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天國：專制升級的一次強勁衝動

我曾說過，“'太平天國'是中國社會在近現代面臨內外壓力下的第一次規模以上的掙扎。目前中國還仍然沒有擺脫這種掙扎的壓力。”考慮到中國近現代的實質“是中國'君權至上'的核心價值觀在新的外部條件下並藉助於外來軀殼的繼續展開與升級”，我們可以將“太平天國”視為中國近現代社會轉型的初次嘗試。

目前，視太平天國為一個比清王朝更殘暴的危害人民生命財產的叛亂組織已成為越來越多人的共識，但不能僅止於此。實際上，'太平天國'還是一個比包括清王朝在內的歷代王朝更專制的政權。其之所以更殘暴，也正在於其更專制。

從發生學的角度來看，“太平天國”是近現代中國在郡縣制基礎上逐漸演化為一個更高級的專制社會的胚胎，其後在中國歷史發展中湧現的諸多要素已或明或顯地蘊含在“太平天國”之中。

我以為，“太平天國”至少在四個方面開了中國近現代史的先河。一是反對儒家學說與摧毀宗法家族制度；二是滅絕自古以來由讀書人把持的“道統”，集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於一體；三是以外來思想資源改造與包裝本土思想資源，用以作為中國社會新舊交替與轉型時號召民眾的政治綱領；四是建立了統一配給的“聖庫”經濟制度。

一、太平天國反對儒家的“孝”與摧毀宗法家族制度

與中國以往歷次的底層民眾暴動不同，肇始於1851年的太平天國不僅謀求推翻現政權和建立一個新政權，進而還謀求建立新的製度和秩序。因此它就需要反對維繫舊秩序的儒家思想。太平天國所到之處，按曾國藩所說是“焚郴州之學宮，毀宣聖之木主，十哲兩廡，狼藉滿地。嗣是所過郡縣，先毀廟宇，即忠臣義士，如關帝、岳王之凜凜，亦皆污其宮室殘其身首；以至佛寺、道院、城隍、社壇，無廟不焚，無像不滅；”太平軍不僅砸孔廟和孔子牌位，還毀燒儒家書籍。如果說，太平天國在萌生和壯大時期還需借用儒家學說，反孔的態度尚不顯明與嚴厲。等到佔領南京後，洪秀全就轉而頒布條令禁絕與焚燒儒家書籍，視儒家經籍為“妖書”。

這一點與以往借宗教聚眾暴動顛覆現政權的“起義”不同。以往多是“始借中棄”。一旦反對力量成長到一定規模想要吸收更多的力量時，就不得不放棄宗教的招牌而更換儒家所謂的“順天應人”的王道招牌，如朱元璋放棄明教。

太平天國還宣揚“天下多男子，全是兄弟之輩；天下多女子，盡是姊妹之群”。其真實意圖並非是“人人平等”，而是要將個人完全納入到專制權力的管轄之下。相應地，它就要摧毀宗法家族制度，割斷個人與家庭或家族之間的聯繫。這與其反孔反儒家是一致的。儒家是以“孝”以親緣關係為基礎來構建社會秩序。儒家的“忠”是以“孝”為基礎的。但太平天國，要摧毀宗法家族制度，要將社會秩序完全建立在暴力支撐和暴力維繫的基礎之上，並用虛幻的教義來美化之。在太平天國管制之下，夫妻都不得同住，將家庭關係剝奪殆盡。

中國近現代史上的三次反孔運動，“太平天國”運動、“五四新文化”運動和“文革”時期的“批林批孔運動”自“太平天國”始，都有相同的內在根源。三者都致力於消解儒家“孝”的價值，摧毀宗法家族制度，削弱個人與家庭之間的聯繫，而強化個人與政權之間的聯繫，以驅使和吸附國民完全投身於政權體系之內。

二、太平天國摧毀傳統社會的“道統”，集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於一體

傳統社會中，有“道統”與“政統”之別，思想權威與政治權力是相分離的。 “道統”的內容是儒家思想，核心是“忠孝仁義”。其解釋權掌握在士人或者說讀書人手中，代代相傳。其對民眾具有很強的影響力。傳統社會中，讀書人主要通過日常生活對民眾產生影響：通過祭祀、婚嫁、葬禮、人際交往、戲曲和口頭文學的傳述等廣大民眾易於接受的形式，將儒家思想傳導給民眾。因其長期性和具體性，儒家思想的神理已深深貫穿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之中。所以，民眾會對讀書人的主張產生強烈的呼應。另一方面，皇權專制為了鞏固其統治，也通過科舉等其他選拔手段，賦予讀書人功名這一特殊身份，使之區別於民眾和樹立在民眾中的權威。三者，傳統社會中，知識分子與民眾保持著密切接觸與聯繫。傳統社會城鄉生活的一體化，讀書人也廣泛地生活於鄉村，生活於廣大農民中間，因而與廣大民眾保持著密切的聯繫。

