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朝生活样貌的重塑，你真的理解中华文化吗？ -读《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

知道商朝的文化传统，是拿活人当作奉献给神明的祭品吗？

1959年，考古学家在安阳殷墟，发掘出了一座特殊的墓葬坑。墓葬坑一共分为3层，埋葬了73名死者。死者包括成年人、青年，婴儿；经过研究后，这3层的人是被分别3批处死的，尸体上覆盖了朱砂粉、掺杂着炭灰的土壤和粟米。

墓葬坑里还有大量的青铜器和被打碎的陶器。

根据考证死者是商朝末年，居住在殷都的贵族戍嗣子一家。身为贵族却惨遭灭门?学者研究这可能与商朝宗教传统有关，献祭越是高身分的人越能取悦先王及诸神。戍嗣子可能不小心触怒了纣王，就被当成祭品了。

最讽刺的是，用来纪念接受王的召见的鼎也被放入了祭祀坑里，只能说真的坑。

这只是商朝人祭的冰山一角，在殷墟王陵区遗址的附近，考古学家还发掘出两千多座规模不一的人祭掩埋坑，保守估计每个坑里都有五名左右的被献祭者，所以共有一万人死于这样的宗教活动。由此可见这种残酷的杀人祭祀传统，在商王朝时代很是流行。

再细研究，人祭主要表现为以下三种形式：

一、把人夯筑在地基内，用作建筑物的奠基，可称之为“人奠基”。把人奉献给土地之神，用以交换神对建筑物的护佑。或是通过施展巫术，被杀者可能也会变成守护建筑之鬼。

二、把人作为食物或仆役献祭给神或祖先之灵，这是狭义的“人祭”。

三、把人作为殉葬品埋在主人的墓穴内，可称之为「人殉」。当时的人们认为尊贵的人在死后会变为神灵，所以在去往神界的旅途中要给他（她）带上一些仆役和食物。

读到这里我的疑问多余震惊。

在我们熟悉的历史论述中，商朝最后的君王纣是因为暴虐的统治，失去了民心才最终失去了国家。但《翦商：殷周之变与华夏新生》这本书认为，或许灭国的责任不该是纣王来扛，商朝灭亡的真正原因，是支撑整个商王朝统治的活人祭祀与对外征战，激发了周边部族的反抗。直到的周族部族发出致命一击，完成改朝换代的壮举。

活人祭祀这个词似乎不在中华文化语码里，它是怎么起源又是怎么消失？

周朝与商朝的对抗过程，也没有留下太多的资料纪录。虽然有民间小说《封神榜》，把武王伐纣的故事写了下来。从商纣王题诗调戏女娲、苏妲己进宫魅惑纣王做为开端，再以姜子牙辅佐周武王伐纣的历史为背景，描写了商朝与周朝的对抗。里面有着许多阐教、截教诸仙斗智斗法、破阵封神的故事，最后以姜太公封诸神和周武王封诸侯做结尾。

但那本书考据可能最早出自明朝，甚至不能当作远古留下来的神话看待。

《翦商》值得一读的地方，是尝试用考古资料解释这一段空白的历史。周朝留下的礼乐制度影响了接下来的后代五千年，而从商朝过渡到周朝也意味着中华文明迈向成熟。 《翦商》从考古的发现来阐释以前商朝的生活样貌，把那些原本像是神话的故事，变得立体丰满。下面整理了三个大框架来分享这本书： 1.商朝人的起源与残忍的祭祀文化为何存在？ 2.原本居于陕西周人，又是怎么崛起壮大？ 3.周人如何实现灭商的壮举？

这些问题很多都还没找到一锤定音的答案，但我喜欢《翦商》作者对于考古素材解读的想像力。

商朝人的起源与残忍的祭祀文化为何存在

所以，或许商纣王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残忍暴虐是情有可原?

在研究殷商的人祭甲骨卜辞时，以色列考古学家吉迪·谢拉赫(Gideon Shelach)曾经试图总结人祭繁荣的必要条件。他认为当早期人类社会有了一定程度的复杂化，开始形成王权和统治阶层，但统治体系尚未完全成形和稳固时，统治者需要借用一种强大的机制来维持其权力，这就是人祭宗教和战俘献祭行为产生的基础。

这个阶段，吉迪称之为「早期国家」或「复杂酋邦」。

商朝当然早已经脱离了早期国家的程度，有稳定的管理体制。建立商朝的商民族起源纪录在《诗经》里，祖先是一位名叫简狄的女子，她在野外吞噬了一枚来自玄鸟的卵后生下了儿子契。契是一位能干的部落领袖，他率领自己的亲属和部众，来到今天河南境内的商丘定居，因此自称为「商人」。他们崇拜的图腾是鸟，侍奉的最高神明叫「帝」。在传说中，从第一代首领契到灭掉夏朝，建立商王朝的成汤，商人一共有14任部落领袖，先后迁移居所达八次之多。

