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开着并不等于欢迎光临：在日酷儿女权者对阿古智子文章的回应（二）
最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民运的日本学者阿古智子发布了一篇关于和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交往与挫折的文章。其中一些立场，特别涉及到了关于中国民运人士滕彪性骚扰问题的部分，引发了女权者们的警惕和讨论。作为在日本的酷儿女权者，我们觉得有必要以这篇文章为契机，对民运知识分子与女权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一下回应。以下投稿的作者虽然没有参与到抗议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的公开信的行动中，但都在默默关注这次行动，并在酷儿女权的社群中参与了讨论，对这件事情体现出来的问题抱有担忧。这些回应的目的并不是针对阿古个人，而是希望指出阿古文章中暴露出的关乎社会运动中的问题。期待这样可以推动真正的对话和连结的建立。
阿古智子的原文链接：
“阿古智子投书：和平门，一直保持打开”：
关于文中提到的抗议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的始末和讨论，请参考女权学论的整理：
“女权行动者抗议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新闻通稿、现场图片、教授回复、网友投稿”
https://chinesefeminism.org/2024/03/17/meiji-teng-biao-protest/
以下是回应二，这篇回应由多名小伙伴共同做成：
门开着并不等于欢迎光临
鸿门宴的门也是开着的。要求和期待公开理性的讨论本身可能就是一种霸权。
关于连带会和滕彪性骚扰事件，阿古智子在WOMEN上的发文并不完全在我的意料之外。我曾经作为旁听生参与过阿古老师在东京大学的授课。在阿古在WOMEN的文章之后，我现在只是庆幸自己没有继续在她的指导下读硕士。阿古的课在东大是非常有人气的，记得我第一次就发现一个不算很大的教室里面挤满了中国留学生。阿古老师本身也并没有任何老师的架子。一开始我觉得这里非常温暖。但是在上课途中，我就开始觉得有一些奇怪的感觉。因为她非常喜欢把理性和公开讨论挂在嘴边。记得曾经有一段时间，阿古老师接受了日本右翼杂志的颁奖。那时她对于自己在右翼杂志上发文并接受颁奖就是用“我并不在意政治立场，而是希望致力于建立一个平等公开的对话空间。” 针对这件事的具体原委以及我的思考就暂时不展开了。我想说的是，她确实坚持了这个原则，尽管这个原则非常的天真，也忽略了政治光谱并不单单是一个光谱，它可能会深刻影响一些人的生活经验，甚至是与个人伤痛连结。事实上，在我们当下正在经历的政治和社会背景里，真的存在所谓的“中立”吗？
阅读阿古智子教授在WOMEN上的发文，勾起了我与这位教授首次相遇的回忆。2019年，我曾有幸在一次朋友的聚会上与阿古智子教授见面。当时，我与她距离很近，感受到了她的亲切，然而，作为一个不善言辞的我只是一个听众，并未与这位教授展开交流。这并非是因为阿古智子教授的问题，而是因为我个人的性格特点。面对那些权威人士和显赫头衔，我常常难以开口。因此，即使机会摆在眼前，我也往往缺乏勇气走进对话的门。也许有很多人和我一样，发现“对话”的门是敞开的，但“对话”是需要门槛的，这个门槛也许是心理的，也许是结构的，也许是来自开门者对自身特权的不自知。
在关于连带会和滕彪性骚扰事件的讨论中，我非常敬佩阿古教授在文章中坦率的表达。然而，我对于阿古教授没有反对滕彪参加明治大学研讨会的决定仍有疑问。若我们呼吁理性，呼吁对话解决问题，那为什么不能等到滕彪解决了性骚扰争议后再让其参与研讨会呢？毕竟，在性骚扰事件发生7年后，问题仍未得到妥善解决，滕彪仍然被容忍并从事公共事业。面对一笔7年都算不清的烂账，要如何展开对话？要如何保持理性？我很难想象。
其次，我也非常担忧连带会。从文章中可以看出，阿古教授非常积极地与连带会的成员进行沟通。然而，无论是研讨会场外举标语的事件，还是对小蓝、连带会的成员等的询问，都显示出一些不太令人放心的迹象。虽然这些描述是在叙述言论破坏了人与人之间的信任，但同时也似乎在暗示连带会的不坦诚和不可信。另一方面，连带会对于很多求告无门的人而言可能是最好的庇护所，发声器。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这样的地方面临着信任危机，或者因为阿古的发言而使其陷入信任危机，我们应该如何应对？
我不是连带会也不是滕彪事件的直接参与者和当事人，所以我就不具体探讨事件本身的经过和内容了。在这里我想就阿古一文透露出的一些“过于天真”提出一些自己的看法。
