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離體制

本文首刊於歪腦： 《自述：存在主義危機，曾促使我從體制中逃離》

經濟前景黯淡的年代，中國居高不下的考公考編熱已成為時代景觀。年輕人扎堆去卷體制內工作的原因眾所周知——面對競爭激烈、收入縮水、工作難找、社會保障差的現實，只有體制才能提供一個安穩、可預期的「庇護所」。然而，如果這「庇護所」本身就是促成經濟問題的因素，又怎麼指望其中的人可以獨善其身呢？

龐大編制帶來的沉重負擔

最近，公務員、事業編制「縮編」的新聞引起了廣泛關注，也給想要趕上這股潮流的人亮起了紅燈。中國廣泛存在行政機構和事業單位編制沈冗餘、財政供養人員過剩的問題。為支付超比例的政府僱員的工資，地方政府常面臨入不敷出的壓力，「借錢」發工資的消息屢見不鮮。沉重的供養負擔使得本來就債務高企的地方財政雪上加霜，無以為繼。近幾年，國家為了消化地方債務，正在推動一系列財政重整措施，其中一項要求就是機關事業單位「縮編」。

專家認為，中央對地方債務的介入有助於推動解決頑固的編制沈冗餘問題，卻未必能為年輕人的考公考編熱降溫。因為縮編只是意味著「鐵飯碗」不再牢固，卻「並沒有從根本上改變體制內工作相對於體制外工作的優越性。」另外，由於大量的擴招，很多年輕人上的大學、學的專業品質堪憂，畢業後在社會上很難有就業機會。

「如果這些大學生在個人層面，在上大學期間一直沒有發現自己的興趣和天分，也未能掌握實用的技能或獲得一定經驗，或者一句話，還沒有找到適合自己做的事情，那麼說實在的，用足作為一名應屆畢業生的優惠條件去爭取考編“上岸”，在目前的經濟和就業形勢下仍然不失為一個合理的選擇，因為機會成本本來就不是太大。”

個體在有限條件下的選擇固然無可厚非。然而我們不禁要問，中國的「體制」為何成為了這樣的怪物？它圈養太多沒有目標，只求安全的年輕人，不斷再生產他們的無能，荒廢他們的生命，最後自己也膨脹成一個危害全社會健康的腫瘤。無論對國家或個人來說，體制的建構（以及參與其建構）都是一個作繭自縛的故事。要從這厚重的繭房裡破繭而出，不經歷脫胎換骨之痛，恐怕難以獲得新生。

體制：當代中國的初始設定

我身邊一些自由主義朋友有種很天真的想法，覺得隨著國內經濟越來越差，社會矛盾凸顯，蔓延至身邊的災難變多，現在仍認同體制的人會“被教做人”，他們會被激起反抗，或者至少，有所醒悟。

現實正好相反。在中國的脈絡下，環境越差，權力對資源的壟斷和分配能力就越占主導，個體的自主空間就越小。對大多數普通人來說，就越需要依附權力去獲取必要的保障。而這種「自主空間」並非只是指物質生活空間，精神空間也會縮小。也就是說，恐怕人們不但不會“醒悟”，反而會更認同體制。

疫情後的考公考編熱多少已能佐證這一點。在筆者小時候，改革開放重啟後的90年代，經濟的蓬勃發展隨著「解放思想」的號召，「下海」才成為全民熱潮。

當然，不必嘲笑這些自由主義朋友，這些黃金時代的遺孤。他們之所以這麼想，是因為他們還保有自由的心智。他們總是相信人的能動性──如果遭到壓迫，便要去衝撞桎梏，怎麼能逆來順受？所以他們是有能力脫離這片土地的人，不管是在精神或肉身上。

人們常常把體制形容成“圍城”，而體制所製造的“圍城”是權力壟斷資源的結果。

「改革開放前，中國還在計畫經濟的時期，中國人都屬於特定的單位，並且專屬於特定的單位，個人既沒有實際的政治權利，也沒有獨立的經濟信用，就連消費也只能按照票證規定的數量和品種購買和分配。那種因為具有多樣、不確定和靈活的屬性而可以稱為「社會」的空間微乎其微。」北京大學教授高丙中教授如是說，他所在的公民社會研究中心在2009年發布了《中國公民社會發展藍皮書》。當時參與其編纂的20多位學者一致認為，中國已邁進公民社會。

