单论其国家能力也是远不能与同时期的英国比的，民族国家的意识更是无从谈起。

福山认为“威权主义条件下通常能更有效地塑造强有力的民族认同”，这一论点同样存在问题。威权主义和民主制度同样都能塑造国家/民族认同，但也同样有可能损害国家/民族认同的塑造。南斯拉夫与印度就是反例，南斯拉夫在南共统治期间并没能建立起南斯拉夫的民族认同，印度反而在民主制下建立起越来越强的印度人认同（尽管相比其他国家要弱很多）。

并且威权政府所塑造的现代国家构建有时候可能仅仅只是一种幻象。在多族群、多宗教、贫富悬殊或等级严重分化的社会，威权主义可以依靠武力和高压手段抹平冲突、压制不同社会集团的政治诉求，但在很多时候仅仅只是掩盖了问题而非真正解决了问题，一旦威权不在，就会引发强力反弹。无论民主政体还是威权政体，要想解决问题，都需要良好的政策与统治。

我们只能说，良好的威权主义（朴正熙或蒋经国式的开明专制）或许能更有效的塑造国家/民族认同，但通常来说优质高效的威权主义通常只会在那些有着强国家传统且社会结构比较平等的国家出现。

从历史经验来看，世界上通往现代化的道路基本上有这样几种。第一种以英美为代表，历史上存在悠久的宪政民主传统，在现代国家诞生的同时就已经产生民主法治。这种经验对第三世界国家基本上没有复制的可能。类似北美殖民地那样的自治民主，需要其人民具有很高的德性才能建立。第二种以德日为代表，虽然其最高权力没能建立民主体制，但地方上向来自治，最高统治者也比较开明，法治的原则能够得到很大程度的贯彻。第三种，以韩台为代表，由于偶然的内外部因素，其威权政府拥有一个宪政法统。并且这个威权政府的开明专制者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实行地方民主自治、贯彻法治原则。

世界上的发达国家基本就这三类。第三世界国家可有不经历一个开明专制统治阶段而直接迈入发达国家的案例？目前我们还没有看到，但是博茨瓦纳绝对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特例，博茨瓦纳自独立后就建立了民主政治，一直良好运转至今，期间避免了庇护制和腐败，还维持了很高的经济增长速度。这是我们目前所能见到的唯一案例。

那么从概率上来说，一个发展中国家如何构建政体，最有可能尽早实现现代化呢？今天的第三世界民主国家，大都拥有一个还算不错的宪法，只是宪法的实施有些问题。另外国家和民族认同也大都存在问题，国家权力涣散；普遍存在福山提到过的庇护主义，庇护制导致这些国家腐败严重。这类国家在90年代以前曾经许多都是专制威权政体，但是由于这些专制政府统治不良，其后纷纷被推翻（国内网上常有认为这类国家适合独裁统治的言论）。对于这些国家，在当前的困境下，以韩台为代表的开明专制政体是他们有可能实现的最快现代化路径。

首先这类开明专制政体在提高国家能力，塑造统一的国家民族认同方面享有优势。像台湾的本省人，在国民政府来台前受日本几十年统治，许多人都只会说日语了，与大陆人之间隔阂很深，判若两个民族。几十年的中国人意识教育将两边的差别融合得很小了。开明专制政府追求政令统一、令行禁止，决策不受制约，国家能力瞬间就能得到提高。

其次，开明专制政权致力于现代化建设，建立法治秩序，专注于地方自治建设。这一系列的措施都能有效控制腐败，提升国家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最终有助于塑造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但是悖论也正在这里。首先开明专制的建立本身不是没有代价。开明专制者要么由军事政变上台，要么由革命政党夺权建立，极少从民主政府内部产生。在多族群、多宗教、贫富悬殊或等级严重分化的发展中国家，上述手段建立开明专制的代价可能会很大，而不顾任何代价去追求建立一个独裁政体可能会走到开明专制的反面。并且上面已经提到，越是发展水平高、社会矛盾小的国家越能够毫无阻碍的建立优质高效的开明专制。其次，也是最重要的是，开明专制者可遇而不可求。一个通过各种方法上台的独裁者，其本人是否开明完全取决于运气，谁也没法人为制造一个开明专制者。拉美地区以前盛行的独裁者考迪罗，绝大多数的考迪罗统治都比较糟糕，好的考迪罗极少。二战以来世界上诞生的独裁者有许多，但称得上开明专制者的仅有寥寥几位，大多数独裁者因为统治败坏没能统治多久就被推翻了。

当然，这个理论对我们来说也不是完全没有一点意义。如果你生活在巴列维国王统治下的伊朗，你就不能轻易去试图推翻他。在发展中国家，如果已经出现了一个开明专制者，也许他可能犯过某些错误，甚至犯下一些罪行，你也不要去轻易打倒他。他的统治倒台后，你的境遇可能会更差。就像赵鼎新在美国遇到那批伊朗当年的学生，一个个后悔不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