門開著不等於歡迎光臨：在日酷兒女權者對阿古智子文章的回應（二）
最近一直關注和支持中國人民的日本學者阿古智子發布了一篇關於和中國女權主義者的交往與挫折的文章。其中一些立場，特別涉及了關於中國民運人士滕彪性騷擾問題的部分，引發了女權者們的警惕和討論。身為在日本的酷兒女權者，我們覺得有必要以這篇文章為契機，對民運知識分子與女權政治的關係等進行一下回應。以下投稿的作者雖然沒有參與到抗議滕彪出席明治大學研討會的公開信的行動中，但都在默默關注這次行動，並在酷兒女權的社區中參與了討論，對這件事情體現出來的問題抱有擔憂。這些回應的目的並不是針對阿古個人，而是希望指出阿古文章中所揭露的關乎社會運動中的問題。期待這樣可以推動真正的對話和連結的建立。
阿古智子的原文連結：
「阿古智子投書：和平門，一直保持打開」：
關於文中提到的抗議滕彪出席明治大學研討會的始末和討論，請參考女權學論的整理：
“女權行動者抗議滕彪出席明治大學研討會｜新聞通稿、現場圖片、教授回應、網友投稿”
https://chinesefeminism.org/2024/03/17/meiji-teng-biao-protest/
以下是回應二，這篇回應由多名小夥伴共同做成：
門開著不等於歡迎光臨
鴻門宴的門也是開著的。要求和期待公開理性的討論本身可能就是一種霸權。
關於連帶會和滕彪性騷擾事件，阿古智子在WOMEN上的發文並不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曾經作為旁聽生參與阿古老師在東京大學的授課。在阿古在WOMEN的文章之後，我現在只是慶幸自己沒有繼續在她的指導下攻讀碩士。阿古的課程在東大是非常有人氣的，記得我第一次就發現一個不算很大的教室裡面擠滿了中國留學生。阿古老師本身也並沒有任何老師的架子。一開始我覺得這裡非常溫暖。但是在上課途中，我就開始覺得有些奇怪的感覺。因為她非常喜歡把理性和公開討論掛在嘴邊。記得曾經有一段時間，阿古老師接受了日本右翼雜誌的頒獎。那時她對於自己在右翼雜誌上發文並接受頒獎就是用“我並不在意政治立場，而是希望致力於建立一個平等公開的對話空間。” 針對這件事的具體原委以及我的思考就暫時不展開了。我想說的是，她確實堅持了這個原則，儘管這個原則非常的天真，也忽略了政治光譜並不單單是一個光譜，它可能會深刻影響一些人的生活經驗，甚至是與個人傷痛連結。事實上，在我們當下正在經歷的政治和社會背景裡，真的存在所謂的「中立」嗎？
閱讀阿古智子教授在WOMEN上的發文，勾起了我與這位教授首次相遇的回憶。 2019年，我曾有幸在朋友的聚會中與阿古智子教授見面。當時，我與她距離很近，感受到了她的親切，然而，作為一個不善言辭的我只是一個聽眾，並未與這位教授展開交流。這並非是因為阿古智子教授的問題，而是因為我個人的性格特質。面對那些權威人士和顯赫頭銜，我常常難以開口。因此，即使機會擺在眼前，我也往往缺乏勇氣走進對話的門。也許有很多人和我一樣，發現「對話」的門是敞開的，但「對話」是需要門檻的，這個門檻也許是心理的，也許是結構的，也許是來自開門者對自身特權的不自知。
在關於連帶會和滕彪性騷擾事件的討論中，我非常敬佩阿古教授在文章中坦率的表達。然而，我對於阿古教授沒有反對滕彪參加明治大學研討會的決定仍有疑問。若我們呼籲理性，呼籲對話解決問題，那為什麼不能等到滕彪解決了性騷擾爭議後再讓其參與研討會呢？畢竟，性騷擾事件發生7年後，問題仍未妥善解決，滕彪仍被容忍並從事公共事業。面對一筆7年都算不清的爛賬，要如何展開對話？要如何保持理性？我很難想像。