現在的年輕人理所當然把改革開放當成中國的“初始設定”，但實際上，體制才是當代中國的初始設定。改革開放後，體制之外出現了市場；隨著市場經濟的興起，人們擁有了私人領域；而私人領域孕育了人的獨立自主意識；自由人透過自由的聯合組成「公民社會」──這些才是新進概念。

而這些新進概念已然「過時」。當國家力量無度擴張，資源分配過度受到行政力量的影響，那麼國家自然會成為最大的剝削者，擠壓市場和私人領域的利益，並試圖控制社會和個人的方方面面。老百姓只有成為它的一份子，才有渠道分得一杯羹。體制要維持這種特權，自然需要推高其進入門檻，於是，國家每年都製造出千軍萬馬過獨木橋的奇觀，從中遴選出一整個「特權階級」。

當然，體制並不是中國特產，美國和其他資本主義國家同樣也有「體制」──政府的行政機構和公共服務機構，大學、軍隊等系統也相對獨立於市場和社會。它們依靠公共財政維持運作，很少受到市場的干預，資源也很少與社會流通。但差別是，這些體制背後的國家力量並沒有壟斷社會資源，體制內的工作也不存在那麼強的權力光環。所以體制對人的吸引力有限，進入的門檻也不高。畢竟在公權力之外，還有同樣壯大的資本市場和公民社會，它們呈現三足鼎立的狀態，便得以互相制衡和監督。一個離開了大學或軍隊的美國人同樣面臨重新適應社會的落差，但不至於在體制之外就沒有足夠的資源和空間去生存、發展。

近些年，將自己的痛苦處境歸因於「萬惡資本家」的年輕人，或許不能算錯。畢竟國家控制的資本也算是資本，黨的權貴階層也會是掌握國家經濟命脈的資本家。不是說民營企業家就不會“作惡”，而是應該質問為什麼這個國家的法律、勞工權利與社會保障體系無力應對資本帶來的問題，而誰又是能夠免於監督的？另外，很多極左派或極右的人都缺乏一種分析「語境」的智慧──事物的性質要看其關係、看其比例。權力的問題往往不在於自身的好壞，而在於互相的平衡與制衡。當國家機器的權力過大，資本必然與其苟合，孱弱的民眾只能淪為二者收割的韭菜。

對於曾經改革開放盛期的中國來說，去區分體制內外是有意義的，但一個極權化的國家其實不存在體制外的空間。不是政府機構、事業單位、國企才叫體制，如今的中國就是個以國家為單位的巨大「體制」。因為整個社會已經被國家機器牢牢困住，越發沒有自主的空間──獨立NGO、獨立新聞媒體、民間組織、集會等都難以生存，甚至每個人都難以捍衛自己的私人領域和身心自主界線。

當這個體制承諾為社會提供依靠和庇護的時候，我們應該看到，正是這個體制給社會造成了困境，也正是它與資本主義的暗面同流合污。

所謂的「上岸」其實會把人溺死

一般人在這樣的社會裡很難找到出路。人們總把考進體制稱為“上岸”，彷彿暗示了一勞永逸的解脫和“從此以後”的幸福生活。然而，體制內卻又是另一場無望的煎熬，抱怨體制內的工作令人壓抑和麻木、令人感覺「浪費生命」的聲音同樣尖銳。

綜觀那些從體制辭職之人的自述，他們最常提到的問題包括：行政化、政治化、官僚化過於嚴重，和專業無關的事務太多；人變成了螺絲釘，唯領導是從，無法發揮自己的專長和能力；按部就班，千篇一律的工作，找不到成就感和意義；低效、平庸的氛圍，做多做少都一樣，沒有發展空間；在體制裡也不輕鬆，做事不自由又無法掌控自己的時間…

體制內的人需要承受體制的問題，特別是當體制和人──和人的性格、理智、價值觀、道德直覺等特質相矛盾的時候，尤其令人痛苦。

一位曾經在上海某大學當老師的作者喬葭蘭記錄了他教書十年後的辭職經歷，這篇文章火爆全網卻又被很快封殺。作者稱其教學和學術自由受到了太多政治幹預，學生也因為大環境的影響而變得急功近利、無法容忍異議。好不容易遇到個別熱情求知的學生來面試，卻被學校領導歧視、拒於門外。

