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路时代社会运动的意义：《愤怒与希望》书评延伸

（本文为受「南方家园出版社」之邀为《愤怒与希望：网际网路时代的社会运动》所撰写的专栏系列文章，原文于2020/10/15刊载于「关键评论网」 ，并编入电子书《愤怒与希望【别册】》 ）

为何有大台？

「无大台」这个词汇，应是在2019年香港反送中抗争爆发以后，才渐渐进入台湾人视野中的。无大台指的是「不需要统一的对外发言人、不需要集中话语权、不需要由特定单位／个人发号施令以控制运动」，是一种更直接且尝试去除门槛的参与形式。不过，「无大台」作为一种社会运动的模式，对台湾多数的议题参与者来说或许是较新颖、不那么熟悉的。

观察台湾的学生运动，笔者认为有着鲜明的菁英政治特质。这里的菁英并非单指狭义的知识文化资本、身分背景之菁英，而是含括了参与经验、公信力、个人特质与表达能力等面向的突出。特别是在有组织的大型学运中可以发现，台湾的抗争者擅长进行传承，吸收前辈经验、改进后来的行动，且了解怎么做才会有效率、有影响，避免浪费资源。于是发展至今，抗争者渐渐拥有判断何谓最好、最快的直觉，也因此能从运动中挑选出备受认可的领导者，亦即我们认为最可靠的那个「大台」。

「大台」不只是一种宣称，也不是想当就当，而是被参与者挑选出来的。参与者在选定了可以信任的对象之后，便常习惯性地将「义务」与「权力／权利」一块给出去，而除了成为领导者或被领导者，其他可能性较不常被人们视为选择。于是在各式会议中，「决策圈」自然而然形成，并不总是因为少数决策菁英想这么做，许多人也会在发现自己表达能力不够理想或知识、资本无法媲美其他参与者时，自动限缩甚至放弃发言以及参与决策的权利，成为纯出力的群众。这也部分肇因于人们害怕犯错、拖累团体、受人非议的恐惧，希望自己能够成为识时务的参与者，因而框架了对自己在公共参与中可能成为的角色之想像。

「有大台」的特点在于使抗争可以从一个纯然发生的「行动」，晋升成更容易被书写、命名、论述的「事件」。媒体知道哪里可以获得「正确」的说法，被抗争的掌权者知道谈判要找谁，群众遇到问题知道应找谁来作主，学者在研究时知道应该先搜集何方论点⋯⋯至少在实务运作上，确实降低许多沟通以及资讯传播的成本，或许也提高了能见度，并有利于对外公关。然而，这样的好处同时也使得那些「没效率」的运作过程、被代言的群体、被误读的叙事变得不可见。

无大台的样貌

话说回来，当「无大台」这个词汇随着香港反送中进入台湾人的视野，其实它代表的「去中心化」甚至是无政府概念在全球社会运动历史中已有其传统，只是大多昙花一现。 《愤怒与希望：网际网络时代的社会运动》对于2009年开始在冰岛、突尼西亚、西班牙等地发生的新型态社会运动，进行了广泛而概论式的介绍，带我们看见在网际网络时代，线上社群平台如何提供不同文化背景的社会深化公民审议的可能性。

比起以国家的力量强迫人民服从社会制度或当权者意志，人民心中建构意义的过程，是一种更具决定性、也更为稳定的权力来源。社会是由制度、规范、价值观组织起来的，而人民的思考方式决定了这些东西的命运。 （p.26）

据此，作者曼威．柯司特认为「权力斗争的基础战场在于人们心中建构意义的过程」。在这样的前提下，信念的制度化、公义的政策化，将从过往被我们认知的「社会运动之主要目标」退位。柯司特并提供了当代去中心化社会运动一个清楚的功能性定义：为脱离既有制度中被菁英所霸占的公共空间，另开辟出的审议场域。 （p.30）