“道統”的存在使得讀書人掌握有思想話語權和對民眾有較強的影響力，因而對皇權專制具有一定的約束作用。這表現在朝中之士對“王政”的規勸和諫言和在野之士對“王政”或對官僚的“清議”。相應的，民眾也具有識別明君昏君的判斷能力。但遺憾的是，傳統社會的“道統”沒有獨立於專制皇權和宗法家族權力之外的載體，比如說像西方社會的教會組織那樣的載體。所幸它有兩個棲身之地，或寄居於專制皇權或寄居於宗法家族之中，或進或退，或伸張或潛伏，有迴旋的餘地。所以，能對專制皇權有微弱的製約作用。當然，因之沒有獨立的載體，其對專制皇權的依附性就很大，制約作用非常微弱。隨著時間的推移，最終，“道統”不可能製約“政統”走向暴虐和覆滅。從歷史上我們可以看到，當朝政腐敗透頂致使民生凋敝，民眾奮起造反之時，一些讀書人便會放棄對當朝的維持，轉而加入民眾的反抗並予以引導，致力於建立一個新的“政統”。

但“太平天國”連只具有微弱約束力的“道統”也不想要了。它要自己掌握話語權，要摧毀“道統”，或者說是要將“道統”完全納入政統之中，實現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的同一化。這表現在洪秀全既是最高權力者，同時還是最高的思想權威。在“太平天國”中，天王洪秀全具有建立和闡釋教義的最高權力。雖然，出於太平天國草創時期的偶然性，他的教權受到東王楊秀清的一些制衡。這其實就是後來國民黨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的前身。曾國藩之所以強烈反對“太平天國”，在於他敏感地意識到，在“太平天國”的政治框架內，是沒有讀書人的位置的。或者說在太平天國的政治框架內，讀書人的地位要比清朝及歷代王朝低得多。所以，為了捍衛讀書人的地位，他要強烈地反對和鎮壓“太平天國”。

“太平天國”反對儒家學說與消滅道統是同時進行的。對於“太平天國”而言，就是同一回事。之所以將兩者分而論之，在於雖然消滅道統必然需要反孔，但反儒並不需要必然消滅道統。邏輯上存在著反對儒家思想，而代之以其他思想充實“道統”和建立獨立的“道統”載體的可能性。

三、“太平天國”將外來思想中國化，用以調動底層民眾

洪秀全的思想起源於《勸世良言》。 《勸世良言》是為英國傳教士馬禮遜工作的廣東人梁髮根據《聖經》章節所著。為了讓中國人易於理解和接受，《勸世良言》本來就借用了些儒家言論和結合了中國的一些風俗習慣，來闡發基督教義。洪秀全以《勸世良言》為其思想淵源寫下了《百正歌》、《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訓》、《原道覺世訓》等文章。這些文章一方面向世人宣揚要獨拜上帝、不拜邪神，同時也從中國的傳統文化中吸取營養，大量引用儒家章句和歷史典故，表明了他力圖將基督教中國化的取向。

為什麼太平天國會採取將外來思想資源中國化的策略呢？這一方面來源於太平天國這個暴力組織的動員民眾與組織運作的需要；另一方面是為了要將最高權力者樹立為思想權威。

太平天國起事前，中國剛剛在“鴉片戰爭”中敗於英國不久，基督教在中國東南沿海的傳教活動不斷增強，對中國民眾的影響也不斷增加。作為從戰勝國傳來的東西，基督教也帶有了戰勝者的標記。這對於戰敗國中國的民眾而言，會有強大的影響力。弱者既有抗拒強者的一方面，也會有模仿與裝扮強者的一方面。因而，政治組織利用西方思想資源來聚集力量具有更大的號召力。太平天國是中國近現代歷史上第一個這樣做的。洪秀全的“拜上帝會”斷章取義地吸取了基督教的思想資源，將一個從事武裝暴動與謀求世俗政權的組織披上外來思想的外衣，用來鼓動與號召民眾加入。

但是，在組織運作的層面，新的外來思想並不能適應成員的需要，並不能用來有效地領導成員從事有組織的活動和實現成員之間的協同。蓋在外來思想的核心價值沒有根植於民眾內心前，沒有貫穿於民眾的日常生活中前，組織運作仍然只能採用過去慣常的規則，才能維持組織的運轉和發揮組織的力量。這些運行規則包括組織結構，領導與下屬的關係，同伴之間的協同，組織內部信息傳遞與掌控，指令的下達，組織成員的行為規範，等等。