「近年來高校思想控制更深入，每門課大綱和教案重改，必須加入三個以上思政知識點，讓人反感，後來發展到為節課都要有思政內容，'課程思政'由前幾年的個別老師申請項目拿經費，發展到百分之百覆蓋，每位老師都要把自己的課跟思政聯結。

去年有一次課間，突然後門進來一位教務督導老師落座來巡查聽課，課下走到講台與我交談，問怎麼沒聽到思想政治的內容，我糊弄說您來前剛剛講過，當時我班上前幾排的學生馬上應和，幫我糊弄搭腔，心照不宣，相視而笑。 」

我對他的經歷很有共鳴。因為我曾經也在家鄉當大學老師，教建築設計，後來下定決心辭職出國讀書，從此一去不回頭。當時學校的政治化並未那麼嚴重，但行政凌駕於教學乃是常態。

我剛開始上課的時候對教學抱有極大熱情，因為發現班上的學生普遍基礎不好，我和另一個搭課的老師就利用課餘時間，費盡心思為他們制定補充教學和練習內容，學生的反應非常好，有些有天賦的孩子會進步神速。但沒多久，我們就因為教授「超出課程大綱」的內容而被另一個班的學生和老師舉報到學校，課程被叫停，我們甚至被調查和約談。

後來，我發現老師連一些基本的自主權都被干涉，比如說給不合格的學生掛科，副院長會打電話來勸：「不要掛太多，分數要給高一點，否則學生成績不好看，也影響我們係將來過評估。」末了還加上一句：「這也是為了保護你們老師。」有時就連一個普通輔導員，都可以打電話來要求給關係好的學生改分。而那些懂得配合領導的議程，卻不管學生的老師，獲得了最多的讚賞。

但平心而論，比起高校穩定、悠閒的工作氛圍，這些小煩惱都不算什麼，我很快就習慣了得過且過，也變成了一個會划水、敷衍了事的人。等我回過神來的時候，我已經深陷進怠惰的泥沼裡無法自拔。我年紀輕輕就停止了成長，感受不到工作的意義，也不知道自己為什麼活著。我陷入了一種慢性憂鬱的狀態中，日復一日，對未來感到絕望。

讓我最困惑的就是，為什麼我明明過得非常痛苦，周圍的人卻都說好​​，羨慕我擁有編制和全民默認的“女性最佳職業”，父母也為我的“完美到站”而心滿意足。一開始，我也告誡自己不要「身在福中不知福」。後來，我懷疑這就是一個巨大的謊言──這就是中國中產階級從小就為孩子建構的「幸福生活」？簡直可笑。

我嘗試了各種“自救”，閱讀、健身、寫作、養貓養狗、背包旅行……但這些活動都未能安撫我的焦慮、將我重新激活。我覺悟到，如果我還想繼續停留在安全區裡，不願承擔任何風險，只敢透過消費去獲取消遣，所謂的「自我提升」就是自欺欺人而已。

現在我明白了，真正促使我離開的是一種存在主義危機。我看過一些人在四十、五十歲的年齡從體制裡出走，他們突然推翻了之前的人生，徹底改變軌道。這個「體制」不只是指公職，而是他們一直以來的主流式生活。他們辭職、離婚、移民、重新求學……決定去做自己一直以來渴望的事。因為在生命走向老化甚至死亡的時候，人總會升起一種迫切的衝動──他們想真實地活著，他們想去真實的世界，因為他們想去尋找、實踐真實的自我。

只是，當人生已過大半，出走的成本也變得過大。我很幸運，在三十出頭的時候感受到了這種衝動，並選擇相信自己的感受。我聽不進所有人的規勸，甚至和爸媽大吵一架，也非離開不可。在別人看來這只是任性，但對我來說，這是生死攸關的決定。

家庭往往是體制的前線

七年的時間一晃而過，離開時的心情仍記憶猶新。如今我已習慣了加拿大的生活，交到一些如家人般的朋友，做著自己熱愛的工作。這只是普普通通的人生，再也比不上我曾在國內擁有過的一切，但卻是我拼盡全力獲得的。