其次，我也非常擔憂連帶會。從文章中可以看出，阿古教授非常積極地與連帶會的成員溝通。然而，無論是研討會場外舉標語的事件，或是對小藍、連帶會的成員等的詢問，都顯示出一些不太令人放心的跡象。雖然這些描述是在敘事言論破壞了人與人之間的信任，但同時也似乎暗示連帶會的不坦率和不可信。另一方面，連帶會對於許多求告無門的人而言可能是最好的庇護所，發聲器。在這種情況下，如果這樣的地方面臨信任危機，或者因為阿古的發言而使其陷入信任危機，我們該如何應對？
我不是連帶會也不是滕彪事件的直接參與者和當事人，所以我就不具體探討事件本身的經過和內容了。在這裡我想就阿古一文透露出的一些「過於天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並不是所有人必然享有自由出入公共空間，參與公共討論的特權的。事實上，人類歷史上到現在為止任何一個時代的「公共圈」都是建立對一部分弱勢群體的排除之上的。古希臘的公共圈排除了女性和兒童。而這個排除一直到現在都還依然存在。我也相信真正平等的對話能夠解決問題，但在我們的社會存在各種複雜交織的階序關係的情況下，真正平等的對話真的可以實現嗎？而誰又能夠被信任來監督管理這個對話呢？阿古在文中說自己相信原罪的說法。那麼如果人人都有原罪，您嘗試作為中間人創造並監督的這個對話空間又是能夠讓人信任的嗎？如果任何一個時代都能透過所謂公開和理性的對話來解決問題，那麼社會運動從一開始就不會發生不是嗎？您是研究社會運動的，應該不會不懂這個狀況吧？還是其實在阿古的認知裡，社會運動所帶來的衝突本身就是應該被拒絕在公共圈之外的？
如果真是如此，那麼她所強調的公共圈也是存在著一個資格和秩序的。這個資格就是要公開，要理性，不能“過激”，不能“情緒化”。但是至少WOMEN上一文的行文寫作時時刻刻都在透漏著情緒。所以事實上，阿古並不是堅持理性，而是在應該擁有的情緒和不應該擁有的情緒之間劃分一條界限，並以此劃分夠格的公共人和不夠格的公共人。在理性控制範圍內的體面的，動人的共感是合格的，但是憤怒是不應該的。先不談連帶會事實上的行動是否如阿古所說那般充滿憤怒，即便是憤怒，那也是一直以來驅動社會運動的最大的情感動力。 「過於情緒化，過於憤怒」一直以來都是鎮壓或攻擊女性主義運動的典型話語。早期精神分析理論認為女性本質上容易發瘋（歇斯底里）就是基於女性本身缺乏理性這個刻板印象的。只有擁有理性才能擁有公開對話的資格，不放下憤怒，我們的公共空間是不能讓你進來的。
而事實上，人類的情緒都是在互動中，在互相理解中成立的。阿古一文呈現出來的情緒在我看來也隱含著阿古自身的一絲失望，不可理喻和憤怒。阿古所說的公共圈和公共空間並不是不接受憤怒，它只接受一些特定表達模式與表達主體的憤怒。在公共圈中激烈爭辯和討論的男性們，或者阿古這樣擁有大學教授這樣的理性背書的主體所呈現的「理性的」憤怒就可以被容忍，而我們在抗爭過程中呈現的憤怒就被認為是不合時宜的。
在性騷擾/性暴力相關的議題中，保護受害者不是最基本的原則嗎？阿古一文號召抗爭者和滕彪公開對話，難道沒有想到可能造成的二次傷害嗎？或許阿古認為她自己是客觀冷靜的，她自己是中立的，所以她建立且號召的這個對話就是冷靜中立的。但在我看來，阿古文前半不斷強調的她與女性主義的同理心並不能完全說服女性主義者相信她能夠建立這樣一個完全沒有二次傷害可能的空間。因為她在否認「情緒和憤怒」在表達上的重要性的時候，就已經否定了女性主義運動最重要的驅動力了。
