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细亚的孤儿》──一个台湾民族性的初探

在学校上课的时候，总是听着老师不断碎念着：「各位天然独们，你们都是天然独吧，天然独应该都读过《亚细亚的孤儿》吧？没读过吗？那你们还敢说自己是文青阿！」在老师不断的洗脑之下，终于有空去拜读了一下这本算是台湾文学上的经典之作《亚细亚的孤儿》。吴浊流的文笔很顺畅，描写简朴又不失细节，在情节安排上也相当的令人舒适！相当适合大家去找来拜读一下！

《亚细亚的孤儿》出自台湾本土作家吴浊流。吴浊流本名为吴建田，新竹新埔人。毕业于日治时期的台北师范学校。受过日本官方正式教育与传统汉学私塾教育（与小说主角一样），曾任日日新报的记者、编辑、台湾公学校教谕，光复后创办《台湾文艺》，成为台湾民族主义的主要推动刊物与推动者之一。 （相关介绍可以去看一下台湾记得你有关吴浊流的介绍。）

开门见山吧！这本小说最常被讨论的就是所谓国族身分的矛盾与冲突。 《亚细亚的孤儿》，顾名思义的就带有一种放逐、孤寂之感。日治时期下，台湾、中国、日本三个地区的角力各自涵摄着不同的自我认同，依循着这种自我认同向上探询便触及了民族认同。你是谁？你是日本人吗？还是你是台湾人？为什么你想当台湾人？以上的问题形构成了一个不断辩证的场域，在这样的场域之中，吴浊流以主人公胡太明为中心，展开了一场主人公自我归属的放逐之旅。

主人公胡太明出生于没落的大氏族，家庭趋于破碎，这也是小说中孤儿的表象。更重要的是太明接受的启蒙教育来自于私塾，对中国带有古典式优美的想像。此外，太明吟诗的行为也贯穿全书，就连最后太命发狂也是由吟诗进行表演。发狂而吟诗，正说明中国式的私塾教育根深蒂固于太明意念之中。此外，太明对中国同样抱持着一定程度上的向往，犹如启蒙教育对太明意义深远，中国的文化与传统同样的根植于太明的心中无法抹消，那是人类固有的溯源的倾向性。尽管对中国抱有「故国」的投射，仍旧恐惧于空间与时间的隔阂。

日本对太明而言则是美好与先进的。以太明心仪的日本女性内藤久子为例，在太明心中，哪怕他们二人并未有过多的接触，但她依旧是美丽的：

那是丰腴温馨的日本女性的玉腿，而那优美的舞姿，犹如随风飞舞的白蝴蝶。太明不觉回忆起某次游艺会中，久子穿着洁白的舞衫表演「天女舞」的情景来，她那美丽的娇驱和纯熟的舞艺，曾使满座的观众怔惊得鸦雀无声。看见久子穿着鲜艳的和服在散步，她那美丽的倩影，常使太明对她无限的倾慕。 （页47）

「日本」代表的是先进、是现代、是美好的，但同时也是侵略的、压迫的与残忍的。就像是久子面对太明的告白一样，「我很高兴，不过，那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跟你……是不同的…… 」。美好与残忍、无知与博学在日本身上呈现着二律背反的诠释空间与想像空间。

「台湾」呢？台湾对太明来说是生长的地区，是太明所拥有的成长历程，他与这片土地上的人有着共通的记忆。但在「久子」面前，「瑞娥」却什么也不是。瑞娥与久子都算是太明的同事，与久子不同，瑞娥爱护着太明。即便如此，太明对瑞娥依旧不感兴趣，甚至感到厌烦：

太明对于瑞娥这种过分想讨好别人的样子，心里着实有些烦腻，一时竟不知怎样回答才好。也由于对瑞娥的烦腻，益发觉得久子值得思慕和景仰。 （页55）

在两位女性身上，太明展现着「受过教育的被殖民者」的自卑与优越的。正如李芳玫教授所言「久子代表美好的现代性，却因台日种族差异而无法发展亲密关系，并催生太明的耻辱主体；瑞娥的肉体有如台湾乡土，是相对上落后的，也提不起太明的兴趣，代表被殖民者自卑。 」 [1]

皇民化下的台湾，成为主导文化、残存文化与新兴文化三者对抗的流动场域。正常而言，这样的场域是缓慢且温和的，但当主导文化成为国家机器强势执行时，场域将变的混乱且混沌。人们不知道自己将雍抱什么，在历史的洪流中找不到定位，正如已经小说中已经日本化的吉村所言：

别人有他们悠久的历史和传统的关系，但是我们却没有，这种障碍是无法打破的，到头来我们不过是为人力所无法做到的事瞎起劲而已！ （页316）

同样的态度，我们也可以在太明劝人不要为了日本而战争中看出来：

战场上大规模的杀人，是日本人用国家的名目而把他合理起来化，英雄化起来。一切的矛盾，胚胎于此。历史以国家为前提，而歪曲事实，教科书不过是把国家的存在正当化起来，而拥护其权力的宣传文字而已。由小学至大学的教育的过程，总之是其宣传的一贯过程而已。因这种教育，使人们习惯于国家生活，由因袭而更成为制度，制度就是把人类应收入那铸型里面去。不愿被嵌入这种铸型的人，就被视为异端或叛徒。 （页319）

