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干人：说着「清末汉语」的人肉时空胶囊？

（原载于转角国际）

从吉尔吉斯中部的小镇科齐柯尔（Kochkor）去颂湖（Songkul），即使是最简便的路线，都得翻过一座高山，而且车流稀少，除了偶尔来往于湖边和城镇的牧民之外，只能期待包车的观光客经过。即使是盛夏，吉尔吉斯中部的气温在入夜之后，也可能只比冰点温暖一点，在这条很难被称为公路的路边等便车，实在不太牢靠。

我孤身一人，到镇上的旅行社登记拼车不知道得等上多久，所以决定先到镇上最热闹的广场逛逛；那里同时也是镇上对外交通的集散地，大部分的城际巴士、小巴和私营计程车，都在那里候客。

连续被几个司机漫天要价之后，突然有人从后头拍拍我的肩膀。转头一看，是个留着大胡子的老爷：

「我载你去吧！」

他一边说着，几颗大银牙一边在咧开的大嘴里闪着光。原来，老爷接了门生意，要到颂湖接几个观光客去南部大城纳伦（Naryn），本来就要空车上山，所以也算是让我搭了趟便车。他不疾不徐，先开去车厂修理底盘，又去市场买了两斤瓜子，然后回家搬了几箱饮料、几颗西瓜，说要顺道去湖边探望朋友；我在他后面当个跟屁虫，在市场里忙进忙出、帮忙扛货，好像也是要去探望朋友似的。

车子终于上路后，我们总算有时间好好聊聊。和穆斯林聊天，家庭话题是常见的起手式。谈到出身，老爷转过头来和我说：

「我是东干人。你知道东干人吗？」

我当然知道。从来到吉尔吉斯开始，我就一直期待着能遇到东干人。在不少游记或报导里，东干人被形容成「住在中亚一带，讲着陕甘方言、使用清末汉语词汇的一群穆斯林」；对于讲汉语的人来说，东干人犹如「人肉时光胶囊」，充满时空错置的猎奇感。

这种猎奇的趣味并不令人意外。中亚东干人这个族群的形成，和清同治年间的「 回乱」有关。回民起义失败之后，逃难至新疆的回民们深怕左宗棠的追兵赶尽杀绝，决定在1877年冬天，进一步远离中原，分成几批在严冬里翻越天山，最后在当时沙俄的中亚境内落脚。

除此之外，1881年俄罗斯和清政府签订《圣彼得堡条约》、将伊犁谷地归还给中国时，在条约中俄方也特别明定伊犁人民可以自由选择迁往俄国。许多回民担心重新回到清廷控制之下会遭迫害，便移居至对穆斯林相对友善的沙俄境内。

这些不同时期的移民，有甘肃籍、也有陕西籍，彼此所属的教派、操持的口音也都不尽相同，却在日后因为类似的移民脉络，而被纳入了「东干人」这个族群之中。这些被赶尽杀绝的危机意识，直到后来也许仍嵌在东干人的集体记忆之中，以至于有传闻在事隔一世纪之后，有些东干人见到从中国来的学者，劈头依旧会问：

请问左宗棠大人还在吗？

何止时光胶囊，简直就像来到不知有汉、何论魏晋的桃花源了。

当年许多回民难捱途中的恶劣天气，葬身在天山上；就算到得了目的地，脚上也早已满是冻疮。他们聚居在几个聚落点，但聚落的点和点之间却又相隔老远，几乎不存在面状的「族裔区」。奇妙的是，这些甘冒风险、长途跋涉，只为了远离中原的回民们，一开始在中亚生活时，却又经常自称「中原人」。

1950年代之后，东干人开始逐渐以「回族」自称；这个转变，和新中国成立之后，「回族」被重整纳入「中华民族」的族裔工程有关。我们曾经朗朗上口的「汉满蒙回藏」之中的「回」，其实指的是地理概念（从地图上逆时针依序数来），原本还包括今日新疆境内的非汉语系穆斯林；将「回」限定为「讲汉语的穆斯林」，还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之后才发生的事情。

至于「东干人」这个称呼，又是如何而来的呢？至今，学界都仍没能够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汉语论者认为，「东干」其实由「东岸」（黄河东岸）或「东甘」（甘肃东部）的读音转化而来，甚至也可能是「屯垦」的讹读，原本是新疆突厥系穆斯林，对于到新疆开垦的汉族穆斯林的代称。

