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韓民主家政課》：從民主運動到家庭生活一家四口在歧路上攜手同行

原文刊載於歪腦

文｜許佳琦原文發佈時間｜05/29/2024

「我叫南雅瑯，出生於1996年。我的生日，是韓國的獨裁總統盧泰愚接受審判的日子。”

“我的家庭，開始於一場改變了生活的新聞採訪。”

2023年，南韓年輕導演南雅瑯的家庭紀錄片《南韓民主家政課》 （K-Family Affairs）在台灣國際紀錄片影展上映。

91分鐘的片長，以家庭紀錄片的形式，記錄了她與雙胞胎姊妹、公務員父親、NGO工作者母親的平凡生活。但在柴米油鹽的日常點滴中，卻充滿了政治與國家認同的討論，具體而細微地側寫了半世紀以來，韓國的政治與社會改變。

「我的爸爸念大學的時候，是校內新聞的記者。他採訪了我身為抗議者的母親，隨後他們開始約會。他們念大學的期間，剛好是南韓的獨裁統治時期，所以他們每次約會，總是伴隨著關於民主化的種種辯論。

雅瑯出生於1996年，父母是韓國「386世代」（即韓國60年代出生、80年代成長為30歲的人士，中文意義上的「60後」）。他們注定見證南韓的多個歷史轉折點──1961年，朴正熙發動軍事政變，開始近20年的軍事統治；1979年，朴正熙遇刺；1980年，爆發光州民主化運動；1987年， 六月民主運動展開，大量學生上街論述、抗爭、面對軍警鎮壓，民主化的浪潮湧入全國。

“爸爸當年的夢想，是畢業後成為一名記者，對抗貪污又獨裁的政府。”

不過隨著兩人交往、大學畢業，父親進部隊服役。經歷軍隊洗禮後，他的態度改變了。父親認為，或許加入體制，才能真正的改變社會。退伍後，他考公職，成為高級公務員。 “爸爸認為，進入體制，從政府裡面從上而下的改變，才能更快地帶來民主。”

然而對於這樣的選擇，母親則是吐槽般地回應：「你爸爸那群人，都是拿著筆桿的人，其實很害怕真的上街，對著政府丟石頭」。雅瑯手執鏡頭反問母親：“那媽媽，你上街丟過石頭嗎。”橫臥在沙發上，她笑了一下說，“當然有阿。”

母親不僅從80年代開始，參與多場社會抗爭運動，後來更成為一名女性主義者，在性暴力扶助單位“여성긴급전화1366” （女性緊急電話1366）任職。

政治立場和改變路徑不同，卻一起經營了家庭，並教養兩個女兒成人。其中一個，再次走上父親未竟的記者之路，記錄下父母一代的政治認同曲折，以及年僅27歲的她作為“年輕世代”，對韓國下一步的思考。

他們是這樣的四口之家。

我想成為像母親一樣的女性主義者

在紀錄片裡，每當父親雄心萬丈的解釋著自己的改革理想，背景音樂總會放著宏偉的軍歌。然而，當鏡頭切換到母親角度，音樂立即消失，配上母親深刻的吐槽：

「你爸爸跟我說了這件事，當時我的態度是，你真的想站在權力的一方嗎？別傻了，你遲早只會被體制收編，變成他們的一份子。你應該加入我們，對抗政府。

“但你老爸的回應卻是說，我才不會變成那樣呢，因為我有一個像你一樣的女朋友。”

政治路線的分歧，並沒有讓雅瑯的父母因此決裂，更走進了婚姻。 1993年，金泳三當選總統，成為韓國民主化後第一位文人總統，父親同年考入公家機關，充滿改革希望的社會氛圍逐漸展開。

1995年12月18日，前總統盧泰愚因為貪污而受到審判，成為南韓史上第一位在法庭受審的前總統。在那天，雅瑯與妹妹多恩誕生了。 Arum與Dawoon，兩人名字合起來，是「美好的」的意思。

然而，儘管人們對社會改革充滿期望，但隨著孩子出生，家務分工也不免倍增。在韓國社會，照顧孩子責任直到今日依然大多落在母親身上。丈夫上班時，母親獨自養育一對雙胞胎女兒，使她備受壓力。

「有一段時間，生活非常困難，我不知道一個人照顧你們，該怎麼辦。整天我唯一擔心的事情，是不能讓你們餓肚子。漸漸地，我變得像只動物一樣，開始自言自語自言自語。

「當時我也不確定，你們的爸爸能不能夠理解我的心情。因為在那個年代，如果說出這些話，恐怕會被當成瘋女人。」在幾段手持DV拍攝的畫面，母親推著嬰兒車，對著嬰孩說話，卻顯得神情落寞。