商人的特长是游牧和贸易，这也「商人」这个名称的由来。

在灭掉夏朝时商人已经有了初步的文字系统，这套文字不仅用来交流与记事，也被刻在龟甲和其他兽骨上进行占卜，这就是中华文明最古老的文字「甲骨文」。开国二百年后商朝的统治疆域，已经是前代夏朝的十倍以上。领土越大就面临越多的管理问题，商王朝保留夏朝的都城二里头的同时，修建了两座全新的中心城市，分别位于今天的河南偃师和郑州（二里岗文化）。它们都有兴旺繁荣的居民住宅区和手工业作坊，以及相比夏朝时更高大的城墙、宫殿。

作为第一个靠军事侵略而成功称王的部落，商朝更有生存的危机意识。

因此商王朝开始了不断的对外扩张，目标是是矿产丰富的地区。商朝人有三项战争利器，一是越来越普及的青铜器技术，在战斗力上更具有优势；二是小麦、水稻等的产量提高，支持了人口成长；三是有组织的官僚系统，能有效管理粮食储备来发动长期的战争。

商王朝的势力，很快就扩展到了山西和湖北境内。

从商朝开国一百年左右的时间开始，出现了大规模杀戮活人作为宗教祭祀祭品的行为，还有专门的祭祀区域，甚至连民间也有零星的人祭行为。作者认为商朝人的人祭宗教是为了凝聚族群的手段，他们需要构建一种维系自我认同的宗教文化。用人献祭是最为明晰和便捷的方式：借此区分执行献祭的「我们」（商族人）和用来献祭的「他们」（非商族群）。

以此祈求天界的福佑，获得君临大地和统治列族的权力。

和后世大多数宗教不同，商人的世界观和宗教道德观非常独特，他们认为世界是冷酷的，充满暴力、杀戮、掠夺和不安全。商朝人不认为鬼神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或者说，商人没有明确的善恶观念，所以也无法想像鬼神会有。商人认为鬼神会随意给任何人降下灾难，即便是商王也难免。所以，为了让鬼神和祖先满意，必须频繁开展宗教祭祀活动。

以活人作为奉献，才能让它们满意，继续庇佑自己。

原本居于陕西周人，又是怎么崛起壮大

周人的祖先，位在当时华夏文明核心地带外围，被视为野蛮人的羌民族。在商朝前期，周族面对商朝的军队军事扩张中，无法抵抗被迫向北迁移。到了关中地带咸阳长武县附近的碾子坡，通过贸易，用牲畜向商朝换来了生存必需的商品和青铜器制造技术，直到纣王的曾祖父武乙继位，周族才重新返回了周原定居。

但此时，周族只是商王朝在西部边疆的附庸。

周族非但没有正面挑战商朝的实力，而且还为了获得了商王的认可，要肩负沉重的义务。这个义务就是直到灭商之前的这50年里，定期捕捉数十位山地的羌人献给商王朝，支持活人祭祀的需求。这段历史在书里和文献里几乎被抹去，但文王创作的《易经》中还是留下了记载。 《易经》中大量出现了「孚」字，作者认为这个字等同俘虏的俘。就是因为周人需要经常占卜，来预测每一次出征作战的手气。

为的是希望尽量多抓俘虏献给商王，求得平安。

在这种为宗主持续掠夺人口的战争中，周人的实力逐渐壮大，也逐渐变得骁勇善战。到了周文王周昌在位的时代，文王因缘际会的觐见前来巡视的纣王，还获得了押送俘虏前往殷都的机会。这段相遇改变了整个世界，文王见识到了祭祀场面的恐怖。

甚至连自己也入狱三年，差别成为被献祭的活人祭品。

三年的牢狱生涯之后又发生了两件事情，让文王坚定了灭亡商朝的决心。第一件是在牢狱生活苦心创造的《易经》占卜体系中，得出一个神启：商朝的统治不会永久持续下去，周族很可能会取代他；第二件事则是儿子伯邑考的惨死。

不同于《封神演义》中故事里，伯邑考是因为拒绝了妲己的勾引，才被诬陷让纣王下令，做成肉饼赏赐给文王吃。

不过或许这只是商朝传统祭祀文化的产物。按照姜太公写的《六韬》、屈原的《天问》来看，纣王一方面为了笼络文王，赐予了外围诸侯头衔「西伯」，有了西方土地的征伐权利；但另一方面，又按照商朝血腥的人祭宗教传统，举办了一场高规格的祭典，作为册封仪式的组成部分。在祭典上，纣王下令杀死了身份高贵的伯邑考当作祭品，命令全体参与者分享。

而周文王本人被迫参加了祭典，「行礼如仪」的完成仪式。

周人如何实现灭商的壮举

因为文王的表现良好，在纣王眼里这是周族从野蛮变为文明的开始，放心的让周人返回封地。回去没多久后，文王自称受到了天命，授命要消灭商朝。周族开始了频繁的扩张，吞并了密国、黎国、邘国等小国，第六年还灭掉了商的重要西方屏障崇国。其中，邘国位于今天的河南沁阳，距离商朝的殷都，直线距离只有200多公里。

