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爾斯三世」或「查理三世」？英王與皇室名號翻譯學
註：本文寫於2022年09月15日
「Charles 應該怎麼唸？我都唸 Charles。」現年73歲的英國國王查爾斯三世（Charles III）在9月8日登基，成為英國史上登基年齡最長的君王。微妙的是，儘管 Charles 一名從英國人的讀音來聽，最接近的發音應該是「查爾斯」，但是在中文翻譯裡卻出現有「查理」、「查理斯」等差異。或有人以為，過去教科書都寫「查理一世」，理所當然沿用譯名，但真是如此嗎？又為什麼會有這種譯名差別、哪一個才是「正確的翻譯」？本文請英國文化研究的專欄作家、以及從事歷史專書翻譯的譯者，分別從歷史文化和翻譯的角度，解答Charles之謎。
目前絕大多數中文媒體使用的譯名為「查爾斯三世」，少部分使用「查理三世」。同時《BBC》繁體中文網、英國在台辦事處也是使用查爾斯三世，若以台灣的角度而言，使用查爾斯的譯名應較貼切。而英國駐中國使館也使用「查尔斯三世」的譯名，但英國駐港總領事館則不同，用的是「查理斯三世」。
就英國的讀音而言， Charles較接近查爾斯。而用「查理」的翻譯，可能是出於過去慣用的舊譯法（否則查理一音應該對應的是Charlie）。不過在香港的脈絡而言，就需要考慮到粵語和港譯的情境不同，香港多使用「查理斯」，而相關的譯名在某種程度上也連結了集體記憶（類似的案例，可以參考〈當「皮卡丘」入侵香港：譯名在地化之爭〉）。但也出現一種「查理斯王子繼位成為新任國王查理三世」這樣同一文卻混用的弔詭情形，從王子變國王，連發音都變了。
可能有人會困惑：以前歷史課本不都是用「查理」嗎？例如查理一世、查理二世？然而就算是歷史教科書，翻譯也會有其時空環境的差別， Charles翻成查理，源流可能和中國歷史上知識份子引介西洋知識的翻譯有關，例如清末民初的梁啟超，在1902年的〈論自由〉一文中，寫到英王Charles I，譯名為查理士：
「一六四九年，英民弒其王查理士第一，行共和政。」
往後的翻譯裡，也多以「查理」、「查理士」或「查理斯」為準，沿用至今。或許可以猜想，過去的中國知識分子未能聽聞當時英國的發音，久之也就自然使用形成習慣。但時至今日，是否還「應該」繼續沿襲舊譯？譯名的背後又有哪些歷史文化的問題？
▌專訪「倫敦生活 A to Z」：英王與皇室名號翻譯學
魏君穎（英國倫敦大學金史密斯學院藝術行政與文化政策碩士、創意與文化創業研究所博士）
白舜羽（英國雷丁大學商學院博士候選人）
合著有作品《倫敦腔：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索引》 、《倫敦眼：兩個解釋狂的英國文化透鏡》
以個人的意見來說，更傾向使用「查爾斯三世」。若過去在編譯的時候，沒有「官方偏好譯名」，那麼根據慣用翻譯使用「查理」是合理的；以現在的情形而言，如果英國政府的代表單位，如大使館或是英國在台辦事處，已提供官方譯名「查爾斯三世」，那基於「名從主人」的原則，應該還是使用查爾斯比較理想，畢竟這是正式統治名的翻譯。
現今的皇室成員，其實也有媒體慣用小名與正式名不同的案例。例如哈利王子（Prince Harry）其實受洗全名是Henry Charles Albert David，不過家人跟大眾都習慣叫他Harry。另外，中文所稱「凱特王妃」翻譯自Kate，但她的全名是Catherine，以全名翻譯應為「威爾斯王妃凱薩琳」。
歷史課本上的「查理一世」跟「查理二世」，都跟英國歷史上短命的共和制有關。附帶一提，中文世界常以「二世」「三世」指涉同名的祖父子三代，如菲律賓前總統艾奎諾三世；但是君王的「統治編號」（Regnal Number），則是區分「在歷史上出現的第幾個同統治名君主」，排序未必連續，也未必是相連的世代。
如果歷史上從未有過同名君主，則不一定會在後面加統治編號，例如「維多利亞女皇」目前僅此一家，絕無分號。現今國王與查理二世有著300年的差距，也非父子，為了避免不吉利，給Charles這個名字有個撥亂反正的譯名也沒什麼不好。
又或是，既然現在已經提供了「查爾斯三世」的翻譯，說不定可以考慮去調整課本翻譯，把前面兩者更正為「查爾斯一世」與「查爾斯二世」？（歷史老師站在你背後，他很生氣...）