從整個中國近現代史來看，一般而言，在外來思想的中國化過程中，外來思想都是優先作為號召的旗幟與指導思想，作為一種標識和口號。但它也會向組織運行規則層次滲透，改移傳統的組織運行規則。另一方面，傳統的組織運行規則與習慣也勢必有轉換、改造與偷換外來思想的內在需要。兩者相互滲透，誰勝誰負，主要取決於組織內部成員的構成。底層民眾多，傳統的規則必然坐大並蛀空外來思想，並將支配這些規則的價值觀念寄居於外來思想的軀殼之中。不幸的是，中國近現代歷程中，出於政治軍事鬥爭的需要，各種政治勢力為了最大限度地調動與利用底層民眾，導致對外來思想的導入與接受最終都以傳統價值與規則的獲勝為結局。

對於太平天國而言，外來思想的中國化也是洪秀全樹立自己為思想權威的必要手段。這一點是與太平天國摧毀“道統”，集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於一體相呼應的。要注意到，在外來思想中國化的過程中，政治領袖是這一過程的主體。洪秀全等政治領袖通過對外來思想的中國化，從而獲得了對社會價值體系的解釋權。之所以如此，在於中國化的外來思想既有別有外來思想，也有別於傳統思想，這樣就可以使得政治領袖擺脫這兩者的束縛，從而根據政治組織現實利益的需要來決定外來思想與傳統思想的結合，在兩者之間取捨、調合與不斷地修補或修正。在這一過程中，無論是外來思想還是傳統思想的權威性都會不斷地下降，那些精通與專門詮釋外來思想或傳統思想的理論家或學者的權威性也會不斷下降。同時，對外來思想中國化的思想體系權威性不斷上升，並且由於它是出自於政治領袖之手，也導致政治領袖成為思想權威。如是，則實現了政治權力與思想權威的同一化。

四、太平天國建立了統一配給的“聖庫”經濟制度

一般說來，無論打家劫路的山賊，或者是攻城掠池的反叛武裝，其經濟來源都主要是通過掠奪而來的。這一點，就比不上主要靠做非法生意的幫會。而在配給上，山賊與反叛武裝主要採用按等級地位統一進行配給的製度；而幫會則主要採用收益分成與上繳的分配製度。太平天國與歷史上的反叛武裝一樣，也是靠掠奪獲取經濟資源與按等級地位統一配給的製度。但太平天國邁出了嶄新的一步，就是將這種經濟制度加以美化，提高到一個理論高度，用其教義對這種經濟制度進行詮釋，並為之取了一個很神聖的名字，稱之為“聖庫”。

按太平天國教義，認為一切財物均為上帝所賜，所以均需要歸公。作戰中繳獲的食物和財物必須上交公庫，個人不得私藏。太平天國不僅在軍中實行“聖庫”制度，在首都天京也推行於軍隊以外的民眾。佔領南京後，還將之推行於軍隊以外的民眾。廣貼告示稱：“天下農民米穀，商賈資本，皆天父所有，全應解歸聖庫，大歲給一石，小歲五斗，以為口食。”將南京城內居民分別男女，按年齡、技能分別編入各館各營，財貨收歸公有，衣食等由“聖庫”供給。

太平天國“聖庫”的實質其實並非它所宣稱的要實現經濟上的平等，而是藉“天下財物皆天父所有”的名目來使得最高權力者能夠更大程度上控制經濟資源的獲取與分配。真正實現“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在中國“君權至上”的核心價值觀下，最高權力者名義上擁有其領地上的所有資源。但根據其控制能力，其控制這些資源程度是不一樣的，他實際佔有與享用的資源也是有限的。太平天國“聖庫”制度的實質性作用，就是要增加最高權力者控制資源的範圍，以達到更多地佔用與享用這些資源。這種衝動，在中國社會一直存在，但卻受到技術與組織條件的限制。太平天國的“聖庫”制度應當算是中國原有社會失去平衡和可以藉用外來思想資源與技術後，這種衝動的最初表現，並為中國社會以後繼續朝這個方向發展提供了範例。

太平天國始於1851年的金田起事，而終於1864年的天京陷落，歷時僅13年。真個是“其興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其所控制的地域也僅偏東南一隅。就其短暫性與局部性而言，太平天國是失敗了，但放眼中國整個近現代的演變路徑與最終定型，也可以說太平天國最終成功了。在太平天國失敗後，中國的發展方向正是沿著太平天國所開闢的道路或顯或隱，似斷卻連地在延伸與規整。

2010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