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民族主義和國際主義的看法

文/Bruce Yu

（这篇文章是对于Fries所写的《人类的分类主义》一文的扩充和对于其部分观点的细节化）

民族的概念和其起源

民族利益的概念，其本质，就是一个伪概念。我们可以这么断言，所谓的民族利益的概念仅仅是统治阶级所编织出的谎言。资产阶级始终统治着无产者们，无论他们是否处于同一个民族中、有着所谓的“统一的民族利益”。然而，民族其本身在客观上是存在的。这种矛盾的现象自然是来源于民族这个概念其本身的某些特性。分析民族这个概念的起源和其本身的特性可以帮助理解资产阶级专政和民族主义之间的联系。

民族的概念来自于家庭和氏族的概念。人类，因为自身的物理特性，必须要男女结合才能繁衍下一代。而人类过于漫长的幼年期和低下的繁殖能力使得双亲必须陪伴在孩童的身边以使得孩童能够安全地进入成年期。这就形成了原始的家庭的概念。同时人类只有避免近亲通婚才能保证人类的繁衍，姓氏的概念由此产生。

跟随着姓氏的诞生，原始部落中的各个家庭发展成了氏族的概念。氏族，随着时间的演化，逐渐在特定地点开垦土地、建造宗祠，积累了一定的原始资本后，发展成了家族，亦或者说是宗族、世家。然而，这种宗族的概念和现代的大家庭的概念是完全不同的。宗族，作为父权制的最终形态，可以说是集合了古今中外一切存在过的矛盾。笔者借着宗族，这个人类最原始的私有制专政概念群体，来讲述现代的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概念的谬误，且分析资产阶级专政和其他一切私有制专政概念群体如何利用这一类伪概念维护他们的统治和阶级利益。

宗族以及其他一切私有制专政概念群体的运作方式、逻辑谬误、和危害之处

根据唯物主义辩证法，事物普遍具有相关联的两面性，宗族也同样如此。宗族自诞生时就自带的这两个互相关联却又显得矛盾特性使得它成为了当时的统治阶级的最好的工具。

一方面，宗族，以血缘和亲情为纽带，完美地用家族这个伪概念将宗族里的每个人统合成一个利益共同体。世上只有妈妈好的道理是人类所共通的。百善孝为先，人如果无法善待自己的亲人，是无法善待其他任何人的。

另一方面，宗族以严苛的制度和阶级铸造了其内部秩序，甚至阶级这个恐怖的词，其本身所指的意思就是宗族集会时族人座位的排序。

温暖的亲情和严苛的阶级，这两个对立且看上去无关的特性，实际上有着极强的关联性。这种关联性甚至持续到了今天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上，使得统治阶级可以始终利用这种关联性维护他们自身的统治。

宗族内部的统治阶级将宗族这个纯粹的伪概念和家庭这个人们所能感知到的伪概念挂钩在了一起。宗族和个人的关系，就比如马群和马一样。若是统治阶级直白地宣称说在整个马群只能由他们这一两个马所统治，没有人会接受他们的统治。而宗族这个伪概念的两面性则把他们的统治行为正当化，与此同时，给予了统治者们维护他们统治的最好的武器。

统治阶级利用族人之间的血缘和感情关系，将剥夺他人财产、自由、尊严、甚至是生命的行为和父母教育儿女、儿女孝敬父母的行为划上等号。他们又给那些试图脱离统治、走上自我解放道路的进步人士扣上破坏集体意识、损害集体利益的大帽子，让被他们统治的人们相信那些进步的理念正在破坏宗族——这个人们原本就没有的东西。宗族这一个伪概念让人们认为他们这些被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是同属于一个有着共同利益的宗族——一个统一的概念群体，正如当今社会中的民族概念一样。然而，现实是，这个概念群体是由部分有产者，或者说是统治阶级，所掌控的。这个群体所有的生产资料和劳动成果都是由这一部分的统治阶级所有的。这种现象也一直延续到了现在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上。统治阶级利用法制、人民代表、议会制的形式，将他们的统治行为和民族大义、国家大义挂钩上，将他们伤害他人利益、自由、尊严和生命的行为和保卫人民、守护国家的行为划上等号。他们也同样，像千年前的宗族统治者一样，给那些追求进步理念的人扣上大帽子，使得人们把解放者和强盗划上等号。

