拒绝不平等的对话：在日酷儿女权者对阿古智子文章的回应（一）
最近一直关注和支持中国民运的日本学者阿古智子发布了一篇关于和中国女权主义者的交往与挫折的文章。其中一些立场，特别涉及到了关于中国民运人士滕彪性骚扰问题的部分，引发了女权者们的警惕和讨论。作为在日本的酷儿女权者，我们觉得有必要以这篇文章为契机，对民运知识分子与女权政治的关系等进行一下回应。以下投稿的作者虽然没有参与到抗议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的公开信的行动中，但都在默默关注这次行动，并在酷儿女权的社群中参与了讨论，对这件事情体现出来的问题抱有担忧。这些回应的目的并不是针对阿古个人，而是希望指出阿古文章中暴露出的关乎社会运动中的问题。期待这样可以推动真正的对话和连结的建立。
阿古智子的原文链接：
“阿古智子投书：和平门，一直保持打开”：
关于文中提到的抗议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的始末和讨论，请参考女权学论的整理：
“女权行动者抗议滕彪出席明治大学研讨会｜新闻通稿、现场图片、教授回复、网友投稿”
https://chinesefeminism.org/2024/03/17/meiji-teng-biao-protest/
以下是回应一：
拒绝不平等的对话
我是在日本的酷儿女权者，虽然没有能够参与到质疑明治大学邀请腾彪的活动当中，但也在默默关注腾彪的那件事。读完阿古老师的文章觉得作为一名女权者这次希望在这里提出一些质疑。
我觉得阿古老师一直都设想只要大家都坐下来理性地对话和讨论一下问题就有可能解决的理想状态。所以一直在强调要面对面交流，要信任。情绪化、匿名、不坦诚坦白一切在她那里是很负面的（在文章里被指出是中共言论统制的结果，甚至联系到了毛泽东时代和反日青年）。
但是问题是那种理想的理性对话和讨论是建立在参与者都平等，且真正愿意走向解决问题的基础之上的（而且也不一定能解决问题）。不知道阿古老师有没有意识到自己希望建立的对话双方，都没有一个平等的起点。
不知道阿古老师有没有想过，在一帮拥护腾彪的教授面前，在大学这样一个本地知识权威的场所，作为有着不安定的外国国籍的、非学术界的社会人或者学生身份的、还承受着远方中国政府的监视可能的年轻女权者出现在那个场所的话，根本就不可能一个平等的对话。
同样道理，在受着（依旧是男性主导的）民运和知识分子追捧有着很高社会地位、并且还拥有在社会上更占主导权的男性身份的腾彪面前，没那么多资源的投诉性骚扰的女性们如何去进行“彻底的讨论”。很多骚扰问题本来就是因为不平等而产生的，都不说这种面对面的讨论本就会给受害方带来多大的精神负担，这种讨论本就是不平等且离谱的，更多会加深不平等和创伤，更不会带来问题的解决。
阿古老师也提到了和小蓝的交流的不愉快。指出对小蓝没有对她坦诚布公和信任的极度伤心。但是即使双方都有着想要解决某些问题的共识，在一个学术权威和社运资源丰富（却还不太了解女权立场）的长者面前，受到言论控制且没什么资源的年轻中国海外流民女权者怎么能一开始就坦诚布公去掏心窝子呢。
阿古老师说到自己是刚接触女权，还在觉醒阶段。这确实可以看出来的。因为曾经很久以前就有很多女权者指出某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对于理性的对话和讨论的追捧和理想化其实都是建立在真空之上的。而且其看似是中立客观的理想，其实是建立在很多偏见与不公之上，并且在强化和再生产不平等的问题。（*比如说Jürgen Habermas 的公共圈理论就受到女权学者的质疑和批判。中文女权写作里面也可以参考李思磐的“自由主义和女权的冲突：本土自由派为何不支持女权？”这篇文章）
如果这个世界大家都站在同一起点这样讨论确实有可能解决问题，但很不幸这个世界中的我们都是陷入在深刻而复杂的不平等的结构之中的。所谓的“理性/情绪化”、“客观/主观”的二元对立，更是通过将“情绪化”、“主观”甚至“歇斯底里”的标签打在女性身上，从而将使得女性噤声和失语的不平等的性别结构正当化。阿古老师还不知道，对于女权者来说，解构“理性/情绪化”、“客观/主观”和其背后的霸权有多么重要。对于常常处于一开始就被踢到对话圈子外面的女性或者其他少数群体来说，某些对话常常不会成为解决问题的良药，反而会成为加重不平等和将伤害再生产的陷阱。而拒绝这样的对话是对于她/ta们来说正是一种重要的生存策略，也是一种对不平等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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