「我的母親不希望因為養育我們，就放棄了她作為自己的權利。」南雅瑯說。

原本只是想找家教工作貼補家用，母親卻意外在報紙分類廣告上，看到婦女運動的志願者徵求廣告，開始探索自己的人生。開始參與倡議活動，剪了短髮，更曾帶著兩個女兒上街抗議韓國的戶主制度（國家保證男性才能成為家族家長，包含戶主繼承製度和姓氏製度）、每年婦女節都到首爾街頭遊行。

「我好像在這個過程中，也變成了婦女抗爭史的一部分。」南雅瑯說。她曾問媽媽，為何要帶他們上街，母親說，一方面是當時韓國託育中心並不發達，二方面則是帶著女兒上街，確實也很有運動的效果。

「從小學開始，我在街上喊著廢除戶主制度，也想模仿抗議時看到的女性主義者姐姐們，小學就把頭髮剪短，做男性打扮。」南雅瑯說，在母親的啟蒙下，自己從小就對女性主義著迷，但真的付諸行動的時候，卻讓她在學校被同學排擠。

「我只好開始學習留長髮，打扮，成為一個跟大家一樣偏愛粉紅色的女孩，在韓國，女性主義至今仍是會被男孩取笑的東西。”

這段經驗，也被她拍成了第一部短片作品《粉紅女性主義者》（Pink Feminist）。

世越號事件到Metoo：放棄革命的公務員父親，與女兒的歧路

然而，不只是母親是雅瑯的啟蒙導師，父親的記者志業，同樣也深深影響著她。雖然選擇擔任公務員，但父親在雅瑯年幼時，就親手教她使用相機，拍攝影片，期望她成為記者。

就讀藝術大學期間，雅瑯也經歷了她自己的「政治時刻」。 2014年，南韓發生世越號船難事件，超過300名乘客罹難，其中多數是高中生。然而，時任總統朴槿惠一系列錯誤決策、向媒體公然施壓、甚至後期爆發監聽受害者家屬等醜聞，都讓世越號事件成為韓國近十年來最敏感的政治議題。

當時她的父親正任職於青瓦台，也是世越號復原團隊的成員之一。在紀錄片裡，記述雅瑯對父親的種種不諒解。父親在家並不談論這些事，然而，媒體對政府的質疑、同學們的哀悼晚會，也讓她反复思考，自己是否也該出面發聲。

當時，她寫了一封長信，表達對父親的困惑與不諒解。然而，父親並沒有回應，只是收藏著這封信長達十年。即使母親與父親在政治立場有許多分歧，他們也很少為了政治而爭吵。

家中如此不可言說的政治張力，一直到2018年，南韓再次爆發大規模抗議——Metoo運動——才成為讓雅瑯下定決心拍攝家庭紀錄片的關鍵點。

「我決定拍這部紀錄片的真正時刻，是在2019年，正好是MeToo運動後。我覺得我找到自己的政治聲音。老實說，在MeToo運動前，就算經歷了世越號事件、朴槿惠彈劾事件，我仍然生活在父母的壓力下。

「世越號事故發生在2014年，朴槿惠彈劾發生在2017年。這些事件原本是我日記中的一部分，但這些故事，對韓國的每個人來說都是重要的，這不僅僅是關於韓國人的故事，也是關於民主的故事。

“我以前總是對講述自己家庭的故事有所保留，但我意識到，如果我繼續保密，我恐怕無法再講好其他的故事。”

在紀錄片中段，爸爸媽媽帶著雅瑯一起登山。他們碰到了一段岔路，一條險峻、一條平緩。母親指著陡坡說，“親愛的，我們走這條吧”，爸爸則勸阻，“那條路很陡喔。”媽媽說，“我們就當成冒險試試看。”

雅瑯似乎感到無奈，她說，那這樣我要跟著誰？

爸爸說：“那條路雖然比較快（短），但也比較陡；我這條路雖然比較遠，但比較平緩。”

最終，她跟著母親走向了陡坡。爸爸看著女兒離開，就說，“也好，就當成運動吧。”

韓文的“運動”，和中文一樣，既指身體的運動，也有社會運動的意思。父親的應允，彷彿映照著這對夫妻的路線選擇。

而拍攝這部紀錄片，也意味著雅瑯選擇了與母親相同的道路。受訪時雅瑯說，這並不是刻意安排的橋段，而是真實的日常對話。

她曾以為父親的思考方式是不可撼動的。 「但MeToo運動後，情況有點不同。我父親曾告訴我，他也想成為女性主義者。”

