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倫·斯沃茨去世十年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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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月11日,Aaron Swartz被發現在他布魯克林的家中自殺身亡,享年26歲。
Aaron Swartz就這樣死在了移動互聯網、互聯網金融、內容創作平台和人工智能集中落地並爆發的前夜。
這十年,由移動互聯網推動的社會變革可能比之前任何一次文化運動來的都更加劇烈,猛烈到人和人之間的距離可以直接被互聯網完全黏上,或徹底撕裂。
這就讓Aaron Swartz曾經秉持的更多觀點與行動顯得更加彌足珍貴,但互聯網技術在2013年之後的持續爆發更讓Aaron Swartz的過早離開人世而讓人扼腕嘆息。雖然,到了今天整個互聯網讓人和知識分享之間的距離變得相比Aaron Swartz希望的那樣越來越遠。
因為2006年Aaron Swartz已經被Reddit的股東解僱,其走向如何可以不談;但是維基百科這樣的社區,某些語言地區的條目編輯者們也因為各種各樣的政治或理念問題曾經稍稍偏離了創始時的初衷;而從2015年開始,Sci-hub以及Z-library就持續地飽受多國機構“有害內容”和“危害安全”的指控,2021年前後至今,一些通信服務運營商和政府機構開始相繼屏蔽這些網站的公開域名。
我相信,一些人看過了一些drug是如何被製造出來的短片,或者安倍晉三槍擊案的一些後續內容分析的文章之後就會認為:被上傳到互聯網上的知識如果不加限制的公開和傳播,就會發生可怕的後果;對一些領域一知半解是很危險的事情。一些人甚至會站在哲學的高度,大談特談“人之初,性本惡”,無限制地分享知識將會讓這個世界置於極度危險的境地。
但我們可以先看看這十年,與互聯網和信息技術有關的發展,以及相關技術的落地到底讓這個世界突飛猛進到了何種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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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我們已經擁有了iPhone 5和Galaxy S3這樣的智能手機,4G LTE技術也幾乎完全與世界最大的幾個金融中心融合,一部分程序員嘗試在手機上維護系統或者編寫軟件或App,因為他們的一些站點正在通過亞馬遜的EC2運行,而手機的性能足以流暢運行一部分本地編輯器;越來越多的人開始在Instagram發佈各種各樣的照片和視頻;拼車上下班開始在美國流行;先鋒驢友會在Foursquare上打卡;許許多多小眾的、好玩的點子通過kickstarter的眾籌功能成為了現實;微信也在殘酷的中國大陸網絡中殺出重圍,成為陸內首屈一指的超級App,而在彼時今日頭條才剛剛上線運營了一年。 2013年,以太坊的概念被提出,虛擬貨幣技術開始朝著更多元的方向前進。
更重要的是,深度學習一類的人工智能技術的落地因為電腦硬件性能的不斷提升而被再次提上日程。算法、數據和算力正在逐漸變成驅動這個世界繼續向上的三駕馬車。
在互聯網技術之外,影像科技的不斷進化和從專業領域的下放使得任何人都可以是“網絡紅人”這件事成為可能。如果會操作這些攝影設備,並擁有一定的視頻編輯能力,加上自己對豐富的生活或工作經驗的精彩輸出,一個人完全可以僅通過製作互聯網短片收入百萬— — 這也推動了內容創作平台的崛起。內容創作平台的爆炸式增長,依靠的正是移動互聯網性能的突飛猛進。
