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廣州| 東山口，追溯一種不存在的歷史。

>东山

前段时间羊城晚报用很大的篇幅专门报道了柏园的历史以及即将由广东省考古所主持的的修缮工程，我看着住户的搬迁图有些许的惊讶，并不是因为柏园本身的“大隐隐于市”，而是诧异于作为那个光辉年代的见证——这座独栋洋楼——在2018年才被广州市列为历史建筑，而直到现在，保护修缮工作才开始进行。

东山口我去过几次，穿行在那些巷子里，被那些或精致或高档的店铺橱窗所吸引，这些商店的门一般紧锁着，门牌的位置用很小的标签写着店铺的名字，仿佛是害怕有人知道它卖东西似的。然后在看到某栋更加低调（平平无奇）的政府大楼式建筑的时候，在心里小小地惊呼一下，“原来考古所在这里啊。”

后来听秀秀说，其实考古所不远处就是以前史语所的旧址。

这才是真的惊吓，我只知道史语所在广州的老城区里，竟然不知道自己以前有很多次和它擦身而过。不过想想，其实也很难有参观的心态，除了大门紧闭之外，透过那些较低矮的栏杆，你时常能看到里面有人在扫地或洗菜，粤语的交谈声阻断了继续窥探的可能——那是人家的日常生活，而游客的目光是极冒犯的。

这样的冒犯也出现在秀秀的生活里，她的住处就在东山口，那是考古所分配的员工宿舍，地处一栋上了年头的老房子里，而由于房基较矮，房间的窗户几乎正对着外面的马路。平时还好，周末的早晨她基本上是被熙攘的人声吵醒的。网红和游客占据了这小小的街区，公交车在本就狭窄的路口冲撞，以及永远处于现在进行时的市政建设，挖掘机轰隆隆地作业。有人好奇心过于强烈，将紧闭的窗帘拉开，阳光下闪动的除了灰尘还有两个人面面相觑的目光。

这条路叫恤孤院路，名字来源于20世纪初两广浸信会创设的恤孤院，这一片洋楼，包括培正中学，东山教堂，都是基督教传入留下的遗产。它塑造了这片街区低调朴实的氛围，至于“东山少爷”的轻浮形象则渐渐隐匿在历史的背后。

近年来，越秀区政府开始了“广州东山新河浦历史文化街区复兴工程”，和荔湾湖及永庆坊的治理与发展相似，在社交媒体上却呈现着完全不同的形象，后者更像是全民休闲公园，是传统岭南风格和当代老年人休闲风的混搭；而东山口因为被冠以潮人聚集地而颇有些网红的色彩，西式建筑的集合程度又不似沙面那般具有代表性，新河浦出现了一批以构建新社区为名聚集在一起的艺术家，用新的商业模式构建着自身的经营理念。

就在同一条路上不远处，是中共三大旧址，当然它还有很多个title，比如说，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我丝毫不怀疑市区每一所中小学的学生都曾被拉来这里参观。它在中国的近代史上确实重要，因为它见证了一个重要的决议：两党合作，共同北伐。

2006年，广州市文物考古研究所对中共三大的旧址进行了勘探和发掘，清理出了会议基础和残存地面。近些年来，很多地方都开展了对近现代遗址的发掘和保护工作，广州算是突出的，如最近对南石头清代炮台和民国监狱的发掘，就屡见于报道，是“近现代重要代表性史迹考古的又一案例”。

柏园的重新修缮将某种尴尬的情绪拉到了历史的截面，羊城晚报用大写加粗的标题：何止中国现代考古从这里起步，以及一个报告式的毫无新意的“讲好精彩广东故事”。对，“何止”——还没开始就结束的历史故事几乎可以用夭折或流产来形容。学术是一个传统，谁占据了资源的中心谁就拥有了话语权，广东的史语所便只能是一个“暂居之地”，从搬入柏园，到文人先后北上，堪堪一年的时间。