所以具体来说，这样的意义可以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被实践呢？我们试着以柯司特在书中列举的几个案例描绘其样貌。通常，在占领场所内会设立共同原则、基本规范，例如有礼、尊重、不可大吼大叫、禁止长篇大论等，以保障每个人得以在这个空间充分使用平等的言论自由。这样的规范立基于参与者自发式的柔性监督网络，（p.48）需要强大的共识以及每个人充分的自省才能达成。在保有这种共识的情况下，谁是真诚的参与者、谁是滋事分子或警方派来扰乱的人员就比较可能被区分。但尽量善意的揣测也成必要，以免误将单纯搞不清楚状况的入门者驱赶。

在西班牙「愤怒者运动」与美国「占领华尔街运动」中，各个占领营地大多都有「总大会」的机制，它是一种「注重横向连结、没有领导、基于共识而开启的公开会议」。所有有兴趣的参与者都可以直接参与总大会的例行议事，不过大会的决议只具象征性的权力，并不强制规范参与者的行为。为了尽量弭平资讯落差并平均话语权，人们通常会花上好几个小时来聆听所有看法，并利用特定「手势」来直接表达赞成、反对或希望发言者结束谈话，好让所有人都能参与决策。主持团队（议事促进者）是功能性、自愿加入且轮流担任的，避免负担过重，以及讨论步调总是受相同的人领导。

总大会之外，共识的执行面向则由多个专门委员会各自讨论进行，并进行业务上的协调；参与者也可以提议为任何自己关心的议题设立新的委员会，或形成较不正式的「志同道合的团体」。 （p.169-170, 223-225）在需要尽速达成共识的状况下，则可能使用「轮幅会议」的形式进行，即各委员会或团体派出一名轮流担任的发言人在中央围成圆，其他成员则坐在发言人的正后方，一旦发言人没有准确传达团队共识，他随时可以被召回。 （p.228-229）

大至诉求的有无、对外发言的原则，小至营地区域划分、哺乳区或吸烟区等设置，都可以从这样全员直接参与的方式中获得决策，这样的方式试图避免因决策程序出现议事阶级，以及其中可能产生的资讯落差、少数中的更少数因为无法被代言而失声等现象。从这些运动经验来看，他们在尝试的无非还是「直接民主」与「代议民主」等概念。在体制内的政治部门，多数程序已是依据这些原则设立，那为什么我们还需要特别开辟一个空间，而且是没有介入国家政策之实质权力的空间来做这些事呢？

民主其实可以是这样的

西班牙「愤怒者运动」有一个广为人知的口号：现在就要真民主。参与者们认为，现行的民主体制已被权力网络所绑架，空有华美的程序，实际上菁英早已找到在规则下玩游戏的方法，规则甚至经常沦为帮凶。当议事规则已经不是为了「促进讨论的质地」，而是为了「可以产出结论就好」，甚至是从中得利，对愤怒者们来说，这样的「假民主」便是需要舍弃的了。

于是，参与者刻意不设任何政党作为对口，也很少提出具体可行的诉求方案，他们已经决定彻底扬弃现行的这套系统，因为他们知道即便现在某个诉求被允诺、某个稍微好一点的政党上台，虽然一时看起来可能有变好，但在整个结构之下事情的本质还是无法被撼动。

所以他们将战场转移回「人们心中建构意义的过程」 ，透过占领运动中的空间直接实践，连结人与人，将个体从深陷权力结构的日常生活中拉出来，一起在另一种生活中尝试探寻「我们渴望的真民主之样貌」，并在过程中「示范」给所有人看──民主其实可以是这样的。

在看过上述讨论前，若只是听说他们的运动形式，我们可能会提出几个质疑：「这样对于诉求的达成是有效率吗？人多嘴杂不会拉低议事素质吗？」但经过前述的讨论，我们可以知道：首先，「效率」对这些参与者而言已经不是最大考虑，过程的细致与丰满才是他们更追求的。这些无大台的抗争经常是没有诉求的，没有诉求，就无关效率；或是回到意义与个人思想的改变上来看，效率的意义会有所不同。