事實上,許多實操性質的影像知識和視頻編輯知識,以及文案寫作之類的技能並不能在那些循規蹈矩的書本上找到,互聯網承擔了傳遞這些知識的一部分工作;另一部分則是從業者們口口相傳的“秘籍”。如果沒有互聯網,沒有這些知識的足量傳播,那麼“網絡紅人”可能最終還是會變成一小部分人或組織的特權。
這是一段爆炸式變革的時光。只不過,這段爆炸式的變革至今仍在持續,可能身在其中的我們主觀感知有限。
說回曾經。 2013年許多技術和知識正在被人類發掘和學習,但距離落地還有一段距離。當時的人們對未來還有著許多猜測,包括Aaron Swartz對未來互聯網創作和分發內容也有著自己的一些觀點和想像。理想的狀態是,隨著互聯網內容的不斷增加,知識會被更加廣泛的傳播,小眾的內容也有著自己的受眾,並且這些小眾內容不會因為沒有足夠的關注而讓這些創作者們餓死,他們會因為互聯網而找到更多的渠道,並通過這些渠道獲利。
知識的大量傳播會帶來一個微妙副作用,那就是人們會變得更加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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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幸好看過Aaron Swartz — The Network Transformation這支對Aaron Swartz的採訪片段的話,相信你一定跟我有一樣的感受:當Aaron Swartz描述一個通過互聯網傳播的離散性較大的內容應通過不同形式進行獲利的世界時,其背後的思考一定與知識和文化多元性有關。
這當然有他自己的主觀喜好在裡面。 Aaron Swartz在一次採訪中稱自己會閱讀各種類型的書籍,其中一大部分是哲學;此外他也會聽一些播客內容,他提到的* Behind the News with Doug Henwood、 Counterspin以及This American Life *也都不是專注於IT內容,反而是更大眾化的內容,當然其中也有一部分是lifehacking。
絕大多數不怎麼能接觸技術生態和技術圖景的人往往無法認識到這一點:當Aaron Swartz可以完整地描述出一套能夠在未來以某種形式落地的自洽的內容廣播生態的時候,這樣的人往往會對世間萬物更加包容— — 雖然他在2013年完全拒絕了法院的判決,畢竟對知識的封鎖和掩蓋可以說是包容性的對立面,是Aaron Swartz完全不可接受的。
這其中有一個許多人會爭論的問題,即:以接觸過技術圖景為主的開發者,是否具備當前開發環境的實戰能力應不應該成為評價這個人的關鍵標準。這個問題一直存在於一些開發團隊或者團隊招聘中,這是不爭的事實。而解決這個問題的方法,其困難程度是因人而異的,因為其中的方法不僅僅是對工具和生態的介紹與指導,也多多少少涉及溝通、體驗和共情。
並不是所有人都接觸過所在行業的整體圖景,這就意味著每個人的視野有所不同,如果想要讓所有人站在同一個水平線上看問題,就要將這一圖景完整地展現在所有人地面前。 Stanley McChrystal上將在2014年的著作《Team of Teams: New Rules of Engagement for a Complex World》中提到,想要擊敗這群後伊拉克戰爭的基地組織力量,需要的就是讓所有戰士和將領最大化了解整體戰場局勢。
因此McChrystal上將積極地參與到了各部隊之間的溝通與磨合過程中。中情局的作戰人員會被帶領至其他軍種的戰鬥部隊和其他部門進行交流甚至戰鬥演練,JSOC的其他部隊比如游騎兵也會和海豹部隊以及美國空軍特種部隊和英軍的成員進行交換,充分學習其他部隊的作戰風格和經驗和當地部隊駐守區域的情勢,並在多次交換後形成更加全面的作戰能力和體系。