所有的叙事都是如此，从南边起家，往北边进击。那是千百年以来的文化中心，而这片大陆有且只能有一个中心。

>柏园

毕竟辉煌过，1926年12月，刚从柏林大学留学归国的傅斯年受邀接替郭沫若出任中大文史科主任；1927年8月，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开始筹备，1928年1月，中大语史所正式成立，以“作语言与历史之科学的研究，并以造成此项人才”为宗旨。

1928年12月14日，中大语史所考古学会成立，商承祚任学会主席，学会以“根据遗物遗迹研究古代之风俗、制度、文物、艺术”为宗旨，工作大纲包括“搜集实物及图籍”、“进行调查及发掘”、“研究土中古物”、“研究外国古物”等四大项。商承祚提出调查粤省古物应从三个方面进行：至广州城郊石牌附近调查；派员前往韶关调查宋代木刻佛像；调查六祖之传说或遗迹。

1927年1月，南京国民政府决定建立中央研究院，研究院院长蔡元培采纳了傅斯年的提议，以广州的语史所为研究院的建立基础；1928年3月开始筹备工作，10月，史语所在广州柏园正式成立。

从语史所到史语所的转变，也是从历史语言学到历史学的转向，这样的学术旨趣之变化在陈寅恪和兰克那里也可看到。王汎森考察傅斯年早期在柏林的求学经历，认为他受兰克影响颇深。彼时的欧洲大陆，兰克的实证史学方兴未艾，这种科学的，讲求逻辑的治学理念刚好契合了傅斯年从中国传统中继承来的考据方法，德先生和赛先生仍然是那一代年轻人心目中的神圣指引。

所以并不奇怪考古的传入所具有的两面性。学科本身的出现其实是一种完全割裂的学术导向，从传统史学中发展不出来考古；而由于研究对象的相似，早期从事考古工作的又多有传统考据学和金石学学者。考古学的传入，是科学诉求在史学层面的发展，也是五四新人完全放弃传统学术投身西方学术的结果。科学要求缜密的逻辑和身体力行的实践。从这个意义上说，考古学就只是一种方法，是从现象抵达实质的一条路径。

傅斯年在柏林七年，并未取得什么学位，他去听各种各样的课程，有逻辑、医学、心理学、人类学、物理……最后又回归到他最熟悉的历史学。胡适评价他：“孟真颇颓放，远不如颉刚之勤”。在看到王汎森写这一段的时候，你会莫名地觉得其可爱，感受到一个自认痴愚的人在面对新知识时候的激动感受，那似乎是流行在当时年轻学人之中的普遍情绪，旧的坍塌了，新的又还隔着一层语言的膜，顾颉刚觉得自己不知道怎么做学问，傅斯年写自己“求学的饥”是“饥得要死”。

所以什么都觉得有意思，什么都想学。广泛去接触知识的不同面向，终至“一事无成”。王的评价是：“他不专门的散漫治学方式也使他能够成为一个中国现代学术界的设计师”。

1929年6月，史语所迁往北平，在岭南的工作算不上开展，也就没什么所谓的结束。但学术群体的自觉已经在这里埋下了种子，后期社团的建立，多是依靠本地学人的促成。

>岭南

1927年，广州市政府重修镇海楼，1929年，筹备建立广州市立博物馆，是作为政府的职能部门存在的。1928年，作为民间考古团体的“中华考古学会”也在广州成立，这一学会由“广州古玉学会”改组而成，主要参与者是金石学者，1931年，谢英伯以“中华考古学会”和广州市立博物馆为基础，在广州发起成立了黄花考古学院，核心成员杨承志为广东海丰人，20年代时就读于岭南大学，后获巴黎人类学院高等文凭和巴黎大学民族学博士学位。胡肇椿祖籍广东南海，毕业于燕京大学文学系。后赴日本留学,入京都大学研究院，师从滨田耕作。而谢英伯更是国民党右派元老，早期参加过广州的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国民党一大后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在中国早期的革命运动中写下过浓墨重彩的一笔。

