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勒斯坦的囚徒：两个民族的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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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至2020年间，人类学家Joshua Rickard 在对以色列占领下位于约旦河西岸的纳布卢斯（Nablus）地区田野考察中，讲到了两则故事，令人印象深刻：

故事一：

在约旦河西岸，有一个叫Burin的小村子，以盛产无花果闻名。每年收获季节，村民都将无花果拉到纳布卢斯市及周边村庄去卖掉，然后用换来的钱采购蔬菜和其他生活必须品。有一年，又到了收获季节，以色列军队在村子出村必经之道上设立了关卡，不许村民通过。但村民急着把无花果拿到市场上去卖掉，于是连夜用拖拉机走山路把无花果运出去。几天之后，以色列军队注意到这个情况，就来把拖拉机没收了。但是村民不能让无花果烂在家里，于是又找来驴子把无花果连夜翻山运出去。又过几天，以色列军队又察觉村民偷运无花果的事情，就来把驴子也牵走了。 “那你们最后怎么处理这些无花果的？”人类学家问村长。村长说：“那一年我们吃了很多无花果。”

故事二：

在纳布卢斯市边上，有一个叫Asira ash-Shamaliya 的小镇，镇上8到12岁大小孩流行一种类似于“警匪枪战”（soliders-and-shabab）的游戏。孩子们拿棍子瞄准对方假装射击，并互相朝对方扔汽水罐以及躲在树后扔鞭炮，模拟在战斗中扔炸弹和闪光弹。这种战争游戏，在其他地方也许再平常不过了，但是这个游戏在当地却有完全不同的意味。因为游戏模仿的原型，是以色列士兵跟巴勒斯坦战士战斗，当地人看见了整个过程，战斗细节就在孩子们中间传开了。当地人也来看孩子们这样玩，就像用游戏来表演当时的战斗场景。这个游戏模拟的是“哈马斯”（Hamas）主要领导人之一Mahmoud Abu-Hannoud 被以色列军队追杀的故事。

Abu-Hannoud 是哈马斯下属的著名“卡桑旅”（Al-Qassam Brigades）重要指挥官，曾多次逃脱以色列国防军暗杀。其中一次刺杀就发生在这个小镇，当时有100多名以色列士兵，在武装直升机配合下突击了Abu-Hannoud 藏身的村子。在夜幕之下交织着密集的射击、炸弹和闪光弹，村民要么被以色列士兵控制住，要么在垃圾罐车里放火或者朝天乱打枪，吸引以色列士兵注意力，以掩护Abu-Hannoud 逃亡。还有一名村民是法塔赫（Fatah）成员，不但协助藏匿Abu-Hannoud，还为他包扎过枪伤，为了掩盖血迹，还在门口杀羊。

Abu-Hannoud 在纳布卢斯地区家喻户晓。他曾经为逃避刺杀，主动向约旦河西岸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投降（该机构代表巴勒斯坦政府，当时“哈马斯”被该政府认定是非法武装），被关进了纳布卢斯一处监狱。不久后，以色列战机再次突袭这所监狱要置他于死地，但是被他再次成功逃脱。据说逃走的时候他还救出来三名狱卒。最后，他与两名兄弟在乘车逃亡途中，被以色列直升机发射的导弹击中，三人均当场惨死。这个场面被摄像机记录下来，在巴勒斯坦和以色列各大电视台上播放。

以色列占领下的约旦河西岸地区，可以从这两则故事中窥见一斑。怎么理解这两则故事传达出来的讯息，有赖于我们系统地认识巴勒斯坦与以色列恩怨历史和现状。

与其非此即彼地指责某一方是“国家恐怖主义”，本文认为，处在仇恨螺旋上的巴以两国更像处在囚徒困境中，各自都表现出来某种民族性的悲剧特点：他们本来可以不必走到这一步的，但是为什么却走到了这一步？

2023年10月7日，加沙地带哈马斯（Hamas）武装分子无差别袭击了以色列南部数十个城镇及定居点。其暴行包括用火箭弹袭击城市及定居点、沿着公路及城市街道故意射击平民、劫持大批人质并制造了雷姆音乐节屠杀（Re'im music festival massacre）、卡法阿扎屠杀（Kfar Aza massacre）等多起惨案。截止10月12日，这起恐怖袭击已造成逾1300人死亡、3300人受伤以及超200人被劫持到加沙地带。伤亡者与被劫持者大多数是平民，除以色列本国国民之外，还包括多名泰国人、美国人、尼泊尔人、法国人、阿根廷人、俄罗斯人等等，其中中国公民也有至少2死3伤。

美国国务卿布林肯称，这是以色列自1973年”赎罪日战争“（Yom Kippur War）以来所受最严重的一次袭击。

这次震惊全世界的恐袭事件，再次引发西方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对立：一边是对以色列和恐袭受害者竭力声援，另一边是为巴勒斯坦的悲惨处境大声辩护。

这起事件影响之大，即便缺少直接利益关联的中文世界，也分割出两个截然对立的阵营互相攻击。一时间对于巴以恩怨的解释层出不穷，但是极少有人注意到这两个国家本来可以不必走到今天这般田地。

作为第三方非直接相关利益者，本文将力图从第三方视角来重新评估跟衡量巴以恩怨。中文读者可以暂时放下对恐怖主义行径的愤懑，不妨从观看悲剧的角度，来看一看巴以恩怨是怎么发生的。最后，不论您是否愿意放下针对某一方的义愤，您都会发现，透过这个全新的角度，我们看见了人性中的某些缺陷，这正是令人感觉悲哀和不幸的地方。

1.仇恨源头：1948年战争

在舆论界将巴以恩怨归咎于“1967年战争”的时候，以色列历史学家围绕“1948年战争”也出现了新旧历史学派的斗争。 “1948年战争”历史背景是以色列从原英属巴勒斯坦托管地（Mandatory Palestine）独立建国，但一建国就卷入了与阿拉伯国家的战争。这场战争的最严重后果是约80万巴勒斯坦人离开家乡，进入邻国或迁徙到其他地区成了难民。这次大规模集体流亡，成了巴勒斯坦人心目中挥之不去的历史创伤，后来将之称作“大灾变”（Nakba）。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1948年战争”形成了以后巴以恩怨和中东国际关系的雏形：不论是往后的中东战争，还是巴以冲突，我们都可以看见“1948年战争”的影子。

大体来说，新历史派历史学家们（New Historians），更多倾向于认为以色列人和英国殖民者是巴以恩怨的根源，但旧历史派更多为以色列官方意识形态辩护，将不幸归咎于英国殖民者和阿拉伯人自己。英国牛津大学以色列裔历史学家Avi Shlaim 是最著名的新历史派历史学家代表之一，他对新旧历史学派的分野可以简单总结为以下几点：