不过这里还必须提一个人，姜太公吕尚。

在遇到周文王的时候，吕尚在殷都当屠夫，在当时这是个非常低贱的职业。但因为当时商朝最依赖的资讯来源是占卜师，而占卜师又需要牛骨来作为占卜材料，所以吕尚对商朝宫廷内的秘闻比许多内部人士都还了解。一起返回周族领地后，吕尚就开始紧锣密鼓地开展工作，包含了联络了自己的亲族羌人部落。

这些再再都让吕尚成为了文王用兵与权谋的第一智囊。

第一段提到文王自称受到了天命要消灭商朝，为了让自己的部众和盟友相信，反商大业是得到鬼神眷顾的。周文王进行了一场宗教革命，推出了一位全新的神「上帝」。这个概念本身来自商人的宗教系统，但文王宣称，「上帝」是独一无二、全能的至尊神，不仅仅是商王朝的保护者，还会奖励保佑那些符合自己道德标准的人，而惩罚背弃那些作恶、违背自己意志的人。

这些概念的高明之处不只凝聚了盟友，也拉近了与商朝贵族的心理距离。

灭亡崇国的第二年，年迈的文王去世，继承者是他的儿子，武王周发。此时的周国力强大，已经占据了整个关中地区，还有晋南和河南的一部分。这里有一个疑问，为什么这期间纣王都没有跟周族发生战斗？

现在史料难寻，只能说纣王的朝廷可能已经无法正常履行职能。

武王继位后只花了四年就灭亡商朝，虽然他并不相信父亲的天命说，也常常被噩梦困扰，但作为周族军队过去十年来的实际统领，武王依然号召力强大。继位的第二年，武王就举行孟津会盟，公然与商朝决裂。再过了两年，西元前1046年，周武王起兵东征，连同盟军在内，武王麾下兵力有四万五千人，战车三百辆，一路势如破竹。

在二月二十一日晚间，武王的军队就到达了殷都南郊的牧野。

决战时刻周族对面的商军，据说有达到七十万人，实际上应该不可能有这么多，但商军的兵力应该是仍然是碾压性的多。年过六十的吕尚首先率领部下，以必死的信念带领步兵冲向敌军。武王本人也率领三百辆战车倾巢出动，跟随在自己的老师后面作为增援。

不合理的行为却带来不合理的结果。

商朝大军突然崩溃瓦解，开始自相残杀。或许是看到周军义无反顾的冲锋，商军中的密谋者终于鼓起勇气，倒戈杀向纣王中军。接着，周族联盟的联军全部投入了混战。最后，恶战在一个上午就宣告结束，纣王兵败如山倒。在逃回殷都之后，他登上了鹿台，把宫殿里珍贵的宝物齐聚身边，然后自焚而死。在后人看来，纣王的死，是一种穷途末路下的无奈。

但按照商代的宗教理念，这是最高规格的祭典，以帝王自己作为牺牲，奉献给了鬼神和先祖。

周朝的礼仪文化取代了商朝的祭祀文化

牧野之战的胜利，让武王的大军能够进入殷都，但这仅仅只具备某种象征性意义。新建立的西周王朝，其实也没有很先进的科技实力，所以还耗费了将近五年，才对商王朝旧有领土实现了有效控制，安置商王朝数量众多的遗民。

也推出了全新的宗教、政治与社会制度。

在灭商的第二年，享年54岁的周武王，不堪重重压力去世。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成为摄政大臣，辅佐年幼的周成王进行统治。因此可以说，周公才是西周政治与社会制度的首席设计师。周公主政的前三年，平定了一场周王朝内部贵族勾结商朝残余势力的叛乱，随后，开始分封周王的亲族与灭商的功臣到各地当诸侯，并拆解商朝旧有贵族，巩固周王朝在各地的统治。

这就是西周至春秋战国时期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封建制」。

截然不然的礼仪制度也是周朝取代商朝的合法性号召之一，在周公乃至后世的历代王朝统治者眼里：德，是所有人在世间生活都必须遵守的道德伦理原则与秩序。在某种程度来说，德，也是让国家走出宗教控制的手段，防止再有人假借祭祀杀人。

往日恐怖的集体人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仅仅是猪牛羊这些寻常动物。

在周代文献记载中，几乎所有关于商代人祭宗教传统的记载也都被仔细抹去，那种残酷的行为，被重新解释为纣王个人的残暴。同时，周代王室贵族还被鼓励和商代贵族遗民通婚，通过柔性文化融合，消除潜在的反抗隐患。

自此，商周之变真正改变了中华文明的样貌。

周朝所开启的礼乐文明，逐渐取代了商朝以人祭为基础的鬼神文化；由周公首创，孔子发扬光大的人本主义精神，也代替了商朝几百年来的宗教神秘主义。两者叠加在一起，成为支撑中华传统文明的基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