决策的结论本身也并非事情的全部，可能某次看似是一群蠢蛋制造出一个让人受不了的蠢结论，而我们甚至必须服从这个共识，因为是经过民主的规则由大家一同决定的。这的确使人抓狂。如果你能确定它是真的有大问题，而不是你主观的情绪判断，则我们应该进一步思考：所以这个蠢东西为什么会产生──是大家对讨论的事认知不够完整？资讯是否出现了严重落差？是否有一些应该说话的人在讨论过程中被迫或自愿失去了说话的机会？是大家不能理解我认知到的事情的严重性，还是其实它真的没我想的那么糟？等等。

我们不应该停留在「这真是蠢，我要远离他们」这个判断步骤，而是透过上述的过程，反思出决策过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或者自己的判断中出现的问题），并有机会对此作出调整。并且这有时也揭示了：群众常跟你我所想像的不一样，群众是无法被预测的。若你认为民主产物可被预测，那只代表这份民主实际上还不太民主。幸运的话，我相信最后我们都会从每一个我们认为的蠢决策中，学到一些事情，并且发现实际上它可能并不那么蠢。

社会运动是属于个体的

前文简单讨论了有无大台之差异、无大台的民主意义、无大台社运可能的实务样貌等。接下来，我想要从「形式」拉回「内在」来讨论社会运动。柯司特认为社会运动是一个「尝试逃离结构的开放性审议场域」，除此之外，我认为它也是一个「参与者回复知觉、自我改造的场域」 。

柯司特在书中提到，对许多参与者来说，大型去中心化社运的一大重要意义在于将人们从一成不变的日常生活中拉出来，进入某种特别的时空感。在这里，不会有人说你关心的议题是一种「小题大作」，参与者不再因被生活追赶而必须放弃深究那些「觉察」；你的不舒服或怪异感不再被归类为神经质，你可以谈论你的感觉，它们不再被视为没有效率、妨碍生产、损害安稳、与众不同，因此需要被避免的。你不需要赶着上下班，不必担心做事动辄得咎，不必掩饰异议只为了避免得罪他人，「开会」时更不会有所谓「浪费大家时间」这样的罪名出现。

在理想的社会运动中，每个人的感觉都是感觉，每个人的经验都是经验，每个人的观点都是观点。或许这听起来像废话，但令人遗憾的是，这些在日常生活中确实很难被实现。因此，我认为社运发生的过程与目的，是让每个人从习以为常的结构之下，尝试找回对「权力关系」与「压迫」的觉察，并且得以谈论、介入，进而恢复被压抑的主体性与能动性。

不过很多时候，最难的便在于使人愿意走出日常生活，放弃那些资本主义生产社会中强加于个体、进而使之内化的义务与期许。在许多抗争事件中我们可以发现，总是有那么一个「引爆点」的存在，常是在某个事件中国家暴力的赤裸体现、某个政府机构引发众怒的发言或决策、某人的绝食或壮烈反抗、具有社会影响力者的煽情宣示等⋯⋯总之，大多会在某个具有高度情绪张力的画面中，引起人们的共鸣，使人们进入一种感受上的「共同经验」中。

但是在这之后，被召唤进入社运场域的人们必须得回顾自身，反思自身经验与共同经验的连结，并厘清使自己来到这里的情绪具体来说是什么、如何生成的，进而形成不仅止于共同口号的、属于每个人自己的论述。

社会运动中的参与者要思考，自己在这里所欲达成之事──不是什么诉求，或者为了「救谁／救什么」，而是「自己在这里是为了什么」。这样的知觉过程是「个人的」且「多元的」，因为并非「个体为了完整社运而进入社运」，而是「由个体组成社运」。

社会运动是属于集体的

我在上面的讨论中主张：思考属于个体。接下来我则要主张：理性属于集体。这里所指的集体是由觉知的、异质的个体所组成，而非某种「跟我相同的人」。首先我想表达的是，即便一个人再博学、再深思熟虑，他仍只能从自己的生命历程、背景经验出发建构论述，而所有参与者皆应该认知到这件事，并且了解：没有一个再厉害的人，可以真正代表所有人。我们不应强求一个代表者，或者在社运中找寻某种「正统」以排除非正统。