2005年的伊拉克戰場是一個非常好的,能將身處其中的每一個參與者的身心囊括進去的場景。他們是戰鬥好手,他們是能力高超的情報人員,也有身經百戰的指揮官。但在了解整體戰場局勢,並因此做出改變之前,他們一直都只能各自為戰。在所有人有足夠的時間和精力相互分享信息和知識,獲得完整戰場圖景和真正的戰略目標之前,他們一直都是失敗者。
他們需要溝通,需要磨合,需要聯合作戰,需要分享自己手中掌握的信息,需要把任何自己知道的東西毫無保留地交給其他部隊的戰士、將領和情報人員。這都是為了達成一個終極目標:削弱基地組織在伊拉克各個地區的優勢,穩定地區局勢。因此,他們能夠全身心地圍繞著一個目標共同努力。
McChrystal上將甚至還提到,為配合這次變革升級通信設備後,更頻繁的內部溝通將會被“不懷好意”的人監聽,就像Edward Snowden之於美國政府所做的那樣。但他在書中明確表示:相比JSOC內部極大加強的溝通效率面前,這種類似棱鏡門這樣的監聽“根本不值一提”。從某方面講,這番言論剛好印證了上文對“包容性”的一些觀點。
說個題外話:相比於戰爭世界,和平的世界更加複雜,不同的人生活重心不同,因此某些情況下必須要做出妥協。溝通、磨合、妥協,最終達成共識在和平世界裡是一件非常痛苦的事情,時間、耐心尤其是包容心在這個過程中就變得十分重要。這是開發團隊在接納對工具和生態不熟悉的新人時,都要經歷的過程。
不論如何,如果僅限於工作本身的話,上手工具和平台並開始撰寫代碼相比為員工描繪圖景的難度要低不少。如果員工對參與的技術圖景有著足夠的信心,TA一定會投入更多精力到這份工作當中— — 前提是同事和領導們也都是這個行業的好手,而不是一群門外漢。
我相信能夠參與開發人員招聘的開發者,即便新團隊新工作採用的工具和體係與自己以往見過的並不相同,但其本人或多或少也有自己的一套常用工具和體系。這就像後伊拉克戰爭時期JSOC的各個特種部隊一樣,只要有合適的機會與其他團隊一起工作、生活,在有著開發經歷和經驗的前提下,就能良好掌握新的工具、平台和生態;更重要的是,TA也能將自己和團隊成員各自的完整技術圖景分享給所有人。
Aaron Swartz喜歡在鬆散的團隊中工作,並積極建投身於讓知識能夠最大化分享的組織,幫助制定讓知識自由分享的法案。我相信他十分了解,一個知識豐富的人,或許不會很富有或者擁有很大權力,但一定會過得豐富多彩,並且能夠“一覽眾山小”,看到更多以往看不到的東西。這是一種充實的感覺,裡面還包括頓悟、成就感、快樂等積極的主觀情緒。獲取知識一直是一件好事。
這或許也是在Aaron Swartz已經認識到自己所做的一切推動都是徒勞的之後,選擇了輕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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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的現實更加悲哀。雖然《互聯網反盜版法案》最終沒有實施,但SOPA卻沒有倒下。至今許多文獻本可以免費獲取的內容依然被束之高閣;一些複雜的地區歷史正在被篡改,可能是通過教科書,也可能是通過Instagram,而那些可能還會讓人認識到曾經人們的愚蠢的事實和真實,要么被關在付費牆中,要么被局域網之牆封鎖。
這個世界與2013年相比,似乎沒有發生任何變化。
雖然通過各種各樣的互聯網服務和消費平台,這樣的問題正逐漸消弭,但仍然存在。比如,一些在某些地區和國家不能看到的“絕版書”,這些書可能因為觸及了某些政府的紅線,或者書籍對譯者而言過於難以翻譯,又或者這個類別的書籍,某個地區的大多數人確實不感興趣,可是這些書籍吸引了這個地區的小部分人。他們確實可以寄希望於通過註冊其他國家地區的某些賬號和信用卡直接購買,但事實上這一門檻往往要比獲取盜版書更難。畢竟,盜版書籍已經從曾經的非法印刷,變成了現在的非法存儲,而訪問非法存儲的門檻和路徑,很多時候要比辦理其他國家的信用卡簡單一些。你完全可以說這種極端的集權政體早就應該從地球上消失,但問題是,這樣的政體不僅存在,甚至還影響著全球經濟。