這或許要問，查爾斯三世在1948年出生時，就已確定他將成為王儲，為什麼還會選「查爾斯」這個名字？查爾斯全名為Charles Philip Arthur George，共有4個Given names，即使他的慣用名是查爾斯，仍可以比照喬治六世，選用其他名字作為統治名。不過，或許考量他長久以來都以「查爾斯」之名廣為世人所知，延續這個身分也未必不好。
英國的劇場界早在2014年，劇作家Mike Bartlett就以King Charles III創作「未來歷史劇」，想像查爾斯即位後，因為愛干政的毛病不改，引發憲政危機，最後宣布退位，讓威廉王子繼承王位。這齣戲的出現，以及後續改編為電視劇的文化現象，一方面反映查爾斯多年來在民眾心中，始終有著不討喜的形象，特別是與黛妃的婚姻觸礁及與卡蜜拉的婚外情；另一方面，也反映了國內共和派日漸增長的影響力。 看似在即位前就唱衰查爾斯國王，不如說提醒他王室在21世紀的挑戰。
當然，此劇上演後，難免忍不住揣想，會不會查爾斯乾脆就從其他三個名字選一個，當作重新來過再出發？不過過去幾天的即位已經確認查爾斯三世的時代來臨，接下來會如何，就拭目以待了。
▌專訪譯者吳潤璿：
淡江大學歐洲研究所。兼職譯者，譯有《激情香水》、《圖解棒球完全BOOK》、《鷹擊長空》、《帝國落日》、《被隱藏的中國》、《看不見的屏障》、《鄧小平》、《西進的帝國》、《歐洲中世紀圍城戰》等十餘本書籍。
從清英鴉片戰爭以來，「中國」與西方世界的接觸愈發密集。在不論何種形式的交流，包括所謂殖民帝國「物理式」，再到商賈間平等的契約，語言的轉換是不可少的，翻譯成了必要的中介。人名與地名的翻譯在與其它專有名詞相比，似乎是中文與歐洲各國間在名稱與形式上最明顯的差距。究竟是翻成查理、還是查爾斯為好，或更為妥切，似乎是個小爭議？
由譯者的角度來看，偏向選用查爾斯而非查理。原因很簡單，因為這個詞發音更為接近其母語（Charles）的發音，這點毫無爭議。查理二字明顯少了字尾的 S 發音。在早期的教科書中，英國國王的譯名確是使用查理一世（Charles I）與查理二世（Charles II）父子。至於為何當年沒用類似「查爾斯」的發音選字，似乎已不可考。但這類人名與實際上發音的有明顯落差，在大學西洋近代史或現代史中，那真是隨處可見；甚至在同一本著作中，相同的名字都能出現不同的譯名。若是不附上原文，更是難以確認這些人是否真為不同名字。出於選用與原本母語發音相似的字，在目前英語更為普及的條件下，應該以查爾斯取代查理。
舉幾個地名上使用的譯名做為參考。南韓漢城的英文是 Seoul，當高中時在電影中看到機場的告示牌上漢城的英文是如此時，怎麼也想不透，為何我們會翻成「漢城」二字，畢竟這發音與英文的差距，只要是學過英文26字母的人都看得出來不一樣。
但一直沒能搞懂，甚至問過學了韓文的外交系朋友，也不知道答案。但在讀與明史相關書籍時，才恍然大悟，李氏朝鮮太祖李成桂在「開國」之後，上書朱元璋請求冊封國名時，將首都遷至漢陽（Hanyang），並定名為漢城（Hanseong），二戰之後才改用 Seoul，為韓語中首邑、首都之義。這在韓國許多大城市地名中，都可以看到其發音或多或少和漢字發音不會差距太遠。但中文語境下一直用沿用漢城，直到2005年，韓國才正式改譯名為首爾，以使發音與意義上更能相符。
歐洲地名上的翻譯與該國母語的發音，其差異更是讓人匪夷所思的程度。慕尼黑，在德文中是 München，但是英文、法文都是 Munich，別說拼法差很多，光聽發音都無法想像是同一個地名。但是，按照巴伐利亞語的拼法 Minga，似乎還和 Munich 更為接近點。但是不論從上述幾個語言來看，中文的慕尼黑都會讓人無法猜出它當初到底是從哪個語言綜合而成的？
如果極其知名或要人的姓名或地名，能使用其原本語言發音的音譯，而非單純的以英文改寫後的拼法發音音譯，不也是更為貼近與尊重？而非硬要隨著過去的生硬的翻譯沿用下去，然後與其母語發音產生更大的落差，造成誤解。
▌專訪譯者馮奕達：
國立政治大學歷史學系世界史組碩士。專職譯者。譯有《殖民之後？》、《老派工作是潮的》、《埃及的革命考古學》、《為什麼你這樣想，他那樣做》、《風之帝國》、《料理之道》等二十餘本書籍與論文若干。