突厥语源论者则认为，早在十七世纪，中亚的突厥人就已经开始使用「东干」来指称这些「离开中亚之后又归来」的穆斯林，其字源来自察哈台突厥语的「回来」（döñän）。

但不论如何，1926年，「东干人」一词终于在苏联人口大普查之中，正式被官方接纳为一个族裔名称。换句话说，东干人这个族裔概念的成形，除了源于回民遭「追杀」的推力，并且仰赖这些移民的生活实作和认同来维系之外，俄罗斯人类学家、以至于后来的苏联政府，也是关键推手。

为了增进对新纳入版图的领土的了解，俄罗斯人类学家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上半，曾经频繁地在中亚、远东地区活动。其中，对于东干人的研究，最早由齐布金（Tsibuzgin）和施马科夫（Shmakov）完成，他们在1897年针对卡拉库努兹（Karakunuz，位于今日的哈萨克南部，紧邻着与吉尔吉斯接壤的国界；于1965年改名为Masanchi，纪念曾经加入苏联红军的东干将领马三奇）所写的东干人民族志，篇幅虽短，却仍是窥看早期东干人生活的珍贵窗口。

落脚中亚初期，有些东干人仍会偶尔返回中原探访亲友；为了在跨境时掩人耳目，这些东干人必须提早三、四年准备，将辫发留长，同时又要小心翼翼、避免被俄罗斯当局发现蓄发，因为跨境前往中国在当时是被禁止的。

在民族志中，东干人被形容成「卫生习惯不佳，但耿直勤奋；嗓门很大、性子又急，是标准的直肠子，但也因此有仇必报」。我看着坐在驾驶座上的老爷，觉得不可思议：一个世纪前民族志里描绘的刻板印象，今天套在老爷身上似乎仍然合身。

老爷习惯一边驾驶、一边嗑瓜子，一趟路下来，方向盘、裤裆上喷得全是唾沫和瓜子壳，大概很难被包车的客人觉得是个整洁卫生的司机。老爷兴致高昂，对我的提问有求必应；在车窗完全敞开的车厢里，他豪爽的嗓子也总是拉得很高。

一路上，我把车厢当作东干语教室，不断抛出一个个俄文单词，问老爷这些字在东干语里怎么说。对于我这个台湾人来说，那些东干语单词，其实就像是怪腔怪调的北方话，和普通话相去不远，但如果老爷试着全部用东干话和我对话，我却又没有一个字听得懂，因为东干语还使用了不少阿拉伯文、波斯文和俄语的单词。

东干语的数字怎么数呢？ 」

「义狗、亮狗、散狗、四狗⋯⋯」

东干语的其中一个特色，便是原本在汉语里十分丰富的量词许多已经流失，改以「个」代替；甚至，即便只是数数字，「个」都会如影随形地跟在数字后面。

此外，「食物」的东干语发音接近「十娘」，「学校」则听起来则是「叫福」。可惜大多数东干人今天早已不识汉字，所以没办法用纸笔和老爷确认；我只能猜想，「十娘」和「叫福」如果写成汉字，大概会是「食粮」和「教府」。还有些字汇仍然活像是从十九世纪穿越时空而来，比如老爷把「政府」叫做「衙门」。

但东干语并非没有文字。 1927年，苏联便曾以拉丁字母拼写东干语，又在1950年代改以俄文的西里尔字母制定东干文字，并且成为东干报章媒体、以及学校里教授东干语时所使用的标准文字。

这些将汉语拼音化的举措之所以能够成功，除了因为俄语是苏联实质上的官方语言这个诱因之外，也还因为当年跨越天山而来的东干人祖先，本就多是不识字的农民，日常生活中对于汉字并不依赖。此外，必须使用阿拉伯文阅读古兰经的回民，其实也早就对拼音字母并不陌生；东干人的祖先在移居来中亚之前，除了汉字之外，也曾经使用过阿拉伯文来书写汉语，这种文字系统一般被称作「小儿经」。

东干语不只因为保留了很多旧字汇而显得「守旧」，同时也还有十分「激进」的一面：中国共产党废除汉字、用拼音字母写汉语的未竟事业，苏联大哥竟然在规范东干语书写系统时，先行帮他办到了。