這樣的事情也發生在盜版書籍之外。我看到一些美國人說過,驚嘆於中國人和俄國人玩過非常多他們沒聽說過或者根本買不起的電子遊戲,而當他們知道中國人和俄國人都是通過破解遊戲的驗證系統就能免費玩到之後,一些人表達出羨慕,一些人則表達了不屑。盜版和私服橫行的年代毀掉了許多優秀的中國遊戲公司,因此一些經歷過這個時代的中國玩家和開發者直到今天談及盜版都是一副咬牙切齒的神情。
後來,隨著中國公司版權意識的加強,以及電子遊戲發展路徑的巨變,盜版一詞逐漸變得乏人問津,而私服也搖身一變成為了新的頁遊門類。國產免費遊戲開始被更多新生代注意到,而騰訊也變成了世界第一的遊戲公司,旗下Roit Games最火爆的MOBA遊戲《League of Legends》也是一款適應低配電腦的免費產品,用戶做的就是下載客戶端、註冊賬號,然後進入遊戲開玩。
免費和互聯網的結合產生的傳播能力是可怕的,不論是meme,還是爆炸性新聞,還是一條被許多人看到的汽車維修知識,又或是遊玩時長超過幾千小時的電子遊戲,還是一本在某些地區奉為圭臬的奇書,它們其中的一些甚至借助互聯網成為了全球範圍內的不朽經典。這種傳播能力給予了許多小眾愛好大眾化的機會,諸如金卡納、跑酷、露營以及遊戲攝影這樣的小眾愛好都因為互聯網的傳播而吸引了更多人的注意,當然,相關愛好中所蘊含的技術、背景、對愛好者的要求等等內容也逐漸被更多人所知曉。在互聯網內容的傳播過程中,這些愛好所需的知識體係也進行了無數次的自我複制。
不僅僅是這樣的知識。環境問題、人權、地緣政治、少數群體等事件的不斷曝光,人們對倫理道德的探討也比以往更加頻繁。而面對這類議題,不論討論者是否真的需要,它都會牽扯到許多歷史和政治事件,而這些信息往往因為版權或者付費牆將一些希望在這些話題上深入探討的人拒之門外。這對於現在的互聯網和世界而言這是一件糟糕的事情,由於新冠肺炎的大流行和世界經濟的不斷下滑,許多地區的民族主義情緒開始增長。民族主義情緒正是人類喪失包容心、拒絕多元性以及全球化進程的底層心理之一。今天,這些嚴肅又十分複雜的議題也是導致了互聯網上人和人之間矛盾的“那一點火星”,而其表現形式,就是越來越多的人在討論這些議題的時候,把情緒當觀點,把觀點當邏輯。因為這些人對這些問題的起源、歷史、學術性的內容、史料和書籍缺乏最基本的閱覽。
更危險的是,因為網紅經濟正在成為世界經濟體系的重要流派,一些機構和組織開始建立資金鍊,把一些非常極端的觀點與網紅綁定在一起,分發給那些網紅的“粉絲們”,調動“粉絲們”的情緒,將他們洗腦,並以此為基礎,出售各種可能會附帶極端情緒的商品。這種有資金的,組織化的運營的後果是非常可怕的。
或許,只能說是或許,在某種程度上我們可以歸咎於互聯網的底層邏輯並沒有完全朝著去中心化的方向發展。各地的數據中心成為了分發內容的核心基礎設施,分佈式計算是擁有互聯網基礎設施供應商獨享的權力,大企業的算法接管了觀眾的興趣取向,創作者平台和創作者本身也仍朝著中心化的方向發展,並且是朝著最能“挑起”用戶情緒的方向發展— — 甚至在某些創作者平台百家爭鳴的地區,一隻大象正在控制著這裡,只允許發布一種內容。這些龐然大物確確實實地正在影響人們的對生活,對整個世界的認知。
所以,在Aaron Swartz去世的十年之後,對未來仍保有一絲希望的人們,可能確實需要行動起來,組織起比Aaron Swartz曾經組織的更加有效的力量,來推動歷史該朝什麼方向發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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