并不是所有人都必然享有自由出入公共空间，参与公共讨论的特权的。事实上，人类历史上到现在为止任何一个时代的“公共圈”都是建立对一部分弱势群体的排除之上的。古希腊的公共圈排除了女性和儿童。而这个排除一直到现在都还依然存在。我也相信真正平等的对话能够解决问题，但在我们的社会存在各种复杂交织的阶序关系的情况下，真正平等的对话真的可以实现吗？而谁又能够被信任来监督管理这个对话呢？阿古在文中说自己相信原罪的说法。那么如果人人都有原罪，您尝试作为中间人创造并监督的这个对话空间又是能够让人信任的吗？如果任何一个时代都能通过所谓公开和理性的对话来解决问题，那社会运动从一开始就不会发生不是吗？您是研究社会运动的，应该不会不理解这个情况吧？还是其实在阿古的认知里，社会运动所带来的冲突本身就是应该被拒绝在公共圈之外的？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她所强调的公共圈也是存在一个资格和秩序的。这个资格就是要公开，且要理性，不能“过激”，不能“情绪化”。但是至少WOMEN上一文的行文写作时时刻刻都在透漏着情绪。所以事实上，阿古并不是坚持理性，而是在应该拥有的情绪和不应该拥有的情绪之间划分一条界限，并以此划分够格的公共人和不够格的公共人。在理性控制范围内的体面的，动人的共情是合格的，但是愤怒是不应该的。先不谈连带会事实上的行动是否如阿古所说那般充满愤怒，即便是愤怒，那也是一直以来驱动社会运动的最大的情感动力。“过于情绪化，过于愤怒”一直以来都是镇压或者攻击女性主义运动的典型话语。早期精神分析理论认为女性本质上容易发疯（歇斯底里）就是基于女性本身缺少理性这一刻板印象的。只有拥有理性才能拥有公开对话的资格，不放下愤怒，我们的公共空间是不能让你进来的。
而事实上，人类的情绪都是在互动中，在互相理解中成立的。阿古一文呈现出来的情绪在我看来也隐含着阿古自身的一丝失望，不可理喻和愤怒。阿古所说的公共圈和公共空间并不是不接受愤怒，它只接受一些特定表达模式与表达主体的愤怒。公共圈里激烈争辩和讨论的男性们，或者阿古这样拥有大学教授这样的理性背书的主体所呈现的“理性的”愤怒就可以被容忍，而我们在抗争过程中呈现的愤怒就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
在性骚扰/性暴力相关的议题中，保护受害者难道不是最基本的原则吗？阿古一文号召抗争者和滕彪公开对话，难道没有想到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吗？可能阿古认为她自己是客观冷静的，她自己是中立的，所以她建立且号召的这个对话就是冷静中立的。但是在我看来，阿古文前半不断强调的她与女性主义的共情并不能完全说服女性主义者相信她能够建立这样一个完全没有二次伤害可能的空间。因为她在否认“情绪和愤怒”在表达上的重要性的时候，就已经否定了女性主义运动最重要的驱动力了。
当我们说，希望构筑一个平等和谐的平台，让所谓的“受害者”能够在这个“安全”的空间里面去进行讨论的时候，是否忽视这些处于权力末端的女性们自己的声音了呢？是这些女性自愿期望和这个可能对她们造成伤害的人进行谈话的吗？为什么会忽视这其中可能造成的二次伤害呢？为什么这些人要一次又一次的出来不断地言说自己被伤害的经历呢？为什么她们一定要站出来认领这个她们本不愿意再回忆的受害者身份呢？
其实可以说是因为这个人是各位学者正在研究的课题里一个看似必不可少的人，所以你们期望他们达成和解，因为比起这些被迫隐身的受害者，他明显是“更值得被关注的”。
比起你们讨论的宏大议题，身边人正在遭受的暴力好像没那么重要罢了。
权力关系是交叉的，这个对话空间的监督人和号召人是否能做到在理解和规避所有这些交叉的骚扰和暴力风险的前提下完成对话呢？抗争者的大部分与阿古，滕彪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学者并不在同一个对话层级上，真的能完成这个对话吗？与其简单地号召抗争者们站出来，阿古不如具体列举一下她想要如何规避这些可能的问题。这难道不才是真正理性处理问题的做法吗？
另一个让我感到非常不认同的，是阿古对于“情绪化，不公开对话”行为的归因。她在文中将这样的运动风格和倾向归因于中国严格言论管控的历史和现实。认为这些运动家们是受到中国环境的影响才不愿意，或者不敢站出来说话。但就像我上面讲的，不敢站出来说话也许恰恰就是因为阿古您本身的社会地位。而且事实上，连带会的成员们抗议抗争并没有刻意隐藏，拒绝看起来“不安全”的对话难道就是不愿堂堂正正讨论问题吗？如果这样的话，这个“堂堂正正”似乎也存在很大的政治立场偏差。中国的言论环境确实严格，但如果依照这个归因逻辑，那么在中国的环境里坚持发声抗争的异见者们都会被阿古的逻辑定义为“不敢公开”的懦夫们。还是说阿古觉得这里是日本，中国的运动家们可以更勇敢？