「當時我問他，怎麼看這個運動？他說，『自從我生了兩個女兒後，我決定成為女性主義者。』他說，自己知道社會上有許多傳統的東西，他承認自己以前有很多不夠好的地方，'但我真的想成為女性主義者。

「在那段時間，我覺得有一些老男人確實想改變他們的思維方式。MeToo運動是我們家庭終於決定，不再遵循這些東西的轉折點。」她說。

家事：家中的政治、民主社會的縮影

「其實在選舉或政治議題上，他們的觀點非常不同，但他們（父母）感情還是很好。我覺得因為正是他們不同，反而從彼此身上學到了很多東西，所以政治其實不是我們家首要的問題。 “但在家務分工上，這仍然是個困難。”

「在韓國，我們有祭拜儀式，只有男性成員可以參加，女人要負責做飯。我母親不能回她的家鄉祭拜她的祖先，卻要為了父親的家庭工作，而我父親從不做飯。 當然，我們有了外賣，或許可以取代一些事情，但觀念還是沒有太多改變。

「在大學時期，我的母親對女性主義還不夠了解。當時，男孩們抗議，女孩們做飯，帶飲用水，有人受傷，也是女孩負責照顧。她對此非常生氣。她不明白為什麼女性不能成為抗議的領袖，可是那個年代就是這樣。

但她的母親，在婚姻中也逐漸找到了抵抗與協商的方式。

「這幾年，她處理這些問題的方法是，她要求必須強調這些祭祀的食物是她做的。而且，也要求讓我們參與典禮。其實，只有兒子可以參加儀式，但她說，『如果不讓我的女兒們參加儀式，我就不做飯給你們吃。

在電影翻譯上，南雅瑯也做了許多設想。

這部紀錄片在韓國起初叫做《愛國女孩》（애국소녀），紀錄片一開始，講述了父母、女兒三人，如何用不同的方式「愛自己的國家」。然而，她也提到「愛國」在當代韓國，也是一個吊詭的雙關語，在近年越來越興起的極右運動中，愛國同樣被拿來當成反對少數族群意見的擋箭牌。

因此片名《愛國女孩》，更像是一種對家國想像的諷刺。

而在英文翻譯時，她考慮到了外國人或許不易理解脈絡的因素，「我改用《K-family affairs／民主家政課》這個名字，是因為在今天的韓國社會，有不少人依然覺得像我這樣年輕女性的家庭故事微不足道。

「你必須講大故事，談政治，談歷史，不要講女性自己的故事。他們覺得你的故事只值得寫在日記裡。他們覺得你永遠太年輕。我想反對這種觀點，我想表達的是，個人故事同樣也能夠政治化。

「K」這個字母，希望它像K-pop一樣，流行又國際化。至於“family affairs”，家庭事務，則是想展現一個普通韓國家庭的故事——幫小孩過生日，全家去郊遊，做飯打掃，“這些看似小事，但其實包含了所有的政治問題。”

細膩紀錄家庭故事，就是最有力量的歷史敘事

這部紀錄片既是私密的，也是公共的。社會學者紀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親密關係的轉變》（Transformation of Intimacy）指出：

政治的民主就是讓個人有足夠的資源，以自主的方式參與民主的過程。同樣的道理也可以應用在純粹親密關係的領域。親密關係根本的一部分，就是經過反思協商、建立公約、討論經濟資源的取得、子女照顧的責任、家務方面的分配。它未必完全均等——但只要是根據自主原則協商，雙方認為平等就可以。

雅瑯說，「令人驚訝的是，我的父母相處的非常好，他們從大學開始，愛情長跑了10年，決定結婚。我認為這也是個民主的表現。」她所期待的民主，是能夠包容不同的意見，最後還是能夠相處，一起找到解決問題的過程。

今年的台灣紀錄片影展，因為仔細描繪家庭故事與南韓政治歷史的交織，這部紀錄片得到了評審團獎。在未來，她也希望更多的碰觸性別議題。

直到現在，她的父親仍在為韓國政府工作。所以當這部紀錄片有了粗剪版，起初雅瑯想讓他先看看。 「但我爸爸說，對藝術家或記者而言，最重要的是自由，不受審查的自由。無論他說了什麼，都會讓我產生自我審查，不敢說出真正想說的話。所以他不會看。 直到我們全家一起去了一場小型放映會，他才第一次看到內容。

父親儘管因為職務不能發表意見，但最親密的家庭溝通，往往也未必反應在言語上。

這兩日，在雅瑯的社群網站上，她發了一張照片，是父親捧著她的影展獎杯，仔細閱讀上面的中文字，神情驕傲。

“我的母親也很高興，她說的是，'雅瑯把我拍的真酷，我一定會多了許多女性粉絲。”

（本文特別感謝吳文哲共同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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