• 1. 以色列官方表述认为英国不支持建立犹太国家，新历史派认为是英国不肯建立巴勒斯坦国家；

• 2. 官方表述称巴勒斯坦人是自愿离开家乡的，新历史派称巴勒斯坦难民是以色列强制驱逐造成的；

• 3. 官方表述说地缘政治均势本来是有利于阿拉伯人的（因为邻国都来支持巴勒斯坦人展开对以色列的战争），新历史派说其实以色列才占据人员和武器方面的优势；

• 4. 官方表述推定阿拉伯人有统一协调的计划来消灭以色列，新历史派则发现阿拉伯人是有严重内部分歧的；

• 5. 官方表述指责阿拉伯人的不妥协态度才是破坏和平的原因，新历史派则谴责以色列要对将巴以恩怨带进死胡同负首要责任。

但是这两种观点都有问题。事实上，不论以色列国防军（IDF），还是阿拉伯救世军（ALA），又或者是阿拉伯联军其他部队，都在统一组织协调和战场管理上出了问题，正是这些问题造成了巴勒斯坦人大逃亡。巴勒斯坦人大逃亡，也给留下来的人与以色列在同时期建立一个巴勒斯坦国家造成了困难。而且阿拉伯国家在1967年以色列夺取加沙地带、约旦河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以前，并未协助巴勒斯坦人建立一个属于他们自己的国家。但在以色列夺取这些地方以后，巴勒斯坦人经过一系列国际活动以及游击战和消耗战，最终付出巨大代价才在以色列占领区建立一个支离破碎的国家。客观上来说，这时候的巴勒斯坦已经错过了建立国家的最佳时机。

有关“1948年战争”历史，美国马里兰大学历史学家Shay Hazkani 可能是比较接近中间立场的历史学家之一。 “1948年战争”似乎并不像多数历史学家叙述那样清晰明了，反而更接近历史真实情况的是：这是一场乱糟糟的战争。对于阿拉伯人一方来说，可能更是如此。阿拉伯人首先在组织和动员上还远远达不到整齐划一的地步，反而出现了复杂、混乱而且矛盾重重的情况。相比之下，犹太士兵不少是身经百战的二战老兵，不论作战经验还是战场管理，都要领先阿拉伯人这边。

但是双方的参战人员都存在着复杂情况。在以色列方面：来自欧洲的阿什肯纳兹犹太人（Ashkenazi Jews）看不起来自阿拉伯地区的米兹拉希犹太人（Mizrahi Jews），甚至要求后者重新考虑与犹太复国运动的关系；美国来的犹太人认为巴勒斯坦托管地出生的本地犹太人（Sabra Jews）是有暴力和沙文主义倾向的民族主义分子，而本地犹太人则认为美国犹太人心太软而且缺乏男子气概。在巴勒斯坦方面：巴勒斯坦人要求阿拉伯救世军履行救助巴勒斯坦的承诺，但是阿拉伯救世军则责怪巴勒斯坦人只顾大规模逃亡；来自阿拉伯各国的志愿军士兵们为军队指挥方面的低效无能迁怒于长官，而长官又处处提防这些士兵，唯恐士兵起义。另一方面，以色列国防军也试图给士兵灌输暴力和仇恨——比如教阿什肯纳兹士兵，说暴力符合犹太传统；又教米兹拉希士兵，说杀阿拉伯人是为祖辈报仇。但是这样的灌输并不见得奏效，因为阿什肯纳兹士兵没那么相信犹太教有暴力传统，米兹拉希士兵也没那么仇恨阿拉伯人。当然，阿拉伯人也给士兵灌输同仇敌忾，比如谴责犹太人非法越界侵犯伊斯兰世界的传统边界，但是志愿军士兵们更关心各自政府和军队管理之腐败导致战场失利。这种情况即使在其他战争动员中颇常见，但对于同样仓促成立而且都缺乏长期协同训练的参战双方军队来说，这样的情况意味着战场管理很可能难以做到整齐划一、前后一致——这也为战场上的混乱和失控行为埋下祸根。也可以说，战争是稀里糊涂开始，又稀里糊涂打完的，并不见得军事战略的宏伟部署得到准确执行，而战胜一方不见得赢在道义，战败一方也不见得输在武力。

1.1 战争前史

作为“1948年战争”前史， 1916年英国人煽动阿拉伯地区叛乱，并许诺支持约旦的哈希姆家族（the Hashemites）统一阿拉伯地区。当时欧陆正在大打第一次世界大战，阿拉伯地区正处在奥斯曼帝国统治下，而奥斯曼帝国站在同盟国一边。基于战略考量，英国人在奥斯曼帝国后院放火，最终成功瓦解了这个昔日的小亚细亚霸主。但是英国人并没有信守对阿拉伯人的承诺，尤其1917年英国政府发布《贝尔福宣言》（Balfour Declaration）以法律文件形式公开为犹太复国主义背书，支持在巴勒斯坦地区建立犹太国家。当时犹太人口只占巴勒斯坦地区总人口9%，对于占人口绝大多数比例的阿拉伯人却只字未提当年的承诺。英国人的背信弃义激怒了阿拉伯人，阿拉伯地区民族主义狂热进一步高涨。紧跟着，一战结束后，英国跟法国抢着瓜分奥斯曼帝国，巴勒斯坦托管地落入英国人之手。英国人随后又在1922年的托管章程中纳入《贝尔福宣言》，完全无视阿拉伯人的诉求，此举无异于羞辱了阿拉伯世界。

1919年至1925年间，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等地爆发了反对英国和法国的殖民地叛乱，领导这些叛乱的原奥斯曼帝国阿拉伯将领均受到英雄拥戴。在这些英雄人物的感召下，叙利亚、黎巴嫩、埃及和伊拉克等地年轻人自发结成准军事组织。虽然阿拉伯人借鉴了英国的童子军模式，但泛阿拉伯主义者们要求这些组织往军事组织方向发展。这期间，阿拉伯地区正掀起一股尚武风气和对男子气概的尊崇，阿拉伯人认为正是种族退化导致阿拉伯地区沦为欧洲殖民地的悲惨命运。于是从开罗、巴格达、大马士革、纳布卢斯到阿勒颇，年轻一代对强身健体、军事训练和阅兵表现出极大热情。这些准军事组织虽然还没有正式向殖民者开战，但是无疑为战争做着准备。