當我們說，希望構築一個平等和諧的平台，讓所謂的「受害者」能夠在這個「安全」的空間裡面去進行討論的時候，是否忽視這些處於權力末端的女性們自己的聲音了呢？是這些女性自願期望和這個可能對她們造成傷害的人進行談話的嗎？為什麼會忽略這其中可能造成的二次傷害呢？為什麼這些人要一次又一次的出來不斷地說自己被傷害的經驗呢？為什麼她們一定要站出來認領這個她們本來不願意再回憶的受害者身分呢？
其實可以說是因為這個人是各位學者正在研究的課題裡一個看似必不可少的人，所以你們期望他們達成和解，因為比起這些被迫隱身的受害者，他明顯是“更值得被關注的」。
比起你們討論的宏大議題，身邊人正在遭受的暴力好像沒那麼重要罷了。
權力關係是交叉的，這個對話空間的監督者和號召者是否能做到在理解和規避所有這些交叉的騷擾和暴力風險的前提下完成對話呢？抗爭者的大部分與阿古，滕彪這樣的有影響力的學者並不在同一個對話層級上，真的能完成這個對話嗎？與其簡單地號召抗爭者們站出來，阿古不如具體列舉她想要如何規避這些可能的問題。這不才是真正理性處理問題的做法嗎？
另一個讓我感到非常不認同的，是阿古對於「情緒化，不公開對話」行為的歸因。她在文中將這樣的運動風格和傾向歸因於中國嚴格言論管控的歷史和現實。認為這些運動家是受到中國環境的影響才不願意，或不敢站出來說話。但就像我上面講的，不敢站出來說話也許恰恰就是因為阿古您本身的社會地位。而且事實上，連帶會的成員們抗議抗爭並沒有刻意隱藏，拒絕看起來「不安全」的對話難道就是不願堂堂正正討論問題嗎？如果這樣的話，這個「堂堂正正」似乎也存在著很大的政治立場偏差。中國的言論環境確實嚴格，但如果依照這個歸因邏輯，那麼在中國的環境裡堅持發聲抗爭的異見者們都會被阿古的邏輯定義為「不敢公開」的懦夫們。還是說阿古覺得這裡是日本，中國的運動家可以更勇敢？
當我們在講人權問題的時候，我們明顯知道，一個中國大陸的人民在很多時候只能在有限的空間發聲。即使身在國外，家人朋友依然可能在監視之中，這種情況之下策略性地隱瞞自己的身份，也許這確實會對他人造成欺騙，並且帶來背叛感。這是一個很難過的事實，但這確實也是不得已而為之的選擇。在這樣的情況之下去追問或質疑當事人為什麼要選擇隱瞞，這其實是一種何不食肉糜的自帶特權的質詢罷了。
仔細思考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歸因，我認為是因為阿古的邏輯裡存在著一種民主體制的「進步主義」觀點。她認為民主體制保障的公開對話是比中國政府的言論管控更加先進的。中國「惡劣」的環境會影響人們的思維模式，導致這些人即便來到日本這樣的「民主先進」國家，還是不敢公開發聲。但您有沒有想過可能這個不敢發聲並不是因為中國政府的管控，而更直接的是因為對您處理這些問題時體現出來的「天真」失去了信任呢？阿古在文中也提到MeToo抗爭中呈現出來的對政府管理的不信任，希望透過自己直接的發聲來解決問題。確實如此，因為在性與性別這種私密問題上，我們現在的司法系統的取證手段非常有限，女性主義運動家們不相信這樣的系統是理所當然的。但阿古是否在文中提出了她將如何具體博得運動家們的信任嗎？並沒有，她只是在努力為滕彪尋找對話的視窗。她只是在號召共感。到頭來，她還是透過號召我們運用「情緒和情感」來解決問題。她的主張和實際論述本身就存在著巨大的落差，讓人如何敢相信呢？