而宗族所带来的问题不仅仅是这么简单的。如果有一名贫困的族人从宗族的角度去思考日子过得苦的原因，大概率是得不出什么结果的，亦或者是得出一些啼笑皆非的结论，什么老天爷，什么天人感应的理论由此而生。这种宗族主义（请允许我擅自生造个词）的理念，不，应该说是简略版的民族主义、国家主义思想，不会推动任何一丝一毫的社会进步；它只会蒙蔽劳动者们的思维，使劳动人民把自身标签化为某某宗族、某某民族、某某国家的一员。这些贫困的族人在思考社会问题时首先想到的是把一个宗族、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作为基本单位，而不是一个阶级，于是将问题归结于某些人、宗族、民族、国家的错误，亦或是归结于所谓的人类本性的问题。我们今天将这种贫困的族人称之为小资产阶级，将这种从宗族的角度思考问题的思维称之为是小资产阶级思想。由此可见，宗族主义所带来的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影响且蒙蔽着人的思维。

正是因为宗族这种概念对于我们当今社会的影响，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理念，无论是被动的或是主动的，都对现代社会的人具有很强的煽动性。民族和国家的概念起源于氏族的概念，而氏族的概念则始终存在于每个人的家庭、姓氏上。也就是说，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的思想，在每个人出生时，就刻在了我们的姓名上。在现代社会，从小被灌输着民族主义和国家主义理念的人自然会被这些思想所煽动。在当今这个现代化、信息化的社会中，能够被统治阶级所利用的，生来便具有如此强大的煽动性的，只有从父权制、私有制、和人类文明诞生时就出现的家庭、氏族、宗族的概念，以及由此衍生出的民族和国家的概念。

宗族主义思想的发展以及群和家庭单位的发展趋势

“群[也即是人类社会中宗族这一个概念]是我们在动物中所能看到的最高的社会集团。它大概是由家庭构成的，但是家庭和群一开始就处在对抗之中，它们是以反比例发展的。” ——埃斯皮纳斯《论动物的社会》1877年版

宗族，之所以诞生，和当时的生产力的大小有着极大的关系。生产力的落后间接地导致了个人思想的落后，也方便了宗族概念的诞生。在宗族诞生的年代，人类的生产力普遍低下，使得人类必须以一种较之现在更加团结、更加集中化的社会结构应对各种自然灾害。在人类文明刚刚诞生的远古时代，部落，也即是“群”这一动物学名词，和家庭是重叠的，即群婚制的时代。

“摩尔根在这样考证过去的家庭的历史时，同他的多数同行一致，也认为曾经存在过一种原始的状态，那时部落内部盛行毫无限制的性关系，因此，每个女子属于每个男子，同样，每个男子也属于每个女子。这种原始状态，早在上一个世纪就有人谈过，不过只是一般谈谈而已；只有巴霍芬才第一个认真对待这个问题，并且到历史的和宗教的传说中寻找这种原始状态的痕迹，——这是他的伟大功绩之一。现在我们知道，他所找出的这些痕迹，决没有追溯到杂乱性关系的社会阶段，而只是追溯到晚得多的一个形式，即群婚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

那时，人的生产力低下，一方面使得人类的最高社会团体只能达到单个部落这种小规模的社会结构；另一方面，人类的家庭集团，也就是最小的可以维持个体作为人类存在的社会结构，因为生产力低下，不得不变得臃肿且庞大。也就是说，生产力的大小与“群”的大小成正比，而与家庭的大小成反比。

因此，在人类的生产力开始逐渐发展后，“群”的大小逐渐从部落变为了氏族，家庭的大小逐渐从群婚制发展成了对偶婚制，甚至产生了专偶制的思想。在中国，这就是三皇五帝的时代。比如黄帝，就是姬姓有熊氏，很明显的氏族。再到后来，“群”的大小由氏族变为了国的概念。每个国都是由一个人王和其下属的数个宗族所统治的。当然，那时候的国甚至没有民族的概念庞大。在中国，那就是夏朝。在这个时期，奴隶制制度逐渐取代了原始的氏族制度，人类文明开始快速地发展。炎黄子孙和华夏的概念，或者说是原始的中华民族的概念，开始出现，并在秦始皇统一中国后取代了其他一切的“群”的结构。中国开始采用封建主义制度和思想。原始的宗族也逐渐演化成了封建地主阶级，也即是汉唐时期的世家。这种封建制度的影响一直延续到了民国时期。

而与此同时，随着生产力的扩大，“群”的大小不断扩张，而家庭的大小也不断缩小。在宋元明时期，专偶制的思想取代了多偶制，而一个大中华的概念也取代了原本的宗族概念。这场横跨足足一千年的大规模洗脑将东亚原本所有的文明全部消灭了，只留下一个庞大的泛中华文明。而在欧洲和泛伊斯兰地区，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也同样制造各自的泛文明“群”。“群”的规模发展到了前所未有的庞大；家庭则变得前所未有的渺小。女权运动、工人权益运动、反民族主义运动逐渐兴起。家庭单位开始逐渐集成化，从以前的三代同堂发展成现在的一家三口加一条狗。