我相信，当我们是为了拆解掌权者的霸权叙事而进入这个场域，我们也该避免创造另一种霸权叙事来对抗原来的压迫。我们当然可以自由地批判我们不认同的论述或意识形态，但是得避免在思考的前段就放大「他是间谍、是来搞破坏的」这种可能性；别忘记在批判的同时仍将对方视为伙伴──提供我们差异经验、补足不同路线的伙伴，即便你可能认为它「将有害于运动」。

再者，如果我们认同社会运动在多数时候是反对阶级区分的，则也应该认同集体意志应由参与者共同产生，而非由另一个新造的阶级（决策圈、知识菁英、社运老手等）向下传达扩散产生，因为这样的意志只会是「广为接受的个人意志」。所以不管是在社运或者是生活中的议题推动，请务必小心处理口号、议题行销与宣传工具的使用。

我们必须了解到：缺乏真实反省的价值，可能会误将群众导入民粹主义。一群无知无觉的个体，只会组成无知无觉的社运，成为被个别意见领袖率领的军队。理想状态下的民主并非「听一群人大声讲的话」，而是「听每个人思考过后讲的话」。在有机状况下，社运的诉求（如果有的话）、核心价值与进行方式，应是流变不息且众说纷纭的，这种「有机性」对我来说，是社运能够带给社会最重要的东西。

社会运动是平衡的改造

在这里，我想引用另一本书的论点交织讨论。安藤丈将在《新左运动与公民社会：日本六○年代的思想之路》中提出「自我解放」与「自我反省」的概念，来讨论社运参与者的个人改造。 「自我解放」是勇于批判、反抗、逃离那些统治身体的外部权力结构。 「自我反省」则是认知自己内在的权力关系，进而做出自我批判、改变生活方式。简单来说，这是两种对象不同的「改革」方式，前者尝试改革外在，后者从改革内在开始。

在社运参与者的生活中，这两种改革都发挥着影响力，并且也是在没有重大事件时人们主要参与议题的方式。若试着进行比较可以发现，在长期议题中，「对外观感」与「参与者个人状态」较佳、参与者不易流失的议题，大多在两种改革方式之间取得了某种程度的平衡。这种平衡必须由所有参与者共同组成，透过密切讨论与真实人际连结培养，并非可以轻易操控的。

一旦「自我解放」──也就是对外改革──力度过大，可能导致脱离社会认知太远，失去潜在的社会支持，同时也容易导致伙伴间无法互相理解，并使「路线之争」剧烈化。这类状况通常会被指为「太激进」，虽然大多数议题参与者应该都对这个说法嗤之以鼻。激进不是问题，如果有所必要。但是若那种激进将伤害到真诚的伙伴，使议题参与者日渐孤单、分裂，则不管要以激进还是什么来称呼这个状况，都有进行检讨的必要，因为社运的本质从来都是「人」 。

而若「自我反省」发展至太极端，经常会出现参与者陷入无尽的自我批判、自我厌恶，沦为苦行僧并陷入绝望的状况。最常见的状况是参与者将他人痛苦归因于不可改变的自身「原罪」（例如菁英阶级、财经地位、性别身分等），于是自己成为自己的敌人，即便与被压迫者站在一起时也陷入对自身「资格」的质疑。另外，资格论式的自我反省也可能在人际关系中制造「道德教条」，让人以自己的经验出发给予差异的他人过于严苛的要求，反而提高议题的参与门槛，将友善者拒于门外。

说实话，「自我解放」与「自我反省」的平衡非常难达到，但若能尽量维护，对于议题的延续以及追求非断裂的社会运动，能起到颇大作用。我们或许能尝试在做出道德判断与决定行动时注意到这两个概念，并且随时保持对社群的观察，若察觉到失衡之处，不吝于说出自己的「感觉」，透过讨论与实践来共同达到这样的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