与此同时，巴勒斯坦托管地犹太人在英国庇护下，大肆开拓土地，其人口在1922年至1931年间翻了一倍。随着巴勒斯坦人定居点经济逐渐落后于犹太定居点，巴勒斯坦人对制度性不公平也越来越不满，其主要社会精英也不愿意跟英国人合作。在1920-1921年和1929年，巴勒斯坦人与犹太人爆发了激烈冲突。其中1929年，巴勒斯坦人制造了“希伯伦大屠杀”（1929 Hebron massacre），导致67至69名犹太平民惨死。到1930年代中期，在全球性大萧条和犹太人大肆购买土地的影响下，许多巴勒斯坦人失去了土地。 1936年，在希特勒迫害之下，从德国逃难过来大批犹太移民，使巴勒斯坦人感到了生存危机。巴勒斯坦人于是发动了大罢工和针对英国人和犹太社区的武装暴动。英国人野蛮镇压了起义，至1939年共造成3800名巴勒斯坦人和300名犹太人死亡，期间叛军内讧又致使1200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原奥斯曼帝国军官Fawzi al-Qawuqji 领导了这起叛乱，而此人今后要再次领导“1948年战争”中的阿拉伯救世军。

随着与巴勒斯坦人冲突越来越频繁，犹太人也同样感受到了强烈的生存危机。犹太社区左右翼都开始支持用暴力来对付巴勒斯坦人。以色列国防军前身“哈加纳”（Haganah）也开始鼓吹暴力信条。但是不久之后，二战爆发，英国为了安抚阿拉伯人，就又反转了先前的亲犹政策：1939年，英国政府发布政策文件要求限制犹太移民和买地，并且撤销1937年分治巴勒斯坦为两个国家的提议。这样反复无常的政策，立刻引起犹太人反弹，甚至引发流血冲突。 1942年，在以色列未来国父本-古里安（David Ben-Gurion）影响下，犹太人宣布决心在二战结束以后建立犹太人国家，在阿拉伯人看来，这无疑等同于宣战。于是巴勒斯坦人也赶在战后着手筹备对抗犹太“哈加纳”的准军事组织。一边是Muhammad Nimr al-Hawari 在二战英军阿拉伯裔军官基础上，从城市招募人员组建“拿迦达”（al-Najjada），另一边是Amin al-Husayni 仿照希特勒青年团筹建“弗图瓦”（ al-Futuwwa）。

虽然巴勒斯坦人自己创办的准军事组织也参与了“1948年战争”，但是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并不突出。巴勒斯坦人没能够将两股军事力量合为一体并发展壮大，这使得巴勒斯坦人在“1948年战争”前后处于被动地位。 1948年战争以后，即便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都掌握在阿拉伯人手里，但是巴勒斯坦人没有军事力量来支持自己的建国之路，也没有办法摆脱埃及和约旦的控制，更何况埃及和约旦还没有要支持巴勒斯坦在加沙和约旦河西岸建国的意思。

不同于犹太人的“哈加纳”，巴勒斯坦人的“拿迦达”和“弗图瓦”或现在的“法塔赫”（Fatah）跟“哈马斯”（Hamas），都有军阀、政府兼政治派系性质。一个很可悲的事实是，巴勒斯坦人即便在最孱弱的时候，也没有忘记内斗和猜忌，没能够将有限兵力和组织合在一起，组成较大力量。而今我们仍然可以看见“哈马斯”与“法塔赫”因为争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主导权内斗。 2007年，“哈马斯”与“法塔赫”在加沙地带火并导致数百人死伤，最终“法塔赫”被彻底逐出加沙地带，且不论用火并代替现代国家政治斗争代价有多大，这种党派掌握军队和政府的做法有极其恶劣的影响，甚至可以说是对政治生态的严重破坏。眼下在“哈马斯”遭以色列围剿期间，“法塔赫”也并不施以援手。

1.2 战争乱象

1947年11月30日，大批青壮年聚集在大马士革总统府外面，请愿者高喊：“巴勒斯坦，我等愿供你差遣！我等愿为你而死！哪怕全球各国反对，巴勒斯坦也仍然是阿拉伯人的巴勒斯坦！”大马士革电台报道了这一盛况。年轻人们控诉新成立不久的叙利亚共和国没有良心，漠视巴勒斯坦人的命运。会众扬言要把学校改造成兵营，以应对犹太人日益膨胀的野心。

好战分子给叙利亚总统Shukri al-Quwwatli 施加了极大压力。直接引爆阿拉伯地区强烈愤慨的，是联合国巴勒斯坦特别委员会（UNSCOP）在前一天正式表决通过“巴以分治决议”。依据该决议，人口占巴勒斯坦托管地三分之二的阿拉伯国家分到43%的巴勒斯坦领土，而人口占少数的犹太国家却分到56%的土地，在这片土地上还有45%人口是阿拉伯人。这份决议不但遭巴勒斯坦人拒绝，也受到阿拉伯地区强烈抵制。有感于阿拉伯人敌对情绪高涨，1947年12月，本-古里安下令“哈加纳”转入“进攻性防御”模式：任何针对犹太人的袭击，都必予以坚决还击，并以摧毁其据点、或者驱逐其人民和占领其土地为目的。 1948年1月，本-古里安还批准了一项政策，授权袭击阿拉伯好战分子家属，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内也是袭击目标。

巴勒斯坦人的苦难再次引爆阿拉伯国家强烈愤慨。叙利亚人的好战情绪恰好暗合叙利亚总统Shukri al-Quwwatli 欲牵制外约旦哈希姆家族阿卜杜拉国王（King Abdullah of Transjordan）之目的，而野心勃勃的阿卜杜拉国王正有意重启“大叙利亚”计划，势必威胁到叙利亚共和国之生存。叙利亚总统意识到，阿卜杜拉国王或有意趁乱夺取约旦河西岸的土地，但阿卜杜拉国王依仗英国人领导的军队，叙利亚人不便与之硬碰硬。于此同时，阿卜杜拉国王侄子、伊拉克摄政王Abd al-Ilah of Hejaz 有意派兵军事干预巴勒斯坦，形势也将有利于阿卜杜拉国王攫取约旦河西岸土地。叙利亚人希望直接军事干预巴勒斯坦，但是不便由本国出兵，因为本国士兵装备差、训练差，还不忠于国家。而且叙利亚人的军队是由法国殖民地政府训练的，其主要将领是从少数民族和农村地区抽调而来，因为法国人意在利用这只军队打压叙利亚本国的民族主义气焰。这样一来，摆在叙利亚人面前的最佳方案只剩下招募国际志愿军，这样叙利亚人不必冒战败风险，又可免于叙利亚与英国人直接对抗，因为此时巴勒斯坦仍掌握在英国人手中。

