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治的政治之五十] 政治抗辩的勇气与底气

政权以《国安法》拘控47位民主派人士至今，香港大众和国际社会仍然密切关注还押人士的日常生活、身心健康以至阅读习惯，相信不是出于好奇，而是对他们的遭遇和命运，有一份深厚的连结。

综观历史，民众和抗争者、政治犯的凝聚力（solidarity），往往是保持民主运动底气不可或缺的一环。最近不少舆论尝试比较今日香港和1970、1980年代台湾「美丽岛事件」、「美丽岛大审判」的经历。诚然，两地时空不同，处理各异，当然难以直接比较；但鉴往知来，总能够为民主运动在艰难的处境下提供养分。

朋友们最近推介由台湾学者吴乃德撰写的《台湾最好的时刻，1977-1987：民族记忆美丽岛》，是了解台湾美丽岛事件始末不可多得之作。美丽岛事件的背景，是处于戒严时代的台湾，国民党政权虽然容许局部的地方选举，但思想审查、出版审查、抓捕、秘密审讯和处刑异见人士的恐怖管治早已持续了30多年；国民党也常作选举舞弊以保住议席。 1979年，台湾民运人士获官方准许发刊《美丽岛》杂志，受到民众热烈欢迎；民运人士在台湾各地经营杂志社分处，整合全台的民主运动力量，成为政权的眼中钉。同年12月10日，美丽岛杂志原定响应国际人权日举办「人权之夜」户外集会，却一直未获官方批准；同时，杂志社又接报有分社职员遭警察毒打，气氛非常紧张。本来美丽岛人士已和警方达成协议取消游行，但最终人潮涌到高雄，民众和美丽岛成员开始游行集会，演变成群众和镇暴（防暴）部队、警察及宪兵的冲突；之后，没有参与武力反抗的民运人士相继被捕，共152人，当中被收押的61人，33人交由普通法院审理，8人在军事法庭被起诉。

经过连串的酷刑和刑求（强迫认罪），在军事法庭受审的8位民运人士被起诉触犯包括「非法颠覆政府」的罪行。这场军事审判，可谓美丽岛事件的高峰：它成为了民运人士政治抗辩的战场，借法庭的审讯过程阐述其民主运动的理想及对国民党政权的批判。值得留意的是，国民党过去数十年针对异见者的审讯，往往透过军事法庭秘密审讯完成，但美丽岛大审判反而是一场公开审讯，媒体也没有受到政权阻止报道审讯过程。吴乃德认为，有可能是基于这场大案得到国际社会广泛关注，台湾境内亦激发跨党派的同情，成为国民党难以单纯秘密审讯政治犯的压力；当时国民党领导蒋经国也误判舆情，尤其是曾见证苏联审讯骚的他，可能认为这场案件的结果会是被告认罪求饶，加上他的情报单位曾提出一份报告，指「全国民心均支持政府严惩不法」，也许因此就成就了一场变相全民政治教育的公开审讯。

美丽岛大审判由一般的法理抗辩蜕变成政治抗辩，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原因是被告们在审讯期间逐渐意识到法庭是另一个民主运动的战场。吴乃德比较美丽岛事件、印度独立运动和南非反种族隔离运动的司法抗辩，认为台湾民运人士和后两者不同，在审讯之初仍然不了解法庭是政治抗争的场所。相反，南非的曼德拉面对白人政权以叛国罪起诉时，他透过在法庭陈述政治参与的历史和政治理想，扭转政权强调黑人以武抗暴的议程，让国内外人民聚焦在种族隔离的道德之恶。同样，印度圣雄甘地面对审讯，把握机会申述其不合作运动的好处，并否定审判和法庭的正当性，甚至叫法官面对邪恶的法律应辞职。不过，吴乃德并非借他山之石来批评台湾民运人士，而是表达理解。始终台湾多年来的政治审讯皆秘密进行，无法深入民心；被告们也在还押期间多次受到精神和肉体虐待，故初期难以投入一个「毫不熟悉的战场」是情有可原。

那么，被告开始政治抗辩的转捩点在哪呢？吴乃德指出，关键可能在其中一名被告姚嘉文身上。姚嘉文忆述最初出庭时心灰意冷，但妻子与他会面时就提醒，他们庭上表现「既无争辩，也缺乏斗志，不像政治人物，外面非常失望」；后来在审讯期间，一位青年与姚嘉文同囚，姚氏从他口中得知庭外大众非常关注这场大审，期待他们出庭「好好表现，精彩演出」；姚氏每日出庭前，那位青年都会鼓励他好好辩论。这些「庭外囚内」的打气，令姚嘉文士气一振，决定在法庭要反击国民党的文宣、传递美丽岛杂志的政治主张，巩固民主运动的士气。姚氏但开风气，其他被告陆续政治抗辩，虽无直接痛击军事法庭的正当性，但吴乃德认为，被告勇于讲述其政治主张，已「间接否定审判的正当性」。最终，政权控制的法庭仍然判处8位被告长期甚至无期监禁，但也等于宣告法庭的正当性已「寿终正寝」。这场大审判，激发台湾和国际社会广泛同情、支持被告和民主运动，为台湾1980年代末开始民主转型带来关键影响。

美丽岛大审判的经验告诉我们：面对极度不公义的政治审讯，被告要以政治抗辩为反抗的话，就要有持久的勇气和底气。一众被告的个人质素固然重要，但他们更需要法庭以外的民众持续「加持」。毕竟，这场审判不是法律技术之争，而是支持民主运动的台湾人与被告共同抵抗国民党政权。姚嘉文等人的勇气，既来自他们坚定争取的意志和家人的鼓励；平民百姓的支持，甚至私下扶持被告的家人，更加凝聚抗辩者的底气。不过，我们也不能忽略公开审讯和传媒报道两个重要的环境因素，才令「底气不灭，勇气依然」。

终院非常任法官包致金最近向传媒表示，新闻自由不止是法治的捍卫者，更是法治的一部分。的确，新闻自由、资讯自由、如实报道、公开审讯等做法，对我们来说可能是常识，但在新时代的香港，这些习惯已非必然。曼德拉、甘地、美丽岛人士曾面对的公开审讯，审判的总不会是法庭的被告；它审判的还有被告象征的抗争运动、检控官、法官和不公义的政权。不过，如果他们的审判变成秘密审讯，结果是否对政权更加有利？历史没有如果，但从常理推断，结果可能会更加吊诡；因为在公众眼中，被审讯的不再包括抗争者，而是选择配合政权开展秘密审讯的检控和司法人员；即使人民无法接收有关审判的资讯，但总能心领神会：秘密审讯只是政权恐惧异见者和人民的表现。

延伸阅读：

吴乃德，《台湾最好的时刻，1977-1987：民族记忆美丽岛》。台湾：春山出版，2020

(明报，2021年3月2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