很顯然的，阿古的「民主」進步主義觀點是基於冷戰結構延續下來的東（集權落後）西（民主先進）分化的。這個分化在阿古的歸因裡比起政治體制上的區別，更大的作用是本質化了「集權文化」對不理智的主體的生產。透過這樣的歸因，她進一步將中國的運動家們歸屬於「被中國統治-壓迫過久-沒有理智」的思想範式裡。而與之相對的是她自己號召的「日本大學體制-公開-民主-理性」的位置（position）。這種對立思維將冷戰體制歸類為本質主義的文化，暗示如果中國出身的運動家不從心理上和文化上拋去中國政府的影響，則不具備一個民主討論的資格，甚至是一個平等的未來。這樣的文化主義歸因事實上重複了歐洲殖民時代的東方主義思維，也在某種程度上保留了日本帝國主義在二戰期間對週邊國家的「（從封建民族集權中的）拯救」計畫。也就是說，阿古的號召暗示的是，中國的運動家需要拋棄自己的共同記憶，同化到她所號召的民主記憶中才具備這樣的資格。這讓我非常懷疑阿古對和平門的保護又到底是在保護什麼樣的共同記憶呢？
更何況，我認為這個世界上並不存在任何一個社會環境是可以讓人真正公開自由討論的。在日本我們不能輕易地公開討論慰安婦問題。去年的福岡地裁在判決同性婚訴訟的時候不允許旁觀者穿著彩虹圖樣的襪子進場。如果按照阿古的歸因方式，那麼她所嘗試建立的這個對話空間是否也會依照日本的公共圈的這種「讀空氣」文化和言論管制來運作呢？基於這樣的背景，我們要如何公開對話？
阿古在文中非常認真地和我們共情，強調「女性主義既是武器，也是毛毯。」我雖然能夠理解阿古是在自己女性主義覺醒的過程中說出這句話的，也能理解她並沒有惡意。但這句話本身卻透露著一種對女性主義的不理解和傲慢。女性主義是因為性別結構（並非只是簡單的生理性別）被壓迫的人們實實在在的生活經歷，在生活中被騷擾被排斥的不快感，甚至是身體和精神上的傷痛；是女性主義者每一個人都不同但卻緊密相連的生活和痛苦本身；不是誰的武器，更不是誰的毛毯。即便她是一張毛毯，這條毛毯本身也是帶刺的。請不要期待女性主義成為你溫暖自己的工具。如果感到寒冷，請去家具店買一條真正的毛毯。 IKEA或nitori都有賣。可能比期待女性主義更加可靠。
退一步講，如果女性主義真的是武器和毛毯，那麼阿古要求我們公開身份，放下憤怒，和滕彪對話，就是要求我們面對可能的加害者的時候丟掉武器和溫暖。這篇文章從一開始就在號召這樣一個鴻門宴式的對話。僅僅只是打開一扇門，並不代表我們必須進去。如果真的有誠意，請告訴我們您打算怎麼保證這裡不會出現二次傷害，保證我們不會因為別的因素而受到剝削？
沒人假借理性為名，去舉辦談判時，一手拿著聖經，一手拿著屠刀。在這個社會框架下特享可以維持理性權力的各位，又怎麼能理解到我們這些無法享有理性特權的人的苦衷。腦中固有一道理性是為何物的標準，不願意更改。殊不知這理性是誰人的視角，誰人的言語。在不反思手中是否握有屠刀，而一味地為砍傷他人道歉。那此人的這輩子都將活在「原罪」當中。 「原罪」這說法的前提本來就是為了合理化社會中一系列規範的存在。殊不知，今天所提倡的原罪或許在千百年前不是罪。在一個一直改變的世界裡，什麼是罪？罪的標準又是否擁有絕對的可量化的標準？但又活在當下社會，又怎能將掛羊頭賣狗肉一般的，把古老聖經中的「原罪」當作為今日救贖的目標？
鴻門宴之所以是鴻門宴是因為帳外埋伏了士兵。但霸王項羽卻不知道，這是范增的安排，仍然懷抱熱情的去請劉邦吃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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