于是在叙利亚人推动下，阿拉伯国家联盟遂于1947年12月初成立阿拉伯救世军（ALA）以正式干预巴勒斯坦局势。此时，耶路撒冷大穆夫提（Grand Mufti of Jerusalem）Amin al-Husayni 要求由巴勒斯坦人来掌握这只泛阿拉伯志愿军，但是显然，此刻巴勒斯坦人还没有足够强大的话语权。阿拉伯各国都在背后打小算盘，并不希望巴勒斯坦人占据军事优势。假如各国真有诚意的话，巴勒斯坦人理应攫取军事指挥权，这无疑有利于战后保全巴勒斯坦人的部分领土，以便在这些领土上成立巴勒斯坦国家，但是显然阿拉伯没有做好这方面的打算。尽管阿拉伯联军参战名义上是要驱逐犹太人和消灭即将成立的以色列国家，并在托管地建立一个统一的巴勒斯坦国家，然而参战各方并没有为筹备一个巴勒斯坦国家做出规划。

最终，阿拉伯救世军的领导权落到黎巴嫩人Fawzi al-Qawuqji 手里。正如前文所讲，此人是奥斯曼帝国陆军出身，由于多次领导阿拉伯人反英起义，已被奉为民族英雄。 Fawzi al-Qawuqji 因反英立场，在二战期间与轴心国合作，并受到纳粹德国重用，但是战后被苏联羁押至1947年。在回到黎巴嫩的时候，大批群众向他欢呼，请求他解救巴勒斯坦。有人甚至直接向他大喊：“我们要巴勒斯坦！” Fawzi al-Qawuqji 无疑受到叙利亚和黎巴嫩的好战分子热烈欢迎，甚至部分巴勒斯坦人也对他抱有期望。但对于领导巴勒斯坦本地武装对抗犹太人的耶路撒冷大穆夫提来说，这却是一件很不愉快的事情：Fawzi al-Qawuqji 先前领导的1936-1939年巴勒斯坦起义，严重挑战了大穆夫提的宗教和政治权威，而且二人还有别的嫌隙。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巴勒斯坦人来配合阿拉伯救世军作战恐怕办不到。事实证明，耶路撒冷大穆夫提并没有动用他对巴勒斯坦地区的影响力来号召巴勒斯坦人积极投入战斗。后来国际志愿军士兵普遍痛斥巴勒斯坦人很少加入救世军作战，而犹太人却连妇女都亲自拿枪上战场。发生这样的事情，不是没有原因的，至少巴勒斯坦人的领袖未尽到应尽之义务。这从一个侧面可以看出，泛阿拉伯阵营中存在严重裂痕，直接影响到对以色列人的战争。

1948年5月15日，以色列宣布独立第二天，埃及正规军袭击了巴勒斯坦（现为以色列）南部地区。紧跟着，外约旦和伊拉克正规军向巴勒斯坦东部地区发起攻势，叙利亚军队也趁机从北部地区打进来。但在此之前，临时成立、仓促训练的阿拉伯救世军，就已经深入巴勒斯坦腹地作战了。

起初阿拉伯志愿军士兵（也即阿拉伯救世军）受到巴勒斯坦人夹道欢迎，人们高呼着：“阿拉伯国家万岁！阿拉伯的巴勒斯坦万岁！”一时间各种免费食宿和设施都纷纷向志愿军战士开放，街衢巷尾之间满是鲜花、欢笑和友谊。志愿军誓言解救巴勒斯坦，乐观情绪在巴勒斯坦人及盟友之间蔓延。这种乐观情绪给巴勒斯坦人一种盲目的信心，以为战争不久就顺利得胜，而巴勒斯坦人甚至都不用参军打仗。很快，这种乐观情绪就遭到迎头痛击。

尽管巴勒斯坦人专门设立机构，为志愿军将士提供物资补给，但是随意征用巴勒斯坦人财产、借钱不还和盗窃等情况越来越频繁。巴勒斯坦人也开始袭击志愿军，甚至还传出有志愿军将领强奸巴勒斯坦母子。为杜绝这类乱象发生，志愿军各作战单位被要求撤出城市，与居民区保持至少5公里距离，但是这些志愿军本来承诺要保护那里的巴勒斯坦居民。志愿军统帅Fawzi al-Qawuqji 也多次下令整饬军纪，足以见得当时阿拉伯人的军纪有多涣散。与此同时，志愿军也出现了非战斗减员，比如因为缺少训练或武器失灵发生枪支走火、弹药爆炸、交通事故、误伤友军等一系列事故。

随着战争持续下去，乱象更加严重，有时到了啼笑皆非的程度。救世军最高指挥官Fawzi al-Qawuqji 原本指望在耶斯列山谷（Jezreel Valley）中一座叫Mishmar ha-'Emek 的小城打个漂亮的胜仗。 1948年4月6日，指挥部特地请记者来前线观摩这场胜仗是怎么打出来的。当时正在攻击这座小城的伊拉克指挥官，自信满满地跟记者说，20分钟后城里见。但是打到后来战事不利，指挥官只好搪塞记者说，本来就没打算拿下这座小城。 4月7日，在英国人牵头下，犹太人跟阿拉伯人拟将达成一项停火协议，但是指挥部却提出了要求对方投降否则屠杀犹太平民的停火条件。这时候，阿拉伯人的宣传机器开始大肆宣传阿拉伯人和巴勒斯坦人在这里打了个胜仗，说击毁敌方9辆运输车、击毙180人、伤210人，说阿拉伯人的旗帜已经飘扬在小城上空了等等。但是实际上这座小城依旧岿然不动。 4月8日，在英国人协助下疏散妇女和儿童之后，犹太人正式回绝了英国人的停火建议（因为阿拉伯人要求犹太人投降）。在免去后顾之忧以后，犹太人就绝地反击，打到阿拉伯人连自己的巴勒斯坦村落也守不住。犹太人打过来以后，就强行驱逐了村民并炸毁了房屋。这项报复命令是由特拉维夫（Tel Aviv）直接下达的。但在阿拉伯人这边，宣传机器却丝毫没有停下来的意思，除了继续发布恐吓平民不得逃亡的信息外，还散布犹太人溃逃的假消息。