在這段旅程中，我曾經意氣風發，而後顛沛流離失所，也有過跌入谷底的時期，歷經打擊之後再也不復年少輕狂。但回過頭看，它堪稱一段非凡的英雄之旅，我遇到的人、經歷的事和他們帶給我的啟發，都是曾經身在體制裡的自己無法想像的。這一切都讓我認識了我，最後也成為了我。我生命中珍貴的東西，也在這個過程裡水落石出。

正因為親自走過了一遭，我更明白要成功脫離體制，以及脫離被體制化的生活是多麼困難。要面對自由所伴隨的巨大不確定性，除了自身不懈的掙扎，還有賴於許多「特權」和運氣。我的父母雖然一開始不同意我的選擇，後續卻給了我毫無保留的支持，在我每次失敗的時候，他們都沒有藉機奚落，也從不舊事重提，只是鼓勵我重振旗鼓，去做下一次嘗試。但我也不會忘記，是我的「固執己見」重啟了人生，我為我當初沒有交出自己而感到驕傲。當我上路的時候，他們因著對我的愛，也不得不隨著我學習、成長、調整心態和眼界，然後才漸漸和我走到了一起。

如前所說，中國是一個巨大的體制，這片土地上世世代代的“老中”，遠在我們想要考公考編之前，遠在我們進入社會之前，我們就已經在被體制規訓。國家與家庭的一以貫之，意味著家庭往往是規訓的前線。如果父母對體制缺乏反思，那麼這些規訓都將以親緣為渠道，以愛為名行之，其效果也超過國家機器。

說到家庭的規訓，王路的文章《也值一個屁》令我印象深刻，他講了自己熱愛體育的外甥被迫去考大學，結果考砸的故事。由此指出，中國父母總是傳遞給孩子一種「輸不起」的觀念，於是孩子的失敗都只能用來證明父母的正確、建立父母的權威。

「這是親情的脅迫。即使是以最不動聲色的方式。我見過太多像外甥這樣的小孩，如果要學體育、藝術，或者什麼，家長會是這樣的態度：你非要學，我們也不攔著，家裡就是再困難，也要供你，但是有一點，你得好好學，給家裡爭氣。既然給了你機會，你又學不好，以後就啥也別說了。家裡安排你幹什麼，你就幹什麼。”

「『輸不起』的觀念就會從小學，到國中，到高中，一點一點浸透到孩子的少年和整個青春期。越是聽話的孩子，越難以承受這種道德和親情的雙重壓力。把老老實實按部就班按照家長和老師的安排走下來的人，變成一個充滿內疚和負罪感的人。」——當權者剝奪了你自主的信心和對自我的信任，你才會心甘情願把自己的主導權交給他，讓他代替你做判斷，因為你相信他比你更清楚，什麼對你來說是好的。

不容忍犯錯是一種極權控制。事實上，人人都在犯錯，並透過犯錯學習，犯錯正是一個人校準方向、去偽存真的途徑。當社會的容錯率太低，個體的試誤成本太高，太多人對「走彎路」唯恐避之不及。結果半生過去，連自己要什麼不要什麼都不知道，恰恰走入了人生最大的歧路。

你真的脫離體制了嗎？

最近給我最大震撼的是三明治的一篇非虛構故事《後悔從體制內辭職，38歲的我重新準備考回去》 ，作者元琪是一個在社區做社工的女性，她由於受不了領導的壓榨和無望的發展前景，38歲時從體制辭職。但在遭遇殘酷的社會現實後，她後悔到陷入了憂鬱，拼命想再考回體制。

閱讀作者反覆的精神自戕，以及對「體制」近乎魔怔的執念，都令人無比窒息。在另一篇文章裡，她曾經清楚地記錄了自己辭職的來龍去脈——領導的施壓已經威脅到了她的身體和心理健康，而這只是壓垮她的最後一根稻草。在這之前的十多年裡，她早就已經厭倦了這份工作，想要尋求更多事業上可能性。因此，離開體制並不是她頭腦發熱的決定，而是經過了長期的醞釀。

然而辭職之後，她偶然得知“社工大幅漲了工資”，加上找工作遇挫，內心陡然失衡。她像是完全忘記了自己先前的感受和渴望，徹底推翻了先前的想法，陷入極端的自責和自我否定中，甚至開始抱怨起父母沒有及早制止她。