回过头，我们看到的是一个国家机器如何以意识形态的方式试图强制的主宰一个社会，并控制着一个社会。以一套正当的、合理的说法，植入人民的心中，让他们以身为一个日本人为傲。而为了这样一个毫无来由的说词去丧命，无非是天大的笑话。

在现代性席卷而来的日治时期， 「民族」、「国家」、「整体」等概念主动且强势的成为了个人生活的意义与行为义务。在这样的脉络之下，胡太明初期对自我认同表现的相对冷淡，以一种顺其自然的心态面对外在的巨变。国族认同对于太明来说，不是一种一刀切的二元对立或者相对主义式的归属，也正因此，太明始终无法真正的「选边站」，「孤儿」的意象也大抵在这样的脉络之下被建构出来了。幽香的姊夫破题式的说出了这番话：

「历史的动力会把所有的一切卷入它的漩涡中去的。」某日晚上，幽香的姊夫半带戏谑地揶揄道：「你一个人袖手旁观恐怕很无聊吧？我很同情你，对于历史的动向，任何一方面你都无以为力，纵使你抱着某种信念，愿意为某方面尽点力量，但是别人却不一定会信任你，甚至还会怀疑你是间谍，这样看起来，你真是一个孤儿。」（页212）

太明刚开始在面对国族认同的矛盾时，所做的反应是被动的，漂泊于空间之中的。但这种放逐的、顺其自然的态度，在多次受到挫折之后，开始因反抗而脱离原本「犬儒」的心态。尽管脱离，但并非太明主动性的去选择了哪种身分的认同，而是被动的「反抗」着。

他曾经是一个「无认同」者，不想有任何的国族认同，仅是想要安稳的过着日子，放逐整个世界。尽管如此，太明一开始是知道自己是「台湾人」的，但「台湾」却不构成一个民族或者国家。为此，所谓的「认同」在太明心中是一个亟欲被解决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一个民族层级、一个国家层级的问题。从这里也可以看到来那自西方世界「民族主义」的幽灵徘徊于亚细亚的地域，个人被建构成某个族群意义下的产物。

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接着想下去，民族之下还能有个人吗？民族的概念难道不也正是一种意识形态上的侵蚀吗？但有趣的是，台湾人在这样的局势中，他纵然无法拥抱一个「言正名顺」的「民族国家」，但又被迫的在这样的时代巨轮中蹒跚着。既没有个人也没有群体，「孤儿」不单单是历史与局势上的孤儿，更是情绪上的孤儿。

那么最终太明的自我认同究竟是什么？其实我们不得而知，因为太明最终发狂了。这样的结局，带有一种悲剧史诗的色彩，在吴浊流笔下，尽管他是发狂了，却能够铿锵有力的表达着诉求，写下掷地有声的诗歌。我们不晓得他是真的癫狂了，抑或只是佯狂避世？同样的，最终他成为了台湾人吗？还是中国人？我们都不得而知，或许也没有真正的那个答案。只留下他写下的诗：

志为天下士，岂甘作贱民？击暴椎何在？英雄入梦频。汉魂中不灭，断然舍此身！狸兮狸兮！意如何？奴隶生涯抱恨多，横暴蛮威奈若何？同心来复旧山河，六百万民齐蹶起，誓将热血为义死！

传闻中，太明疯了，有人在昆明见到他，在广播节目里听到他，或在海边徘徊……

在吴浊流写成此书后些年里，《亚细亚的孤儿》开始被置入不同的脉络中。在这场孤儿的变奏曲中，可以是一种彷徨、失落与孤单的想像，成为一种普遍与共感；可以是战争片的主题曲；可以是两岸统一后，台湾人「二等国民」的身分认同；也可以是一种对既定世界的逃避与放逐。

但若说有一种名为台湾民族的想像，或许正是在这种卡夫卡式的彷徨场域中所建立起来的。作为一种民族性起源的讨论，或许孤儿的成长与蜕变才是相对正向与乐观的，而非身陷于现代主义下的彷徨与失落之中，停滞不前。

在幽灵之前，蹒跚而行……

[1] （林芳玫，〈性别化的现代性体验：《亚细亚的孤儿》及其耻辱主体〉，《台湾学志》 2021.04，第20期，页122）

参考文献：

吴浊流，《亚细亚的孤儿》（台北：草根，1995）

林芳玫，〈性别化的现代性体验：《亚细亚的孤儿》及其耻辱主体〉，《台湾学志》 2021.04，第20期。

Benedict Anderson着， 吴睿人译，《想像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台北：时报，2010）。

萧阿勤，《重构台湾─当代民族主义的文化政治》（台北：联经，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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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败者回忆录74：那年代的台湾朋友

《亚细亚的孤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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