虽然老爷根本不知道台湾在哪里，但听到从台湾来的我，居然听得懂一点东干话，他也觉得很新奇。不过他对台湾仅有的疑问，居然只是「你们那里有没有穆斯林啊？」其他的，他就一点兴趣也没有了。

不仅如此，老爷甚至连中国都没去过。我说那里有很多人说着和东干语类似的语言，并且试探地问他想不想去看看，没想到他只挥了挥手说：

「那里没有穆斯林，何必去呢？」

老爷又说，他倒是去过麦加和孟加拉，脸上堆满自豪的笑容。

中国当然不是没有穆斯林。只能猜想，或许被左宗棠赶尽杀绝的东干集体记忆实在太深刻，以致于中国今日还是以「不欢迎穆斯林」、「非我族类的国度」形象存在老爷心中。

这种以宗教认同取代地缘认同的东干族裔性，也是许多中国学者经常忽略的。中国学者习惯强调，为了和同样是穆斯林的其他中亚民族区隔开来，东干人选择强调自己的中原文化，因而以旗袍长衫做为民族服饰、把清宫廷舞建构为民族舞蹈，甚至在清真寺的建筑形式和装饰符号上也富含「中国特色」，导致我们容易将东干人想像成为「中国人的后代」；就连他们的驰名菜肴「东干凉粉」（Ашлянфу），看上去也都和陕西的凉皮十分类似，只是没那么酸、冷汤的比例也多一些。

这些易于印证「东干人是来自中国的人肉时光胶囊」的说法，大多便是这些以中国／汉人为本位来思考的产物，但实际上东干人未必喜欢被贴上中国标签。

一般来说，东干人较少对特定国家持有归属感，不论是「祖国」或者是让他们「客居」的苏联或中亚国家。甚者，他们杂揉的族群认同，往往也难以用国族国家的框架去理解；与其期待他们对中国会抱有对「祖国」、「故土」的情感，不如说他们对于世界各地其他「讲汉语的穆斯林」会感到亲切。

比如据传祖先来自中亚布哈拉（Bukhara）、同样是穆斯林的郑和，比起其他中国的伟人，就更能引起他们的共鸣。这或许也是老爷格外关心台湾有没有穆斯林的原因。

相较之下，旧时的苏联研究则倾向认为，东干人在原乡流离的历史记忆、以及对于苏联张开双手接纳他们的感恩，使得他们的认同更偏向新故乡。

但苏联这厢的说法，也并非毫无问题。尤其苏联解体之后，刚刚独立的哈萨克、吉尔吉斯政府，都希望在人口结构上进行去俄罗斯化，让哈萨克人、吉尔吉斯人分别在境内成为优势族群；作为少数族裔的东干人，因此越来越常被理解为「来自中国的外族」、而不再是苏联时代的「社会主义大家庭一份子」，必须开始面对新的边缘化困境。

巧合的是，在将「东干人打造成外来人口」这件事上，中亚国家和中国不谋而合，尽管他们各自怀抱的目的不尽相同。对于中亚国家来说，东干人被「外族化」有助于维系优势族裔统治的法理性；对于中国来说，将这些「前朝遗民」打造成新的「华人」，则为中国在中亚地区施展影响力时，提供了可资运用的杠杆。

尤其，一带一路成为热门话题后，这些恰好位在丝路上的东干人也难以置身事外，成为中国政府意图拉拢的对象。

不过这么一来，问题又来了。从中国移往海外的回族，到底算不算是华人呢？如果算的话，其他的中国少数民族，诸如蒙古族、朝鲜族、维吾尔族，甚至哈萨克族，我们又该如何看待呢？

为此，中国学者甚至新创了「少数民族华侨／华人」的概念，试图开拓位于国族和族裔性之间的灰色地带，却也可能再度落入对于分类界线的偏执，进一步僵固人类充满弹性、而五彩斑斓的认同可能性。就此而论，与其说东干人是个「时光胶囊」，不如说他们直指了人类对共同体想像的一道道缺口。

但不管怎么说，东干人的存在，不啻让我们看到离散（diaspora）这个概念，仍然是以国族国家为中心的概念，并且总是隐含着「对家国的回望或盼望」。将一群人说成是离散族裔，便预设了他们只是暂时客居他方、有个「故国」可以回去，又或者至少应该为他们创造一个国家（例如历史上的犹太人）。