「我覺得自己是一個因為不知道遊戲規則而提前退場的白痴，我甚至開始恨父母為什麼沒有在我一開始進入這個單位就告訴我'進去雖然賺的少，但還會漲，而且能做到退休；可千萬不能在快40的時候失業，那樣就變成40、50失業人員了。'他們只是說'你就在這裡待著吧'而已，我哪知道待多久？怎麼待？為什麼待？”

這著實令人驚訝，一個38歲的人不知道真實的社會是怎麼樣的呢？且仍依賴父母為她的人生負責？但轉念一想又無從苛責，畢竟她如此崩潰，也是因為在求職時遭遇的年齡歧視、性別歧視和惡性競爭，這畸形的職場環境對個體的壓迫不應被正常化。

作者坦誠地暴露自己的脆弱，需要莫大的勇氣，也得以讓更多人洞悉到老中式的宿命悲劇是怎麼形成的——關於這個體制以如何的獎懲機制在規訓人，以及更重要的，為什麼人們完全失去了超越體制的能力。

這個從「體制」出走的人，其實沒能逃出體制。如果說在體制裡的她還保有身心的真實感受、對體制的反思和抵抗它的能動性的話，透過對自己的全盤否定，和對體制發自內心的重新體認，她已被體制毀滅了。

「我愛老大哥。」——在《1984》的最後，奧威爾早就已經揭示過這種毀滅。

文章最後，元琪寫到：「我還特別質疑『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這句話，它是社群網路上流行起來的一句話，大概也只適用於利用網路做自媒體的人們吧？ ——我這樣想。因為血淋淋的殘酷現實中沒有給人生提供成為曠野的充足的客觀條件啊！”

體制的可怕之處，在於閹割人的自我，剝奪人的能力，使其陷入一種無能狀態。可怕的不是離開了它你就沒有保障，而是它已潛移默化塑造了你單薄的價值觀，狹隘的視野，對人生、對世界極為貧瘠的想像力，並灌輸給你超額的貪婪和恐懼。被它規訓後的人難以再去為自己掌舵，也只認得出、只會去追求那些他們透過體制所理解的、熟悉的價值。

在體制內的時候，因為領導的刁難和工作的壓力而想放棄，辭職之後被現實當頭一棒，又日思夜想體制內的好——一個人並不會因為離開了體制就自動獲得成長，她仍然和體制內時一樣，最多懂得怎麼趨利避害，卻尚未擁有足以掌控自己命運的自由意志。

當體制的泡泡被打破，遭遇幻滅和創傷是多麼正常，但沒有能力的人會拼命想回到過去的幻像裡，有能力的人則會迅速調整自己的認知去面對現實。相信她很快就會意識到，危機的另一面其實是機會，回歸真相的機會。抓住這個機會咬牙走下去，說不定也能劫後餘生，逐漸開闢出新的道路，不斷獲得更多新知與能力，最終超越體制。

人生的價值並非憑空存在於體制外，也不憑空存在於任何地方，它們都需要透過十二萬分的努力，甚至賭上高昂的代價，在實踐中創造。正如一個讀者在元琪的文章後留言：「『人生是曠野，不是軌道』只適用於那些決心克服千難萬難和內心恐懼，把人生變成曠野的人，你覺得是它就是，你去探索它就廣闊。”

我相信社會那麼大，總不至於鐵板一塊，應該到處都有縫隙容留離經叛道之人。儘管在體制外生活的空間會隨著環境惡化而越發逼仄，它往往意味著匱乏、清貧、孤獨……但對於許多心如明鏡的人來說，選擇這樣的生活是一種道德義務——他們拒絕和體制同流合污。

最後，我想分享一篇喜歡的文章的結尾：「人生就像一場翻山越嶺的長途拉力賽，旅途那麼長，未知風險那麼多，起點高一點低一點，影響的不過是開始的階段。只要一直跑，到後來會發現那些生來就被賞賜的好處都是浮雲，最終還是得靠自己。靠自己的雙腳去跑，靠自己的毅力去支撐，還要靠自己強大的心肌去泵動血液。相較於那些令人羨慕的資產和社會地位，你的家庭所給予的那些無形的東西更珍貴，比如父母的身傳言教，幫你塑造的健全身心，親情支持，以及從小教會你的獨立自強等等…”

當你走出了自己的路，再回過頭去看——離開體制，你確實失去了一些“好處”，但是當你的心智早已成長到了更高的境界，不再認同過去的價值，又為什麼會為此難過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