1932年，黄花考古学院创办了中国最早的专业期刊《考古学杂志》，提出自身的使命是：将西江和长江、黄河提升到统一水平；强调西江流域的民族和文化的多样性，并且广州为其“结晶地”。主要研究两个层面的问题：南越民族和汉文化南渐。

从《使命》中，我们可以一窥这些学人的理念，将西江提升到长江、黄河的同一水平；彼时长江水患频仍，黄河又几近枯涸，似乎只有这身居边陲的珠江，还担负着哺育一方人民的重任。而强调文化与民族的多样性确实有着客观因素和长久的历史传统：所谓的“百越”之地，最不缺的是有着复杂生活样态的人群，当然，这些复杂和多样是站在中原士大夫的视角去看的。广州的“结晶地”又是怎么来的呢，无非是因为这里是一个聚集了最多士大夫的经济政治中心罢了。

广州在历史上的辉煌是南越国，这个仗着“天高皇帝远”反抗帝国统治的地方政权，似乎展现了某种可堪敬仰的反叛意识。但我们知道，赵佗其实是中原人，流散远乡，集结群众，实际上是帝国内部的事务。底层的布衣百姓真的关心你和朝廷的关系吗？其实也未必。谢英伯似乎就很赞赏赵佗的气概，自称“蛮夷大长”，是用对方的那套话语体系反击对方，以寻求反叛的合理性——我自认是无教化和修养的盲流，所以不要想用儒家那套规训我。

底层的物质文化依然存在，这些承载了千百年记忆的锅碗瓢盆以及石质工具（并非没有别的，只是难以保存而已），使得南越民族在地底下被重新发现。

黄花考古学院想要研究的两个问题让我想起前段时间听导师的项目开题会，当我们通过研究边缘来研究帝国文化的统一进程的时候，会有人认为，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去直接研究中心呢？

这是一个颇具辩证法意味的问题——我们一直在强调地方的自主性与独立之发展的历史，但我们在重申这种自主性的过程中重新确立了自身边缘的位置。

为什么不去研究中心呢？我很想反问，为什么你们一定要我们去研究中心呢？

>发掘

《考古学杂志》仅出了一期创刊号，发表的唯一一篇发掘报告是蔡守和谈月色合著的《发掘东山猫儿岗汉冢报告》。

我很愿意将猫儿岗的发掘想象成一个dig式的故事，田野风光和发掘操作的拼接，低调而认真的人，好像能感受到彼时英国萨福克地区乡野间风的味道。

文人是很难自洽的，心怀天下，却又一头钻进书房里；听着隔壁街巷里将死的老人叹息，又可以为了一份稀世的碑帖投掷千金；时局叵测，但眼下紧要的是不要让那些无知鲁莽的村民破坏了刚显露世间的珍宝。历史的幽灵也好，考古的新奇也好，土地除了耕作还可以为鸵鸟提供埋头的沙子。

民国最不缺的就是传奇。所谓为爱还俗可以说是其中最为庸俗的一种叙事。

谈溶师从画尼文信，自小便浸润在超然而清寂的世界中，那个世界是墨与纸塑造的，庭院间梅树枯虬的枝干和画常常重合在一起，有的时候会让人分不清何为现实，何为图画的再现。那个现实之外的女人，像宋画启门图里的妇人一样，打开了一扇门，是一个困顿和徘徊的娜拉。她不知道自己算不算逃走了，生活好像并没有决然的变化。中国旧的传统太深厚了，深厚到用一生的力气也钻研不尽，他们不是不知道外面的世界正在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越是如此，人越要在熟悉的东西里找安全感。