但所有这些，似乎都离老爷太过遥远；对他来说，「一带一路」再远大再辉煌，或许都远不如他眼前坑坑巴巴的柏油路来得重要。连续几个发夹弯之后，柏油路突然不见踪影，碧蓝色的颂湖终于从无数胎痕延伸的尽头处缓缓升起。

老爷慢条斯理地把车停在一条淙淙的小溪旁，没有向我解释什么，便熄火下车，蹲在溪边悉心洗漱，然后在自己铺好的毛毯上朝向圣地跪拜祷告。苏联解体之后，在社会主义氛围中潜沉许久的伊斯兰教开始在中亚复苏，新建的清真寺在中亚如雨后春笋，许多东干人依旧对自己的虔诚引以为傲。

重新回到胎痕织成的「公路」上，沿着湖畔又往前推进几公里之后，车子才总算停在几个毡房前面。我跟着老爷从车上卸下那些西瓜饮料，一个吉尔吉斯妇女从毡房出来招呼我们，几个小孩则在太阳底下搓着乳酪球。老爷流利地以吉尔吉斯语和她们闲话家常。

颂湖是肥沃的夏季草场，每年五、六月牧民从科奇柯尔将牛羊赶过来、搭起毡房，有些也顺便赚起观光财，直到十月底才又迁回山下的城市。老爷带我去看了他托养在这里的马，一共有四只，却又说他从来不骑。问他为何有马不骑，他笑说：

「我有车啊。」

传言东干人是善于养马驭马的民族，不少东干人刚刚来到中亚也以管马为业；今日的老爷就算有车，依旧要不时来看看自己的马才能安心。

老爷说他有亲戚在吉尔吉斯的首都附近，甚至也有些住在一水之隔的哈萨克，但来往得少。随着中亚国家开始巩固国界、对来往邻国的旅客实施签证政策，原本在沙俄、苏联时期，能够自由来往不同国家、拜访其他亲友的东干人，发现跨越国界变得越来越困难。原本在苏联时期被看作内部同质性很高的东干人，在国界的区隔下，也逐渐走上越来越不同的道路。

今日，乌兹别克境内的东干人，许多因为通婚而完全融入当地社群，因而在中国政府资助的文化交流计画中遭受冷落。此外，乌兹别克政治环境相对紧缩，一般人民都难以影响政府决策，更遑论东干人。

至于吉尔吉斯境内的东干族人口，大部分则为甘肃籍，人口数也是所有中亚国家之中最多的；苏联时期，吉尔吉斯的东干社群又成为东干人知识份子的中心，连带地使得甘肃口音成为东干语的标准形式。然而近期因为吉尔吉斯国族主义高涨，因此即便东干人有专属的政治团体和媒体，却仍在经济上和政治上日渐边缘化。

主要由陕西籍回民后裔组成的哈萨克东干族，尽管长期以来居于下风，在学校里必须学习甘肃口音，后来却因为哈萨克独立之后的经济状况发展较好，比起乌兹别克和吉尔吉斯的东干人都富足许多。更重要的是，东干人的代表得以进入哈萨克的政治领域，和中国政府的互动也最为热络。

这些互动，包含了由中国政府在东干聚落举办的文化交流活动，也还包含了安排东干人到陕西甘肃「寻根」、奖励东干子弟到中国求学，为的是培养东干人的「祖国」意识。有些活动舞台的背景，还很详尽地用俄文、吉尔吉斯文、东干文以及汉字书写上「我的祖国」，却只是更加凸显东干人多层次的文化认同，以及「祖国」概念的吊诡而已。

丝路终究是路，一如人类历史终究是由数不尽的迁徙流动写成。中亚从来就是各种族裔交会的腹地，波斯人在此写诗、蒙古人的马蹄达达，更不用说苏联带来了多少日耳曼人和朝鲜人，在这里看着陌生的雪景咬牙求生。

这些人们的后裔形形色色，在回望过去维系认同的同时、也在新的土壤上向下扎根，要他们指认祖国谈何容易？流散与归返，又究竟意味着什么？或许正如东干人称呼自己为「回族」一样，「回」字仍在，但字意早已佚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