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尔斯三世」或「查理三世」？英王与皇室名号翻译学

注：本文写于2022年09月15日

「Charles 应该怎么念？我都念Charles。」现年73岁的英国国王查尔斯三世（Charles III）在9月8日登基，成为英国史上登基年龄最长的君王。微妙的是，尽管Charles 一名从英国人的读音来听，最接近的发音应该是「查尔斯」，但是在中文翻译里却出现有「查理」、「查理斯」等差异。或有人以为，过去教科书都写「查理一世」 ，理所当然沿用译名，但真是如此吗？又为什么会有这种译名差别、哪一个才是「正确的翻译」？本文请英国文化研究的专栏作家、以及从事历史专书翻译的译者，分别从历史文化和翻译的角度，解答Charles之谜。

目前绝大多数中文媒体使用的译名为「查尔斯三世」，少部分使用「查理三世」。同时《BBC》繁体中文网、 英国在台办事处也是使用查尔斯三世，若以台湾的角度而言，使用查尔斯的译名应较贴切。而英国驻中国使馆也使用「查尔斯三世」的译名，但英国驻港总领事馆则不同，用的是「查理斯三世」。

就英国的读音而言， Charles较接近查尔斯。而用「查理」的翻译，可能是出于过去惯用的旧译法（否则查理一音应该对应的是Charlie）。不过在香港的脉络而言，就需要考虑到粤语和港译的情境不同，香港多使用「查理斯」，而相关的译名在某种程度上也连结了集体记忆（类似的案例，可以参考〈当「皮卡丘」入侵香港：译名在地化之争〉 ）。但也出现一种「查理斯王子继位成为新任国王查理三世」这样同一文却混用的吊诡情形，从王子变国王，连发音都变了。

可能有人会困惑：以前历史课本不都是用「查理」吗？例如查理一世、 查理二世？然而就算是历史教科书，翻译也会有其时空环境的差别， Charles翻成查理，源流可能和中国历史上知识份子引介西洋知识的翻译有关，例如清末民初的梁启超，在1902年的〈论自由〉一文中，写到英王Charles I，译名为查理士：

「一六四九年，英民弑其王查理士第一，行共和政。」

往后的翻译里，也多以「查理」、「查理士」或「查理斯」为准，沿用至今。或许可以猜想，过去的中国知识分子未能听闻当时英国的发音，久之也就自然使用形成习惯。但时至今日，是否还「应该」继续沿袭旧译？译名的背后又有哪些历史文化的问题？

▌专访「伦敦生活A to Z」 ：英王与皇室名号翻译学

魏君颖（英国伦敦大学金史密斯学院艺术行政与文化政策硕士、创意与文化创业研究所博士）

白舜羽（英国雷丁大学商学院博士候选人）

合着有作品《伦敦腔：两个解释狂的英国文化索引》 、 《伦敦眼：两个解释狂的英国文化透镜》

以个人的意见来说，更倾向使用「查尔斯三世」。若过去在编译的时候，没有「官方偏好译名」，那么根据惯用翻译使用「查理」是合理的；以现在的情形而言，如果英国政府的代表单位，如大使馆或是英国在台办事处，已提供官方译名「查尔斯三世」，那基于「名从主人」的原则，应该还是使用查尔斯比较理想，毕竟这是正式统治名的翻译。

现今的皇室成员，其实也有媒体惯用小名与正式名不同的案例。例如哈利王子（Prince Harry）其实受洗全名是Henry Charles Albert David​​，不过家人跟大众都习惯叫他Harry。另外，中文所称「凯特王妃」翻译自Kate，但她的全名是Catherine，以全名翻译应为「威尔斯王妃凯萨琳」。

历史课本上的「查理一世」跟「查理二世」，都跟英国历史上短命的共和制有关。附带一提，中文世界常以「二世」「三世」指涉同名的祖父子三代，如菲律宾前总统艾​​​​​​奎诺三世；但是君王的「统治编号」 （Regnal Number），则是区分「在历史上出现的第几个同统治名君主」，排序未必连续，也未必是相连的世代。

如果历史上从未有过同名君主，则不一定会在后面加统治编号，例如「维多利亚女皇」目前仅此一家，绝无分号。现今国王与查理二世有着300年的差距，也非父子，为了避免不吉利，给Charles这个名字有个拨乱反正的译名也没什么不好。

又或是，既然现在已经提供了「查尔斯三世」的翻译，说不定可以考虑去调整课本翻译，把前面两者更正为「查尔斯一世」与「查尔斯二世」？ （历史老师站在你背后，他很生气...）

