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书祛魅⇋多媒体的魅力

熟知我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我是很喜欢看书的。因为书的好处不言自明，它是一种拓宽知识面的有效方式。但「书」只是作为一种载体而已，也就是我的领域里常说的「媒介」。那它「介」的是什么呢？一言敝之就是「写作者的思想」。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每一种媒介的内容自身也是一种媒介」，所以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媒介。它载的可能是人的精神、内核、心灵等等这些更加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了形形色色的媒介，诚然是生活在一个多媒体、泛媒介的世界里，因此承载思想的媒介也多出了除了书以外的许多种方式。比如网页、论坛、社交媒体、聊天软件、电影、电视、视频、照片、图像等等都可以说是其中一种。然而在媒体界的批判里，这些多元化的新兴媒介往往被喻作「比不上书」，甚至是许多通过这些多元化媒介来进行知识产出的人，同样会在背地里想：我宁愿多读一本书，从书中汲取知识，而不是从其他这些媒介。其他这些媒介承载的知识信息是垃圾、碎片、本质上没有什么含金量的，老生常谈。我以前也把书当作很神圣的物件，把看书当作对抗这个浮躁的、被社交媒体主宰的社会的方式，乃至我其实把它当作一种行为艺术。可是当我更深地了解了书以及它背后的「写作」这样一种行为以后，反而对书以外的媒介产生了认同。今天我想浅谈一下「给书祛魅」的一两点看法。

别的也有人说过，只要尝试写作，就可以了解一名写作者在组织文字的过程中可以夹带多少私货。在我看来，写作的乐趣在于依据上一句话写了什么，紧跟着的下一句话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种接续方式。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无限打破重组，其间蕴藏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比肩宇宙所能够包含的量级。也因此，写作跟写作者本人「当时」、「当地」的经验与情感紧密关联，通过写作产出的文本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随机」的产物。可是「书」却将这种随机性定形了，它变成了一种不可反驳、不可讨论的庄严的物件。在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时代看来，这无异于是一种低劣且愚蠢的行为。

二位中的其中一位说过，透过文字，「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这句话里面的道理诚然如此。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可以表明这个真相：当译者对一本书的内容进行翻译时，译者其实是需要去不断跟书的作者沟通这名作者写下的一个词、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的。译者难道看不懂这个词吗？当然看得懂，可是当你写这个词的时候，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译者只能在反覆沟通、确认后再决定一个自己知识范围内等同的词来与之进行交换。看似译者的目的达到了。可是当这份译本再次传达到许许多多的读者手里，读者心里其实也会有相似的疑问，你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这一次，译者不会跟读者解释了。也就是说，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意思其实是在不断被扭曲的。

再回到苏格拉底。他提倡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面对面的讲话。在19、20世纪媒介的爆发性成长不断刺激传统的书本这一表达形式时，哈洛德・伊尼斯则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回到口语表达，因为口语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可以反覆向对方确认意思的，对话进行下去的前提就是双方都理解了上一句话的意思，双方共享同一知识层面上的土台。只有这样，对话才可以顺利进行，沟通才可以称之为有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书是比不过如今涌现出来的许多其他新兴的媒介形式的，哪怕是电影、写真、播客甚至都能比它强。

现在再来看上面引用的那一句话的上下文：

「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人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够帮助记忆，只能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表面上他们似乎说明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智慧的显露，无实际的货色。」

苏格拉底攻击的是文字的不可重塑性。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一种视觉的记号。但与它作为一种记号的本质相悖，它往往被规定了特定的含义。这种特定的含义被编写成为字典，走进了小学的讲堂，从孩子们一张白纸的思想开始涂鸦，向孩子们灌输既定俗成的社会规约（社会规约：公有的语言——当我们使用一个可以不经解释就可以与听众共享其含义的词语时，这个词语被赋予了社会学的想像力。每一个人都运用其对社会的理解来诠释这个词语的含义。往偏激的一端说，这些词语往往自带了刻板印象）。但是写真：这种媒介形式却能够摆脱这种容易被规定的刻板印象，具备更加自由的理解度。一个人对一张照片的解读甚至不需要用语言来描述，它传达的是一种更为模糊的经验与感觉。

简单提一下电影、播客其实也是同理。电影讲述一个连续时间性的视觉堆叠，配之以声音的诠释，其实也是具有相对自由的理解度的。播客不比书籍，它通过听觉传播，同样不像文字作为一种记号那种容易定死人们的理解与诠释。 （*这只是一个初步考虑，并未成形，未经推敲。）

因此，「书」在我的理解里逐渐被祛魅化，我也更愿意接受除了书以外的其他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其他媒介有时候能够承载书所不能轻易承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如今人人愿意追捧的东西。从我最近几天听的几条当代人关于社交媒体的洞察来分析，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和「体验」（体验或者经验⇋personal experience）。

董晨宇在和曹柠聊的一期关于网红主播的播客（咸柠七vol50）里谈到，他认为主播卖的是「亲密/亲密关系」（方式是通过与观众建立长时间的视听关系）。曹柠的另一期播客里（咸柠七vol49），短视频博主小雨与他谈到，她做内容不能提供给观众什么特别有意义的干货，反而是提供的情感支持（「情绪能量」）更多。这跟我前几日与一名老师聊出来的结论类似，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社交媒体里的内容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地传播，因为它产出的是「情感」，是情感驱使着人们黏在上边、主动转发。

「情感」是具有感染性的，是可以通过反思自身的经验从而达到共鸣的。也就是说，「共情」成为了转发与分享的主要因素。这比起书籍里面提倡的理性显然更容易得到更多支持，感性胜出了。由此是否可以推论：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情绪主导的时代背景里，过去几百年里构筑起来的理性则通过社交媒体受到挑战。社交媒体使得情绪易于分享、便于传播，而这或许正是它自带的一种天然属性。当然并不是说以前的几百几千年里就没有这么大的情感喷发或需求，只是说是否社交媒体成为情绪的疏通管道，被有效地利用。

过去，我们没有这么多媒介让我们表达情感，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的笔杆子与皇冠上头。如今，自由表达的时代，人人获得情绪沟通的管道，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件好事，而我们却在媒体批评里看到了太多相应而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情绪暴力。为了解决这些负面影响，许多时候只能说一句很冠冕堂皇的话，「责任在每一个人自己手里，需要个人自己进行分辨、自己进行决策」，可事实上人人往往也没有这种爱好或者精力。再说一句更冠冕堂皇的话，像这种被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存在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或社会里，只是我们很难看到，或我们更关注于自己当下所处的时代。假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好像所有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诚然这种态度很中庸。就像拿书来说，它真正发达的也就近世史上那三五百年，更早之前是普罗大众无法接触到的神圣之物，更不用提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发足与源流，所以我们其实也才是刚刚起步来思考这一系列的问题而已。哀叹书的衰落，好像诚然是没有必要，因为新的东西已经到来。展望元宇宙也不过是这般类似的问题而已。

最后，补贴一句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里说的话：这只是一种怀旧情绪而已。而怀旧情绪正就是诞生在社会飞速发展之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