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书祛魅⇋多媒体的魅力

遊走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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熟知我的人大概都会知道,我是很喜欢看书的。因为书的好处不言自明,它是一种拓宽知识面的有效方式。但「书」只是作为一种载体而已,也就是我的领域里常说的「媒介」。那它「介」的是什么呢?一言敝之就是「写作者的思想」。按照麦克卢汉的理论「每一种媒介的内容自身也是一种媒介」,所以思想本身也是一种媒介。它载的可能是人的精神、内核、心灵等等这些更加虚无缥缈的东西。现在我们有了形形色色的媒介,诚然是生活在一个多媒体、泛媒介的世界里,因此承载思想的媒介也多出了除了书以外的许多种方式。比如网页、论坛、社交媒体、聊天软件、电影、电视、视频、照片、图像等等都可以说是其中一种。然而在媒体界的批判里,这些多元化的新兴媒介往往被喻作「比不上书」,甚至是许多通过这些多元化媒介来进行知识产出的人,同样会在背地里想:我宁愿多读一本书,从书中汲取知识,而不是从其他这些媒介。其他这些媒介承载的知识信息是垃圾、碎片、本质上没有什么含金量的,老生常谈。我以前也把书当作很神圣的物件,把看书当作对抗这个浮躁的、被社交媒体主宰的社会的方式,乃至我其实把它当作一种行为艺术。可是当我更深地了解了书以及它背后的「写作」这样一种行为以后,反而对书以外的媒介产生了认同。今天我想浅谈一下「给书祛魅」的一两点看法。

别的也有人说过,只要尝试写作,就可以了解一名写作者在组织文字的过程中可以夹带多少私货。在我看来,写作的乐趣在于依据上一句话写了什么,紧跟着的下一句话实际上有成千上万种接续方式。前一句话跟后一句话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无限打破重组,其间蕴藏的可能性甚至可以比肩宇宙所能够包含的量级。也因此,写作跟写作者本人「当时」、「当地」的经验与情感紧密关联,通过写作产出的文本更大程度上是一种「随机」的产物。可是「书」却将这种随机性定形了,它变成了一种不可反驳、不可讨论的庄严的物件。在柏拉图与苏格拉底的时代看来,这无异于是一种低劣且愚蠢的行为。

二位中的其中一位说过,透过文字,「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这句话里面的道理诚然如此。有一个非常明确的例子可以表明这个真相:当译者对一本书的内容进行翻译时,译者其实是需要去不断跟书的作者沟通这名作者写下的一个词、一个句子究竟是什么意思的。译者难道看不懂这个词吗?当然看得懂,可是当你写这个词的时候,你究竟是什么意思呢?译者只能在反覆沟通、确认后再决定一个自己知识范围内等同的词来与之进行交换。看似译者的目的达到了。可是当这份译本再次传达到许许多多的读者手里,读者心里其实也会有相似的疑问,你写的这句话是什么意思?解释一下?这一次,译者不会跟读者解释了。也就是说,文本在传播的过程中,它的意思其实是在不断被扭曲的。

再回到苏格拉底。他提倡的方式是什么呢?是面对面的讲话。在19、20世纪媒介的爆发性成长不断刺激传统的书本这一表达形式时,哈洛德・伊尼斯则再次重申了这一观点:我们需要回到口语表达,因为口语之间的交流沟通是可以反覆向对方确认意思的,对话进行下去的前提就是双方都理解了上一句话的意思,双方共享同一知识层面上的土台。只有这样,对话才可以顺利进行,沟通才可以称之为有效。在这个意义上来讲,书是比不过如今涌现出来的许多其他新兴的媒介形式的,哪怕是电影、写真、播客甚至都能比它强。

现在再来看上面引用的那一句话的上下文:

「你发明的文字使习字人的心灵患上健忘症,因为他们不再使用自己的记忆;他们会相信外在的文字,记不得自己。你发明的这个特别有效的东西不能够帮助记忆,只能帮助回忆。你传授给学生的不是真理,而是近似真理的东西;他们能记住许多东西,但是学不到任何东西;表面上他们似乎说明都懂,但实际上什么也不懂;他们是令人讨厌的伙伴,有智慧的显露,无实际的货色。」