我雖在歷史學系所待了十年，翻譯歷史類書籍餬口也近十年，但畢竟不是語言或翻譯系所出身，無法談理論，只能從有限的經驗出發，以實例旁敲側擊，試抒己見。
先說結論：英王Charles III之中譯，無論「查爾斯三世」或「查理三世」，我都可以接受。我能接受隨習慣將之譯為「查理」，也能接受出於貼近讀音、與時俱進與帶來多樣性的原因而譯為「查爾斯」；我不能贊同一者必然大是、一者必然大非的看法。
譯名的推敲，是多種時空間因素牽引出的動態結果。過程中不只有許多規則可循，甚至要同時納入並權衡多種規則，不必定於一尊。「因為以往如何，所以現在必須如何」的思路也許不費力，但恐怕僵化死板。
「查爾斯」也好，「查理」也好，它們跟Charles是讀音的類同。「讀音」有時間維度，也有空間維度。有能者或可推敲Charles與「查爾斯／查理」兩音譯的連結始於何時；其時英語Charles與漢語「查爾斯／查理」如何發音；不同地方的漢語發音是否有異；又，Charles及相關字並非英語所獨有，譯者音譯時是否受到其他語種近似字的現有譯名所影響（例如Charlemagne／查理曼）……。
但語言是活的，時空間維度也不僅一時一地。譯出語與譯入語的讀音會隨時間改變，不同地區漢語使用者的音譯不僅不盡相同，也不必相同。即便拼法類同，只要放入不同語言，其音譯也會隨譯出語的讀音改變，而譯入語的音譯更會隨譯者的審美觀、宗教觀改變。簡言之，音譯有太多的考量。
以Johnson與類似字來說，就有強森（生）、約翰森（生／遜）等差異（莊臣、嬌生更是不在話下）。Anderson可以是安德生（森／遜），或是安徒生；David可以是大衛、達味或達比；Abraham可以是亞巴郎、亞伯拉罕或易卜拉欣；Madison可以是麥迪遜或馬地臣；Jesus可以是耶穌、黑素斯、熱蘇斯……族繁不及備載。
音譯還蘊含著幽微的語言權力關係。例如Charles de Gaulle，以往有譯「查爾斯．戴高樂」者，想必與英語之盛行有關，但今天已有許多人譯為「夏爾．戴高樂」。法國國王中亦有許多Charles，舊時一貫譯「查理」者眾，如今「夏爾」逐漸風行。如果今天法國仍有王室，又出了個Charles，想必不會有人會認為「因為以前課本都寫『查理』，所以現在還是要譯成『查理』」吧？（不，我太樂觀了。）
翻譯時，每每有人以「國家教育研究院雙語詞彙、學術名詞暨辭書資訊網」為尊。不過，搜尋Charles得到的結果，卻有「夏勒」、「查理」（法）、「查爾斯」（英）、「查理士」。各詞條的譯者與作者、專長領域、寫作時間等皆不盡相同，可見並無定於一尊的必要性與可能性。
如果「以前是『查理』，現在也得是『查理』」是金科玉律，那要如何解釋以前Charles還是親王時可以譯為「查爾斯」，如今登基就不能是「查爾斯」，而必須是「查理」呢？難道國王就是查理，查理就是國王；查爾斯不可以是國王，國王不可以是查爾斯？何況今人讀之，Charles更貼近「查爾斯」；若要與「查理」對應，Charlie應該更為貼切。
換個角度談：「通同」或「近似」的名字，是否必須訂於「一尊」？使用拉丁字母的歐洲國家肯定相當有感。英、法、德、西、北歐各國有Charles、Carles、Carlos、Carolus、Karl等諸多拼寫（讀音自然不同），轉為陰性名詞亦有Carol、Carole、Caroline、Charlene、Charlotte、Karolina……。英語世界的作者在面臨類似問題時，有人將異國君主之名全採英語化的拼寫，有人保持該國原本的拼寫，有人同時混用。是以，讀者可能在英語中讀到Charlemange、Charles the Great或是Karl der Grosse，保有多樣性其實並不影響讀者思考，甚至有助於只知其一、不知其二的人自然而然習慣兩種語言。
語言確實有從眾、習慣的維度，但語言可以演變，也可以讓使用者在時機適當時發揮引導作用。否則，我們就該堅定使用「伯里璽天德」（president）、「德律風」（telephone），實現「英特納雄耐爾」（intern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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