这或许要问，查尔斯三世在1948年出生时，就已确定他将成为王储，为什么还会选「查尔斯」这个名字？查尔斯全名为​​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共有4个Given names，即使他的惯用名是查尔斯，仍可以比照乔治六世，选用其他名字作为统治名。不过，或许考量他长久以来都以「查尔斯」之名广为世人所知，延续这个身分也未必不好。

英国的剧场界早在2014年，剧作家Mike Bartlett就以King Charles III创作「未来历史剧」 ，想像查尔斯即位后，因为爱干政的毛病不改，引发宪政危机，最后宣布退位，让威廉王子继承王位。这出戏的出现，以及后续改编为电视剧的文化现象，一方面反映查尔斯多年来在民众心中，始终有着不讨喜的形象，特别是与黛妃的婚姻触礁及与卡蜜拉的婚外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国内共和派日渐增长的影响力。看似在即位前就唱衰查尔斯国王，不如说提醒他王室在21世纪的挑战。

当然，此剧上演后，难免忍不住揣想，会不会查尔斯干脆就从其他三个名字选一个，当作重新来过再出发？不过过去几天的即位已经确认查尔斯三世的时代来临，接下来会如何，就拭目以待了。

▌专访译者吴润璿：

淡江大学欧洲研究所。兼职译者，译有《激情香水》、《图解棒球完全BOOK》、《鹰击长空》、《帝国落日》、《被隐藏的中国》、《看不见的屏障》、《邓小平》、《西进的帝国》、《欧洲中世纪围城战》等十余本书籍。

从清英鸦片战争以来，「中国」与西方世界的接触愈发密集。在不论何种形式的交流，包括所谓殖民帝国「物理式」，再到商贾间平等的契约，语言的转换是不可少的，翻译成了必要的中介。人名与地名的翻译在与其它专有名词相比，似乎是中文与欧洲各国间在名称与形式上最明显的差距。究竟是翻成查理、还是查尔斯为好，或更为妥切，似乎是个小争议？

由译者的角度来看，偏向选用查尔斯而非查理。原因很简单，因为这个词发音更为接近其母语（Charles）的发音，这点毫无争议。查理二字明显少了字尾的S 发音。在早期的教科书中，英国国王的译名确是使用查理一世（Charles I）与查理二世（Charles II）父子。至于为何当年没用类似「查尔斯」的发音选字，似乎已不可考。但这类人名与实际上发音的有明显落差，在大学西洋近代史或现代史中，那真是随处可见；甚至在同一本著作中，相同的名字都能出现不同的译名。若是不附上原文，更是难以确认这些人是否真为不同名字。出于选用与原本母语发音相似的字，在目前英语更为普及的条件下，应该以查尔斯取代查理。

举几个地名上使用的译名做为参考。南韩汉城的英文是Seoul，当高中时在电影中看到机场的告示牌上汉城的英文是如此时，怎么也想不透，为何我们会翻成「汉城」二字，毕竟这发音与英文的差距，只要是学过英文26字母的人都看得出来不一样。

但一直没能搞懂，甚至问过学了韩文的外交系朋友，也不知道答案。但在读与明史相关书籍时，才恍然大悟，李氏朝鲜太祖李成桂在「开国」之后，上书朱元璋请求册封国名时，将首都迁至汉阳（Hanyang），并定名为汉城（Hanseong），二战之后才改用Seoul，为韩语中首邑、首都之义。这在韩国许多大城市地名中，都可以看到其发音或多或少和汉字发音不会差距太远。但中文语境下一直用沿用汉城，直到2005年，韩国才正式改译名为首尔，以使发音与意义上更能相符。

欧洲地名上的翻译与该国母语的发音，其差异更是让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慕尼黑，在德文中是München，但是英文、法文都是Munich，别说拼法差很多，光听发音都无法想像是同一个地名。但是，按照巴伐利亚语的拼法Minga，似乎还和Munich 更为接近点。但是不论从上述几个语言来看，中文的慕尼黑都会让人无法猜出它当初到底是从哪个语言综合而成的？

如果极其知名或要人的姓名或地名，能使用其原本语言发音的音译，而非单纯的以英文改写后的拼法发音音译，不也是更为贴近与尊重？而非硬要随着过去的生硬的翻译沿用下去，然后与其母语发音产生更大的落差，造成误解。

