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反人類學家”的挑戰(莫利斯·布洛克《人類學與認知挑戰》)

周雨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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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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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篇帖子,不知道應該寫什麼…只好先粘貼一篇對我近期翻譯的一本書的介紹。

請多指教!

(原文首發於微信公眾號:商務印書館學術中心)

集體記憶是不存在的。

變化沒什麼了不起,世界一直在變。真正有意思的是什麼沒變。

人類學家不該那麼關注儀式。

外來肥皂劇對本土文化的侵蝕沒那麼嚴重。

最好人類學系全都在未來消失。我一點都不會傷心。

……

這些看似違背了社會文化人類學“核心”理念的言論,其實正出自當今世界最重要的一位人類學家——莫里斯·布洛克(Maurice Bloch)的筆下。事實上,多年來布洛克也的確一直被稱為“反人類學家”。 2012年,他將自己近年來最“激進”的理論主張進行了整合,由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如今,這本書的中文版——《人類學與認知挑戰》也已由商務印書館出版。

這本書如其原屬的“New Departures in Anthropology”系列中的其他著作一樣,關注人類學最前沿的動態,不過其呈現方式卻是深入淺出的導論,因此不僅適合研究者、學生閱讀,更是面向對人類學好奇的一般大眾書寫。事實上,或許布洛克更希望的是,所有的人類學入門讀者都能通過閱讀本書,從一開始就建立一種不符合主流想像、但卻是他認為正確的“人類學觀”和“人類觀”。這根本上是因為,他認為人類學在過去一百多年的學科發展過程中出現了很大的問題,而這本書正是要指出這些問題。因此,才有了本文開頭那些看似“離經叛道”的言論。

布洛克出生於1939年的法國,11歲隨母親移居英國。本科時他在倫敦政治經濟學院(LSE)開始學習人類學,並於1967年獲劍橋大學人類學博士學位。隨後他一直在LSE任教,1983年任正教授。 1990年,他當選英國國家學術院院士(Fellow of the British Academy)。上世紀七十年代馬克思主義在人類學界復興時,布洛克曾是英法馬克思主義人類學的領軍人物。與此同時,通過對意識形態和儀式的研究,他逐漸對結構語言學、語言哲學產生了興趣,從而開始關注認知問題,思考如何將人類學與認知研究結合起來。

不過,本書並不是“認知人類學”這樣一個分支學科的導論。這是因為布洛克認為,認知科學和心理學對人類學提出的挑戰是全面性的,動搖了人類學整個學科賴以存在的基礎。

總體而言,傳統的社會文化人類學傾向於將社會視作不可化約到個體的超越性存在,將文化視為不可化約到心理的公共現象。這導致人類學的理論基礎和方法論持一種根本性的特殊主義甚至相對主義的立場。人類學的田野工作和民族志正是在此基礎上,通過長期參與觀察,來對不同時空中(尤其是非西方)的人類生活樣式進行深入描繪,凸顯其建構性和多樣性。

與此同時,認知研究雖然也關注同樣的現象,但卻了採取與人類學截然不同的視角,強調不受社會文化影響的個體心理和認知結構。例如,認知科學基於大量實驗發現,人腦中存在先天性的模塊型功能構造(innate modularity)。在進化論心理學的解釋框架下,這就很有可能是一種被自然選擇出來的適應機制(selected adaptation),由所有智人共享。與此同時,發展心理學又在先天性理論的基礎上進行補充,指出個體認知能力的逐漸成熟並不完全是獲益於社會文化的灌輸、習得,而是遵循一套內在的發育機制。布洛克在本書中指出,這些認知研究從各個方面一同衝擊了人類學對於“一切知識和觀念都是來自後天社會和文化形塑”的假設。

事實上,布洛克也並非人類學的“背叛者”。他認為我們這個學科抵禦挑戰的最佳途徑,正是找回自己的“初心”。在對學科發展史進行追溯之後,他提出人類學應該回歸創建之初對於人性普遍性的追求,重拾對自身作為一門科學的身份認同。同時他也指出,人類學家不該因此就懼怕認知科學,因為認知科學也有自己的很多缺陷,例如它往往忽視了人類歷史所具有的一些超越自然選擇的獨特發展機制,如“傳播”和“想像力”。正是這些機制將人類與其他社會性動物相區分,使人類學得以可能。

對於中國讀者而言,本書跟目前所能讀到的由中文寫作或譯成中文的人類學綜述類讀物都有很明顯的不同。來自普遍主義和自然主義的視角補充,或許能夠幫助我們在中國人類學學科建設的當下時期,帶有一種更廣闊的格局和視野。希望閱讀此書,能夠讓讀者在繼續探尋和尊重不同時空、人群的獨特性時,不忘整體觀,心中有“人類”。

CC BY-NC-ND 2.0 授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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