苏格拉底攻击的是文字的不可重塑性。文字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是一种视觉的记号。但与它作为一种记号的本质相悖,它往往被规定了特定的含义。这种特定的含义被编写成为字典,走进了小学的讲堂,从孩子们一张白纸的思想开始涂鸦,向孩子们灌输既定俗成的社会规约(社会规约:公有的语言——当我们使用一个可以不经解释就可以与听众共享其含义的词语时,这个词语被赋予了社会学的想像力。每一个人都运用其对社会的理解来诠释这个词语的含义。往偏激的一端说,这些词语往往自带了刻板印象)。但是写真:这种媒介形式却能够摆脱这种容易被规定的刻板印象,具备更加自由的理解度。一个人对一张照片的解读甚至不需要用语言来描述,它传达的是一种更为模糊的经验与感觉。

简单提一下电影、播客其实也是同理。电影讲述一个连续时间性的视觉堆叠,配之以声音的诠释,其实也是具有相对自由的理解度的。播客不比书籍,它通过听觉传播,同样不像文字作为一种记号那种容易定死人们的理解与诠释。 (*这只是一个初步考虑,并未成形,未经推敲。)

因此,「书」在我的理解里逐渐被祛魅化,我也更愿意接受除了书以外的其他媒介所承载的信息。其他媒介有时候能够承载书所不能轻易承载的东西,而这些东西正是如今人人愿意追捧的东西。从我最近几天听的几条当代人关于社交媒体的洞察来分析,这种东西很大程度上是「情感」和「体验」(体验或者经验⇋personal experience)。

董晨宇在和曹柠聊的一期关于网红主播的播客(咸柠七vol50)里谈到,他认为主播卖的是「亲密/亲密关系」(方式是通过与观众建立长时间的视听关系)。曹柠的另一期播客里(咸柠七vol49),短视频博主小雨与他谈到,她做内容不能提供给观众什么特别有意义的干货,反而是提供的情感支持(「情绪能量」)更多。这跟我前几日与一名老师聊出来的结论类似,我们得出来的结论是:社交媒体里的内容之所以能够如此广泛地传播,因为它产出的是「情感」,是情感驱使着人们黏在上边、主动转发。

「情感」是具有感染性的,是可以通过反思自身的经验从而达到共鸣的。也就是说,「共情」成为了转发与分享的主要因素。这比起书籍里面提倡的理性显然更容易得到更多支持,感性胜出了。由此是否可以推论:现在我们站在一个情绪主导的时代背景里,过去几百年里构筑起来的理性则通过社交媒体受到挑战。社交媒体使得情绪易于分享、便于传播,而这或许正是它自带的一种天然属性。当然并不是说以前的几百几千年里就没有这么大的情感喷发或需求,只是说是否社交媒体成为情绪的疏通管道,被有效地利用。

过去,我们没有这么多媒介让我们表达情感,权力只掌握在少数人的笔杆子与皇冠上头。如今,自由表达的时代,人人获得情绪沟通的管道,这或许可以看作一件好事,而我们却在媒体批评里看到了太多相应而来的负面影响。比如情绪暴力。为了解决这些负面影响,许多时候只能说一句很冠冕堂皇的话,「责任在每一个人自己手里,需要个人自己进行分辨、自己进行决策」,可事实上人人往往也没有这种爱好或者精力。再说一句更冠冕堂皇的话,像这种被关心的问题实际上存在于过去的任何一个时代或社会里,只是我们很难看到,或我们更关注于自己当下所处的时代。假如从历史的角度来看问题,好像所有问题都不会再是问题,诚然这种态度很中庸。就像拿书来说,它真正发达的也就近世史上那三五百年,更早之前是普罗大众无法接触到的神圣之物,更不用提通俗文学、大众文化的发足与源流,所以我们其实也才是刚刚起步来思考这一系列的问题而已。哀叹书的衰落,好像诚然是没有必要,因为新的东西已经到来。展望元宇宙也不过是这般类似的问题而已。

最后,补贴一句麦克卢汉在《机器新娘》里说的话:这只是一种怀旧情绪而已。而怀旧情绪正就是诞生在社会飞速发展之时。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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