当我们在讲人权问题的时候，我们明显地知道，一个中国大陆的人民在很多时候只能在有限的空间里发声。即使身在国外，家人朋友依然可能在监视之中，这种情况之下战略性地隐瞒自己的身份，也许这确实会对他人造成欺骗，并且带来背叛感。这是一个很难过的事实，但这确实也是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去追问或者质疑当事人为什么要选择隐瞒，这其实是一种何不食肉糜的自带特权的质询罢了。
仔细思考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归因，我认为是因为阿古的逻辑里存在一种民主体制的“进步主义”观点。她认为民主体制保障的公开对话是比中国政府的言论管控更加先进的。中国“恶劣”的环境会影响人们的思维模式，导致这些人即便来到日本这样的“民主先进”国家，也依然不敢公开发声。但是您有没有想过可能这个不敢发声并不是因为中国政府的管控，而更直接的是因为对您处理这些问题时体现出来的“天真”失去了信任呢？阿古在文中也提到MeToo抗争中呈现出来的对政府管理的不信任，希望通过自己直接的发声来解决问题。确实如此，因为在性与性别这种私密问题上，我们现在的司法系统的取证手段非常有限，女性主义运动家们不相信这样的系统是理所应当的。但是阿古是否在文中提出了她将如何具体博得运动家们的信任吗？并没有，她只是在努力为滕彪寻找对话的窗口。她只是在号召共情。到头来，她还是通过号召我们运用“情绪和情感”来解决问题。她的主张和实际论述本身就存在巨大的落差，让人们如何敢相信呢？
很显然的，阿古的“民主”进步主义观点是基于冷战结构延续下来的东（集权落后）西（民主先进）分化的。这个分化在阿古的归因里比起政治体制上的区别，更大的作用是本质化了“集权文化”对不理智的主体的生产。通过这样的归因，她进一步将中国的运动家们归属于“被中国统治-压迫过久-没有理智”的思想范式里。而与之相对的是她自己号召的“日本大学体制-公开-民主-理性”的位置（position）。这种对立思维将冷战体制归为本质主义的文化，暗示如果中国出身的运动家不从心理上和文化上抛去中国政府的影响，则不具备一个民主讨论的资格，甚至是一个平等的未来。这样的文化主义归因事实上重复了欧洲殖民时代的东方主义思维，也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日本帝国主义在二战期间对周边国家的“（从封建民族集权中的）拯救”计划。也就是说，阿古的号召暗示的是，中国的运动家们需要抛弃自己的共同记忆，同化到她所号召的民主记忆中才具备这样的资格。这让我非常怀疑阿古对和平门的保护又到底是在保护什么样的共同记忆呢？
更何况，我认为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环境是可以让人真正公开自由讨论的。在日本我们不能轻易地公开讨论慰安妇问题。去年的福冈地裁在判决同性婚诉讼的时候不允许旁听者穿带有彩虹图样的袜子进场。如果按照阿古的归因方式，那么她所尝试建立的这个对话空间是否也会依照日本的公共圈的这种“读空气”文化和言论管制来运作呢？基于这样的背景，我们如何公开对话呢？
阿古在文中非常认真地和我们共情，强调“女性主义既是武器，也是毛毯。”我虽然能够理解阿古是在自己女性主义觉醒的过程中说出这句话的，也能理解她并没有恶意。但是这句话本身却透露着一种对女性主义的不理解和傲慢。女性主义是因为性别结构（并非只是简单的生理性别）被压迫的人们实实在在的生活经历，在生活中被骚扰被排斥的不快感，甚至是身体和精神上的伤痛；是女性主义者每一个人都不同但却紧密相连的生活和痛苦本身；并不是谁的武器，更不是谁的毛毯。即便她是一张毛毯，这条毛毯本身也是带刺的。请不要期待女性主义成为你温暖自己的工具。如果感到寒冷，请去家具行买一条真正的毛毯。宜家或者nitori都有卖。可能比期待女性主义更加靠谱。
退一步讲，如果女性主义真的是武器和毛毯，那么阿古要求我们公开身份，放下愤怒，和滕彪对话，就是要求我们面对可能的加害者的时候丢掉武器和温暖。这篇文章从一开始就在号召这样一个鸿门宴式的对话。仅仅只是打开一扇门，并不代表我们就必须要进去。如果真的有诚意，请告诉我们您打算怎么保证这里不会出现二次伤害，保证我们不会因为别的因素受到剥削？
没人假借理性为名，去举办谈判时，一手拿着圣经，一手拿着屠刀。在这个社会框架下特享可以保持理性权力的各位，又怎么能理解到我们这些无法享有理性特权的人的苦衷。脑子里固有一道理性是为何物的标准，且不愿意更改。殊不知这一理性是谁人的视角，谁人的言语。在不反思手中是否握有屠刀，而一味地为砍伤他人道歉。那此人的这一辈子都将活在“原罪”当中。“原罪”这一说法的前提本就是为了合理化社会中一系列规范的存在。殊不知，今天所提倡的原罪或许在千百年前不是罪。在一个一直变化的世界里，什么是罪？罪的标准又是否拥有着绝对的可量化的标准？可又活在当下社会，又怎能将挂羊头卖狗肉一般的，把古老圣经中的“原罪”当作为今日救赎的目标？
鸿门宴之所以是鸿门宴是因为帐外埋伏了士兵。可霸王项羽却不知道，这是范增的安排，仍然怀有热情的去请刘邦吃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