▌专访译者冯奕达：

国立政治大学历史学系世界史组硕士。专职译者。译有《殖民之后？ 》、《老派工作是潮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学》、《为什么你这样想，他那样做》、《风之帝国》、《料理之道》等二十余本书籍与论文若干。

我虽在历史学系所待了十年，翻译历史类书籍糊口也近十年，但毕竟不是语言或翻译系所出身，无法谈理论，只能从有限的经验出发，以实例旁敲侧击，试抒己见。

先说结论：英王Charles III之中译，无论「查尔斯三世」或「查理三世」，我都可以接受。我能接受随习惯将之译为「查理」，也能接受出于贴近读音、与时俱进与带来多样性的原因而译为「查尔斯」；我不能赞同一者必然大是、一者必然大非的看法。

译名的推敲，是多种时空间因素牵引出的动态结果。过程中不只有许多规则可循，甚至要同时纳入并权衡多种规则，不必定于一尊。 「因为以往如何，所以现在必须如何」的思路也许不费力，但恐怕僵化死板。

「查尔斯」也好，「查理」也好，它们跟Charles是读音的类同。 「读音」有时间维度，也有空间维度。有能者或可推敲Charles与「查尔斯／查理」两音译的连结始于何时；其时英语Charles与汉语「查尔斯／查理」如何发音；不同地方的汉语发音是否有异；又，Charles及相关字并非英语所独有，译者音译时是否受到其他语种近似字的现有译名所影响（例如Charlemagne／查理曼）……。

但语言是活的，时空间维度也不仅一时一地。译出语与译入语的读音会随时间改变，不同地区汉语使用者的音译不仅不尽相同，也不必相同。即便拼法类同，只要放入不同语言，其音译也会随译出语的读音改变，而译入语的音译更会随译者的审美观、宗教观改变。简言之，音译有太多的考量。

以Johnson与类似字来说，就有强森（生）、约翰森（生／逊）等差异（庄臣、娇生更是不在话下）。 Anderson可以是安德生（森／逊），或是安徒生；David可以是大卫、达味或达比；Abraham可以是亚巴郎、亚伯拉罕或易卜拉欣；Madison可以是麦迪逊或马地臣；Jesus可以是耶稣、黑素斯、热苏斯……族繁不及备载。

音译还蕴含着幽微的语言权力关系。例如Charles de Gaulle，以往有译「查尔斯．戴高乐」者，想必与英语之盛行有关，但今天已有许多人译为「夏尔．戴高乐」。法国国王中亦有许多Charles，旧时一贯译「查理」者众，如今「夏尔」逐渐风行。如果今天法国仍有王室，又出了个Charles，想必不会有人会认为「因为以前课本都写『查理』，所以现在还是要译成『查理』」吧？ （不，我太乐观了。）

翻译时，每每有人以「国家教育研究院双语词汇、学术名词暨辞书资讯网」为尊。不过，搜寻Charles得到的结果，却有「夏勒」、「查理」（法）、「查尔斯」（英）、「查理士」。各词条的译者与作者、专长领域、写作时间等皆不尽相同，可见并无定于一尊的必要性与可能性。

如果「以前是『查理』，现在也得是『查理』」是金科玉律，那要如何解释以前Charles还是亲王时可以译为「查尔斯」，如今登基就不能是「查尔斯」，而必须是「查理」呢？难道国王就是查理，查理就是国王；查尔斯不可以是国王，国王不可以是查尔斯？何况今人读之，Charles更贴近「查尔斯」；若要与「查理」对应，Charlie应该更为贴切。

换个角度谈：「通同」或「近似」的名字，是否必须订于「一尊」？使用拉丁字母的欧洲国家肯定相当有感。英、法、德、西、北欧各国有Charles、Carles、Carlos、Carolus、Karl等诸多拼写（读音自然不同），转为阴性名词亦有Carol、Carole、Caroline、Charlene、Charlotte、Karolina……。英语世界的作者在面临类似问题时，有人将异国君主之名全采英语化的拼写，有人保持该国原本的拼写，有人同时混用。是以，读者可能在英语中读到Charlemange、Charles the Great或是Karl der Grosse，保有多样性其实并不影响读者思考，甚至有助于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自然而然习惯两种语言。

语言确实有从众、习惯的维度，但语言可以演变，也可以让使用者在时机适当时发挥引导作用。否则，我们就该坚定使用「伯里玺天德」（president）、「德律风」（telephone），实现「英特纳雄耐尔」（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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