随着阿拉伯各国陆续参战，犹太士兵犯下的暴行也越来越多，有很多是由以色列国防军授权的。有亲历者亲眼见到过被以色列士兵抢掠和摧毁的城市，说其惨状像经历了一场大地震。其中还包括在Dawayima 等地蓄意制造报复性屠杀和攻击平民。虽然不是所有以色列士兵都这样干，毕竟以色列国防军是由世界各地犹太人汇拢来组成的，这些犹太人甚至连语言和人种都不同。有部分士兵在家书中说，以色列士兵看见或听闻国防军行凶，甚至也对自己的信仰产生了动摇，更普遍的情况是强烈谴责滥用暴力，至少初期是如此。很多时候，这种暴行也是报复的结果。比如在希兰行动（Operation Hiram）中，受到叙利亚军队掩护的救世军，轻而易举就被以色列军队击溃了。但以色列人这次却是来报仇的，因为前一个月有两名以色列士兵不巧遭遇救世军，被人把头割下来插在棍子上，在'Ailabun村示众。以色列人通过希兰行动抢回了士兵的头颅。作为报复，以色列人屠杀了15名巴勒斯坦人，并将'Ailabun村洗劫一空。

以色列人的暴行制造出巨大的心理震慑效果，在巴勒斯坦人中间引起了巨大恐慌。巴勒斯坦人不得不考虑是去是留的问题了。这时候，各种互相矛盾的传言令巴勒斯坦人深感不安。一方面是阿拉伯救世军制造出大量有关胜利的虚假宣传，但现实确实流民越来越多。另一方面阿拉伯人不断发出警告，严禁巴勒斯坦人离开家乡，要求巴勒斯坦人守住家园，与此同时有关以色列人的暴行传言又让人惶惶不可终日。最终巴勒斯坦人意识到不管是救世军还是圣战军（Holy Jihad），都没办法保护自己了。跟着出现了大批流民举家逃难的悲壮的一幕。尽管救世军竭尽全力阻拦流民逃窜，在1948年4月底以前已有超过23万巴勒斯坦流民逃离家乡。救世军最高指挥官也发布告示，指责巴勒斯坦人因为惧怕敌人的虚假宣传和恐慌，大批逃难。救世军颁布了禁令，但仍然止不住恐慌，于是就威胁巴勒斯坦人说，假如他们只顾自己逃命，救世军就把他们的家园统统炸毁。但是这仍然抵挡不住洪水般溃逃的流民。不久，又有报告说，救世军击毙了部分流民，但是仍未能阻挡难民潮。关于犹太人如何屠村、如何随意猎杀阿拉伯人的流言，绘声绘色地传入到巴勒斯坦人的耳中。各种凶暴的传闻都在加剧巴勒斯坦人的恐慌，这些情况也被当时亲历者记载下来。但是巴勒斯坦人无法再信任阿拉伯人，因为后者没能够兑现保护巴勒斯坦的承诺。海法（Haifa）在三个星期内，有3万人逃亡，直到阿拉伯正规军进入海法，整座城市剩下不足6千人。海法人逃亡的消息又传到了其他城市，继续引起新的恐慌。

尽管如此，阿拉伯人也并不是没有滥杀无辜。比如在耶路撒冷围城战中，阿拉伯人就在溃逃前屠杀了77名犹太医生、护士和教师，其中有人还是被活活烧死的，这就是著名的“哈达萨医疗车队大屠杀”（Hadassah medical convoy massacre ）。

虽然双方都在攻击平民泄愤，但是以色列人不像阿拉伯人，不会被恐慌吓退，你很少看见类似文献说以色列人因为阿拉伯人制造的惨案产生大规模恐慌。这种你来我往的报复性攻击到现在仍然残留在巴以冲突中，巴勒斯坦游击队和武装分子发动针对以色列平民的恐怖袭击，以色列也以牙还牙地报复巴勒斯坦人，即便不是故意针对平民，但是仍然造成大量平民死伤，尤其在巴勒斯坦武装（比如“哈马斯”）藏兵于民的时候，平民是被当成人肉盾牌使用的。

但是在1948年，以色列立国之初，以色列国防军攻击巴勒斯坦平民是在国父本-古里安报复原则上进行的，袭击发生的时候，确是故意针对平民的。这一策略尽管十分残酷，但是却起到了制造恐慌的作用。这种心理战对巴勒斯坦流民来说，是完全无法抗拒的。在这种情况下，完全可以想象恐慌的放大效应，除了屠杀确实存在之外，有时候谣言和传言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比如有关以色列士兵在海法、提比里亚（Tiberias）和雅法（Jaffa）等地的暴行，也不排除有谣传的可能性。

光是传播这种传言就足以击溃巴勒斯坦人的心理防线，更何况万一是真的呢？

巴勒斯坦人的城市和村落一个接一个地走空。除相当大一部分是以色列士兵报复性驱逐之外，也不能排除伦敦国王学院历史学家Efraim Karsh 提到的情况：巴勒斯坦人可能出现了策略性和政策性混乱，比如“阿拉伯高级委员会”（AHC）就可能在部分地区主动组织疏散和撤离平民（虽然远不至于说巴勒斯坦大逃亡都是由这个原因造成的）。这样做既可能是出于人道考量，因为有关以色列士兵滥杀无辜的传闻，确实让人担心平民的安危；当然也不排除有策略性考量，因为撤离家属及平民后，阿拉伯阵营这边可以免去一定后顾之忧（但是这种解释并不一定说得通）。但是周边阿拉伯国家不久又封闭边境严禁适龄参军男子外逃——阿拉伯国家要求他们回去拿起枪守卫自己的家园。救世军已经察觉到巴勒斯坦大流亡对战争的破坏性后果：不但削弱了阿拉伯人的补给，也大大减损了其兵员补充，并造成一种大溃败的恐慌，动摇军心、打击士气；另外，对于战争经济学来说，也简直是一场莫大的灾难。

当然，鉴于当时的历史环境，政策性混乱反而比整齐划一的协同行动更有说服力。因为巴勒斯坦人并没有一个统一的政府，也没有任何机构权力和影响力大到足够来协调整个托管地的全部行动，而指望同一种行动来调动所有巴勒斯坦人是不切实际的。比如巴勒斯坦人控制的某些商业委员会禁止向出现物资短缺的地区输送食物和饮料，海法的巴勒斯坦商贩不肯救急耶宁（Jenin）出现的面粉短缺，加沙（Gaza）不肯向耶路撒冷出口鸡蛋和家禽，希伯伦（Hebron）盘查出城物资，耶路撒也冷蓄意破坏和阻挠向希伯伦运输面粉。与此同时，还存在大量走私的情况，巴勒斯坦人的食品也被走私到犹太人的社区，犹太人的商品也反过去流向巴勒斯坦人市场。连外约旦地区的制造商也更倾向于把纺织品卖给阿拉伯人的敌人。从这里折射出一个侧面：不管是阿拉伯人，还是巴勒斯坦人，都缺乏统一调度、统一协调以及互相协作能力。或者形象地说，不论是军事上还是经济上，又或是社会组织上，巴勒斯坦人给人一种一盘散沙的感觉。即便到今天，这种一盘散沙的印象，也并不是空穴来风的。这种一盘散沙的组织结构，既不利于控制恐慌情绪蔓延，也不利于及时遏止流民扩散，甚至连正常补给军队也成问题。