远古的，乡土的，脚下的。

民国第二十年，偌大的帝国早就四散飘零，北疆传来枪响，闷在岭南的湿热里。二月的广州还带着寒意，枝头的梅花刚刚落尽，留下了零星的枯黄花托，在春风里摇摇欲坠。挥舞拳头的人和手拿步枪的人争作一团，对待这片土地像对待他们的女人一样，粗暴、无礼、充满占有欲，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呵护贴了花黄的妆容，也不知道如何珍惜极易坍圮的雕花栏柱。但总要有人维护那些郊野间的古物，它们安静伫立了漫长的时光，而这片大地上最不缺的就是动荡，有些熬过去了，有些没有熬过去，就成了残碎的砖瓦，或许变成幽灵飘荡。

猫儿岗发掘只进行了短短一周，是一处砖室墓，仅发掘了墓室，发掘报告由发掘日记和器物考订，日记按每日清理顺序逐一记录，器物则并未编号，只选取重要的拍摄了照片。从学术的角度来说，蔡守为金石学人，谈溶更多的是书画家，所以有学者认为这次发掘，无论是田野的操作，记录的过程还是报告编纂的体例，实际上都是胡肇椿的学术理念。他师从滨田耕作，后来还翻译过Woolley Leonard的digging up the past，是促成科学考古学传入中国的最早的一批学人。

>南北

1929年6月，史语所迁往北平，原来的八个组合并为史学、语言学、考古及人类学三个组。史语所的北上，是同时趋向政治以及与政治的背离。一方面，北平的学术资源是最为丰富的，满清贵族遗留了一批书籍和治学者，另一方面，在两党斗争逐渐激烈的南方，北平反而有了置身事外的悠闲感。

学术群体内部的纷争往往是随着政治立场的割裂而来的，无论是和鲁迅的嫌隙，还是在张太雷政变中的逃生，党争深深地渗透到这些知识分子的命运之中，目的或许相同，但路径不同，主张不同，立场不同。

1930年12月，商承祚因与刘奇峰的矛盾愤然辞职离开中大；1934年前后，胡肇椿受邀迁沪，任上海市博物馆筹备处副主任，黄花考古学院的考古活动基本终止。

人来人往，依托着杰出学人的组织如果没有了中坚力量的把持，就只是一盘散沙，那个时候的智识者，家境和脾气成正比，无法领导，无法组织，傅斯年这样的强人毕竟是少数——重要的是，他始终是一个集结者的角色，甘愿搭一个戏台子，让你们都上去唱戏，而他只是待在台下，努力维持这飘摇的舞台不至于倒塌。

中国早期的考古发掘活动是颇值得玩味的，遗址的发现或多或少有偶然性，但是是否发掘，如何发掘，如何保存和展示，则带着深深的学者的治学旨趣和政治意识的色彩。学人们一般认为早期的中国考古学是一种国族/民族范式下的考古学，带有浓烈的正经补史的色彩。民族学天然是研究边缘人群的学科，所以无怪乎依托民族资源的岭南大学一直恪守着民族学与考古学联合的传统，然后在民族聚居区日益削减的情况下，固守一个学科的空壳。

广州考古学的前史为什么没有得到重视？徐坚老师提出了他的解释：一是在文化-历史考古学的范式下，边缘地带不可能成为考古学研究的中心。二则在同期其它地区考古发现成果斐然的情况下，广州的发现显得微不足道；最后田野考古活动和学术机构及学人的关系很较大，在学人纷纷北上或离散的时候，广州的考古活动基本上就停滞了。

再扩大了去看，当偌大的国家风雨飘摇，当战争开始没完没了的时候，大部分学术活动不是都停滞了吗？有些东西的静止，是日后可以重新开箱查看，拾起曾经的遗留重新研究；而另外一些东西的静止，就如风中断絮，再也无法捕捉。

当人们把地下的古物封装，堆在地下室的某个角落里，告诉自己，等熬过这段时间便再回来寻找，但一晃过去了不知多久，若是幸运的话，它们会被重新掩埋，而更大的可能是，被丢弃，被毁损，被彻底遗忘。这是无论怎么回溯，都找不回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