在阿拉伯国家联军进入以色列作战以后，许多城镇和村庄已经出现了人去楼空的情况，恐慌并没有因为联军进来有所消弭，联军也没能够遏止流民逃亡。 80万人口流失给巴勒斯坦造成了重创，不但经济遭遇灭顶之灾，留下来的人也没办法建立一个自己的国家。不论是阿拉伯救世军，还是各国派出的联军，又或是巴勒斯坦本地武装，全都缺乏统一调度、指挥和协调。这种情况既表明阿拉伯阵营缺乏现代军事管理和战争技术，也存在诸多裂痕。不止是巴勒斯坦人给人一种一盘散沙的印象，各只军队缺乏协同也给人一种一盘散沙的感觉。虽然阿拉伯救世军是本着道义精神前来救助巴勒斯坦人，但是混乱的社会组织和战场管理，反而引起巴勒斯坦人强烈不满。

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地区分别落入埃及和约旦之后，不论是阿拉伯国家联盟，还是埃及或约旦，都没有打算在这两块土地上先建立一个偏安政权——即使其目的是要光复巴勒斯坦托管地全境，以建立一个以巴勒斯坦人为主导的阿拉伯国家，有一个偏安政权显然要比没有强，比如组建军队和政府，肯定要比靠打游击和制造恐怖袭击来拉高谈判筹码更有战略意义，而巴勒斯坦人后来的做法简直不像政府行为。在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成立之前，巴勒斯坦人几乎一直实质上处于群龙无首的状态。但是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到现在的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PA），巴勒斯坦人只有一个象征性的政府，其统治权力几乎是建立在一盘散沙之上的，就像建立在流沙之上的城堡。而且从其命名来看，这样的政府甚至有点不伦不类，或者说，最多像个临时政府。

事实上，“1948年战争”对阿拉伯人阵营来说，并不见得是失败，因为阿拉伯人控制住了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但是对于巴勒斯坦来说，是惨败中的惨败：巴勒斯坦丧失大量人口，也没有在阿拉伯人占领下获得主权。后来在1959年成立的“法塔赫”武装，一边对以色列打游击战和发动恐怖袭击，一边参与黎巴嫩内战。其几十年运动轨迹，名义上是在谋求巴勒斯坦独立建国，但是事实上在1967年被以色列抢占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及东耶路撒冷以前，并没有以谋求在埃及或约旦占领区成立巴勒斯坦临时政府，乃至推动建国。消灭以色列与建立巴勒斯坦国家并不是互相冲突的选项，而且在以色列通过一次又一次战争变得越来越强大、而巴勒斯坦越来越虚弱以后，要靠消灭以色列来达到建立巴勒斯坦国家的目的越来越不切实际。

2. 支离破碎的国家

巴勒斯坦，这个1988年才在海外立国、1994年才在占领区成立政府的国家，不但领土被切割成支离破碎、互不相连的碎片，被以色列分割包围，其人口和控制区，也与以色列犬牙交错地分布着。

人们会感到奇怪，因为巴勒斯坦并不像一个“国中之国”——也就是说，领土被另一国家包围的小国家——而更像是建立在以色列国家之上的“第二级国家” 。这个称谓并不是要贬低巴勒斯坦的意思。巴勒斯坦之所以像“第二级国家”，是因为它既有主权又没有主权可言：虽然联合国和将近140个国家承认巴勒斯坦主权，但是巴勒斯坦是一个部分嵌入在以色列国家控制区范围内、部分被以色列分割包围的国家，而以色列政府既接受成立巴勒斯坦国家的必要性和现实性，另一方面却没有正式承认巴勒斯坦，虽然与巴勒斯坦名义上的政府和国家建立了沟通管道，却不是外交关系。而且读者已经注意到开头两则故事中讲到的情况：以色列国防军不但在巴勒斯坦领土上设立关卡和没收运输工具，也在巴勒斯坦领土上多次猎杀哈马斯分子，这显然是无视巴勒斯坦主权的。

在1993年和1995年两次《奥斯陆协议》签订后巴勒斯坦与以色列关系缓和，但是1995年11月以色列总理Yitzhak Rabin 被极端犹太主义分子刺杀身亡后，巴以局势又生变数。直到2000年9月，巴勒斯坦以色列占领区爆发“第二次巴勒斯坦起义”（Second Intifada），巴以关系又开始急转直下。以色列由此加强了针对占领区的分割和封锁。本文开头两则故事，其实讲的就是被分割和封锁下的巴勒斯坦，一方面生活在敌对情绪之中，一方面生活中常态化的抵抗运动中——常态化的抵抗运动又进一步加重了以色列对当地的分割、封锁和监控。

人类学家Joshua Rickard 在对约旦河西岸的田野考察中提出，与以色列物理上的分割和封锁该地区（导致领土碎片化）同时发生的，还有巴勒斯坦各社区之间在社会和政治上出现碎片化。即使在纳布卢斯这个地方，派系权力斗争和利益冲突，也使之与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和巴勒斯坦精英阶层离心离德。

星罗棋布在约旦河西岸的犹太定居点和军事封锁，将巴勒斯坦社区分割成碎片，信息、商品和人员流通都受到重重限制和阻碍，监控也无处不在——用Joshua Rickard 的说法就是：巴勒斯坦就像一个环形监狱（panopticon） 。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虽是一个专制政权，但是其对巴勒斯坦各社区的影响力和控制力是有限的，这也加剧了大大小小各政治派系之分歧和边远地区社会条件之恶化，因为中央政府无法协调各地之间的矛盾和失衡。对中央政府的不信任和个体之间、社区之间的信任普遍存在。长达70多年来，巴勒斯坦人已经习惯用暴力手段来团结和分化巴勒斯坦人的社会。常年的隔离使得巴勒斯坦各大社区越来越缺乏共同点，反常反而成了一种常态。其社会团结已经遭到破坏，而巴勒斯坦人更多依赖亲属关系来维持社区关系。

依Joshua Rickard 的描述来看，巴勒斯坦民族意识或民族认同更像是基于抵抗以色列和憎恶封锁这种共同经验造成的“泛巴勒斯坦主义”（pan-Palestinianism），与通常意义上的民族主义还有一定不同。要么是巴勒斯坦人对“民族共同体”的想象出了问题，要么是巴勒斯坦人实际上所作所为在破坏“民族共同体”。因为这种“泛巴勒斯坦主义”更像是支离破碎的小团体基于共同的日常生活经验和与以色列的敌对关系，不是基于有关统一民族国家的共识。就像Joshua Rickard 注意到那样，巴勒斯坦人集体认同之形成，很大程度上是为应对殖民占领和应对这片土地上生活着的阿拉伯人的被排斥感。

在某程度上可以认为，巴勒斯坦人日常生活的政治化以及巴勒斯坦人的集体认同感通常是经由长期的、日常化的政治运动来实现的。这种政治运动既团结巴勒斯坦人，又分裂巴勒斯坦各个定居点。也就是说，这种常态化的政治运动，既是加强个体依赖本社区的粘合剂，又是增加本社区与其他社区敌对以及本社区与中央政府敌对的风险因素。

Joshua Rickard 认为，在以色列类似“分而治之”手段的分化之下，巴勒斯坦人一般社会心态有了较大转变，各社区的巴勒斯坦人不再认为自己与其他巴勒斯坦人是一样的。但是若从“1948年战争”历史来看，巴勒斯坦人“一盘散沙”的状态，与其说是被分割孤立加剧了，不如说是被原样保存了下来，只不过区别在于现在人员和商品上的流通遭到了大大限制。这种情况实际上在英国殖民时期就已经出现，你几乎找不到巴勒斯坦人真正名副其实的社群领袖，即便耶路撒冷大穆夫提也不是巴勒斯坦人的领袖，巴勒斯坦各个城市和定居点之间互相不服、各自为政。所谓“巴勒斯坦人”更像是共同生活在巴勒斯坦托管地的阿拉伯人，并不是基于民族国家的认同，并不觉得自己与黎巴嫩人、约旦人和叙利亚人在想象民族共同体上存在什么差异——但是事实上别的民族并不这么看，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统一民族国家，巴勒斯坦人自始至终都没有体会过什么是统一民族国家。某种程度上什至可以说，巴勒斯坦人对统一民族国家的想象，要让位于对以色列的敌对关系的共同认识。或者不无夸张地说，巴勒斯坦人的民族认同是建立在对以色列的敌对关系上的。没有这个共同敌人以后，巴勒斯坦人会不会互相为敌，应该是不言自明的。

3. 囚徒困境

以色列可能是世界上极少数从没发行过国家地图邮票的国家。这从一个角度可以看出以色列人对于自己国家的身份困惑。一方面以色列人并不认为生活在约旦河西岸地区（含东耶路撒冷）和加沙地带的阿拉伯人是以色列人，另一方面这些人在现实中却生活在以色列国家之中，而且与以色列人的关系总是处在变化之中。有学者说；“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好像一直都处在变化中，随时可能变成别的什么。”

1947年联合国“巴以分治决议”，实际上只是建议，并没有法律强制性。新立国的以色列迅速在联合国站稳脚跟，但是生活在托管地的阿拉伯人（也即巴勒斯坦人）以及周边的阿拉伯国家均不接受“分治决议”，并且对这个新生国家持全盘否定态度。到现在为止，大部分穆斯林国家仍拒绝承认以色列并且不与之建交，其中既包括以色列的邻国叙利亚和黎巴嫩，还包括其他中东和北非国家比如伊朗、伊拉克\沙特、科威特、阿曼、也门、卡塔尔、突尼斯、阿尔及利亚、利比亚、阿富汗、巴基斯坦等等，甚至马来西亚和印度尼西亚也不承认以色列。可以说，以色列生活在一个强敌环伺的四战之地，这是以色列自诞生至今，强烈的生存主义危机感之由来。即便以色列平安度过了多次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的战争，并且都最终取得胜利，但是一旦失败，则可能不得不再次面对亡国灭种之危机。

在1960年代到70年代，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包括巴勒斯坦人）互相都不承认两国国家分治方案。从1980年代至今情况似乎发生了一些微妙变化。在围绕包勒斯坦主权和领土问题上，双方似乎是既承认又不承认对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都是对方将不得不承认的巨大现实。但是巴勒斯坦处于相当被动的地位：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既无法对自己的国家事务行使职权，又没有权力决定人员流动，也没有属于国家的军队来保护其边境，还无法向自己的土地征收税费；其人民既不是巴勒斯坦公民，也不是以色列公民，几乎没有公民权利；其行政职权只限于狭小的地段和区域。

巴勒斯坦这种处境也一样对以色列造成困惑。就好像巴勒斯坦确处于以色列管辖之下，但是没有人觉得巴勒斯坦是以色列的一部分。巴勒斯坦人认为以色列人是在向巴勒斯坦地区推行屯垦殖民，并将自己追求民族独立解放运动视为“反殖民斗争”。但这种“反殖民斗争”却存在较大争议。从“法塔赫”起家到“哈马斯”崛起，巴勒斯坦的“反殖民斗争” 更常见的是游击队偷袭和针对平民的恐怖袭击。以色列人的报复与其说是在镇压叛乱，不如说与其在“1948年战争”中所作所为没有本质区别，尽管以色列已经不再将报复对方平民作为主要作战目标。换一种说法就是：这两个国家，与其说是殖民与反殖民关系，不如说就是单纯的仇恨螺旋。假如以色列的报复是镇压叛乱性质，那就应该以摧毁对方政治及军事组织结构为目的，但是以色列并没有想消灭巴勒斯坦人自己的政府。起初是巴勒斯坦解放运动以暴力作为提升谈判筹码的工具，后来“法塔赫”和“巴解”被驯服后，不再以武装袭击为首要选项，而是转向外交斗争。但以色列与巴勒斯坦在国际上的外交斗争并不像中国以扼杀台湾国际生存空间为目的。 “法塔赫”和“巴解”被驯服不见得就是殖民镇压的胜利。另一方面，“法塔赫”放弃武装暴动，也可以认为是意识到用非对称性战斗来提升己方谈判筹码越来越不切实际，因为以色列从1948年开始就从来没有改变过强硬立场，暴力从来不是说服以色列的最佳方式。

但是主掌加沙地带的“哈马斯”仍然坚持推行暴力反抗路线，就其屡屡袭击以色列平民的行为来说，复仇性质要比革命性质更贴合实际。虽说“哈马斯”将以色列看成是欧洲来的殖民政权，说是在伊斯兰世界推行西方霸权，但这种表述未免有点冠冕堂皇，其宣传性质大于实际情况。 “哈马斯”当然需要将自己的暴力活动合法化，而且其政治纲领表现出来“从河到海”的不切实际的理想主义，在某种程度上确实能够吸引其受众。即使它也根据现实情况掩饰自己抹除以色列、另立巴勒斯坦国的理想，一次又一次发动频繁恐怖袭击却没有为自己提升任何实质性的谈判筹码。也就是说，“哈马斯”不但没有靠暴力在自己的解放斗争中获取任何实质性有助于巴勒斯坦独立的进展。有学者甚至认为，两边似乎都对用暴力冲突来作为沟通语言习以为常，而战争成了双方感知和理解对方行为的方式，即使没有军事胜利，只要保持政治对抗和军事僵持，双方都在说是自己胜利。 “哈马斯”取得了什么进展吗？也许有人认为，约旦河西岸（含东耶路撒冷）相对和平的环境就是“法塔赫”军事斗争换来的。换来的是什么？环形监狱吗？在巴以关系最和平的短暂时期，可以认为和平是军事斗争换来的吗？可以认为两次“奥斯陆协议”得益于军事斗争的最终胜利吗？在2000年巴勒斯坦第二次起义过后，约旦河西岸和加沙的封锁反而加紧了，而且和平进程彻底中断。巴勒斯坦得到了什么？

即使果真如上述学者所言，战争和暴力是巴勒斯坦跟以色列用来沟通的语言，战争目的是为了换取停火协议和谈判，也就是说“以战逼谈”，但是巴勒斯坦武装分子似乎陷入了一种认知错觉，误认为己方有能力通过战争威胁来获取有实质性价值的停火条件，显然在2023年10月7日的袭击活动中，“哈马斯”不但没有达到目的，反而被以色列无视谈判呼吁：这次以色列军事行动与以往不同，因为这次是以铲除“哈马斯”为目的。所以说，所谓“以战逼谈”只是一个假想，战争不一定可以逼谈，也不一定可以从谈判中捞到切实好处。

“哈马斯”既是政党，又是军事组织，也是政府——这种形式沿袭了“1948年战争”中巴勒斯坦人的组织传统，对于一盘散沙的巴勒斯坦人也许有效，但是其恶劣影响也许更糟。正如不少人意识到那样，“哈马斯”理想主义者坚持武装对抗以色列，其实是一边靠战争巩固自身在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中的合法性，一边巩固自己在加沙的政权：“哈马斯” 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跟“法塔赫”内斗的机会。如果说“哈马斯”的武装斗争确实有任何成果的话，被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承认、在巴勒斯坦议会选举中获胜、通过战争手段排挤和打击“法塔赫”以便盘踞加沙地带（并且最终迫使“法塔赫”以法律形式承认其在加沙的主导权）……这些成果是“哈马斯”的胜利，却不是巴勒斯坦的胜利。 “哈马斯”奉行一边搞破坏、一边搞建设，一边对抗以色列、一边对抗“法塔赫”，这种策略是难以为继的。

“哈马斯”排挤“法塔赫”，不仅仅是政治斗争上的需要，也存在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上的严重分歧。在法塔赫致力于通过和平手段和复杂外交活动来争取和维护巴勒斯坦的合法权益之时，“哈马斯”却在竭力削弱“法塔赫”的政治路线对民众的影响力，代之以其鼓吹圣战的意识形态和政治路线。 “奥斯陆协议”代表的和平进程恰恰就是哈马斯组织一次又一次恐怖袭击打断的，这些恐怖袭击，不只是挑战以色列，也有挑战“法塔赫”的意思。果不其然，民众开始对“法塔赫”出现了幻灭。但是巴勒斯坦人却陷入了困境：2010年一份民调显示，71%的巴勒斯坦人认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的和平抵抗政策无助于结束以色列占领和遏止以色列的屯垦移民，但是49.1%的民众又反对回到跟以色列武装对抗，其中54.8%认为武装对抗达不到实现巴勒斯坦民族独立之目的。也就是说是， “哈马斯”在利用战争削弱“法塔赫”的政治路线之后，并没有增加自己在民众中的威望。巴勒斯坦人并不觉得“哈马斯”路线比较好一些。

4. 结语：巴勒斯坦的囚徒

巴勒斯坦不但在现实中像是被置于全景观监狱中的囚徒，其寻求民族解放跟独立的政治路线也陷入了困境。其与以色列的关系也陷入了某种形式的囚徒困境，尤其“哈马斯”在寻求跟以色列武装对抗时，仇恨螺旋不断扩大。 “哈马斯”的圣战意识形态与其说是反抗殖民压迫，不如说是借助仇恨螺旋，为巩固自身政治势力的工具。

若从巴勒斯坦人的内斗来看，巴勒斯坦并未走出“1948年战争”期间一盘散沙状态，巴勒斯坦也没有找到适合自己的最终出路。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分割包围，固然极可能促成巴勒斯坦人产生社会心态上的转变，但是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保存了“1948年战争”期间巴勒斯坦一盘散沙的原样。

巴勒斯坦的悲剧命运无疑是不幸的。相较于流亡出去的80多万人口，留在以色列的15万巴勒斯坦少数民族并不见得就是不幸的。而今这15万人的后裔已是以色列人的一部分，其与以色列的国家认同感要大于对巴勒斯坦国家认同感，虽然他们仍然是阿拉伯人并且对巴勒斯坦的不幸命运报以同情。

巴勒斯坦与以色列的关系就像一座活火山，这种僵持不下的低强度战争状态，对于两国人民来说都是巨大的煎熬。如果阿拉伯国家在“1948年战争”以后就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巴勒斯坦在很大程度上可以避免从“巴解”到“哈马斯”的恐怖主义活动。但很不幸的是，当时阿拉伯国家看起来有点好高骛远（以先消灭以色列再建立巴勒斯坦国为目的）使得巴勒斯坦错过了建国的最佳时机，也是此后巴勒斯坦长期陷入游击战和恐怖活动的直接源头，因为没有政府的巴勒斯坦就是一盘散沙。直到1967年在以色列占领加沙和约旦河西岸以后，阿拉伯国家才开始支持巴勒斯坦建国，这显然是拱火大于真心实意——因为假如阿拉伯国家真心支持巴勒斯坦建国的话，为什么不在1948年到1967年这段时间里，在加沙或约旦河西岸建立巴勒斯坦“偏安政权”呢？这给人一种感觉，要么阿拉伯国家都各自心怀鬼胎，要么阿拉伯国家缺乏长远计议和战略眼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