而在当今后信息化革命时代，时代的变化导致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力的大幅提升，一个叫做“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群”，一个全球化的资产阶级专政社会结构，覆盖着全人类，使得全世界的人都成为了这个庞大的宗族的一部分，使得全世界的劳动者们都成为了这个宗族的奴隶。家庭单位开始与个人单位重合；一对夫妻，甚至是单独的一个人，有能力完成在过去一个氏族的工作。而信息智能化的发展也会逐渐推动这种家庭单位的集成化的发展。这种集成化的趋势是符合客观规律的，且不会因为人类社会中的部分看法而停滞不前。

令人遗憾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概念的形成和家庭的集成化发展，并不意味着民族和国家的概念会逐渐消失。相反，正如封建制度的形成促进了宗族势力的发展一样，“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形成会促进民族之间和国家之间的竞争、矛盾、和发展。这意味着民族和国家，这两个毒害了无数无产者的伪概念，以及支持着这两者的私有制，仍将存在很久。要消灭民族和国家这两个伪概念，乃至于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和私有制，是无法通过所谓的“民族自治”的理念实现的；只有通过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政权的方式，人类才可以从资产阶级专政的囚笼里逃脱出去。然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庞大程度使得单一民族、地区、国家的阶级解放在当今社会是行不通的。只有遵循超越了狭隘的“群”的概念的国际主义理念，多个民族、地区、国家的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共同消灭现有的统治阶级，建立一个国际化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才能彻底地消灭资产阶级专政和私有制，且最终消除一切民族和国家的概念，实现全民族的统一以及全人类的和平与解放。

国际主义如何和民族概念共存

任何人，只要遵循着唯物主义史观，都会承认这一点：各个民族、文化之间的融合和统一始终在进行着。从宏观的角度上看，国际主义的理念显然比狭隘的民族主义理念更加进步，且必将取代民族主义思想。

然而，唯物主义辩证法的奥妙就在于，不仅要说得对，而且要做得对。一个唯物主义者不能只是因为一句不明觉厉的论证就去认同某种理念，为某个组织、运动说话，而是必须要在实践中检验其理念和行为的正确性。当今社会，打着国际主义旗号却干着帝国主义事宜的组织和运动可是不少。而打着统一民族、解放民族这些略显狭隘且反动的旗号，却实实在在地为人民谋福利的组织和运动，也不是没有。在现实世界中，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现象是十分普遍的。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者应当在具体的实践中完善他们的理念，使其更加贴合现实情况。正如列宁在俄国内战时采取战时共产主义一样，一个正确的理念在实行时必须要贴合实际作出相应的调整。国际主义理念也不例外。当今社会中的大多数国际组织正是因为没有根据实际情况对其理念作出改变，出现了诸多问题。

像北约、欧盟、世贸、上合这类伪国际主义组织就不用多说了。这些伪国际主义组织都是由资产阶级专政政府所组成、以新自由主义和帝国主义为理念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跨国组织，是不可能为无产阶级谋福利的。而真正的以国际主义、社会主义为核心的国际组织，例如第一、第二、第三和第四国际，也经常发生一些好心办坏事、外行指点内行的事情。最知名应该就是第三国际在二战前期的不根据实际情况瞎指挥的现象。另一个较为典型的自然是第二国际和新生苏维埃政权之间的矛盾。同样的问题还出现在其他大大小小的国际运动、民族解放运动上。且这些发生的问题大多都是归于两种情况：

1. 国际组织对于地方上的解放运动造成过多影响，外行指点内行，提出的政策水土不服，脱离了人民群众的意愿，导致运动失败；

2. 原本的解放运动受到资产阶级影响，国际组织未能在其他国家积累起足够的舆论支持且未能捐赠足够的物资支援地方上的运动，运动的胜利成果被反动的资产阶级窃取。

这两种情况代表着现在的国际组织的两个问题所在：一是管得太多，过于傲慢，充斥着小资产阶级的浪漫主义色彩，不愿亲自到劳动人民身边参与生产劳动；二是做得太少，过于懒散，内部人员组织架构自由散漫，参加运动时胆小怕事，能力差自己还不知道，夸下海口后的任务完不成，只能拖累地方上的同志。这两个问题是现在的社会主义国际组织所常有的，并非是偶然现象。由此可见，现有的国际组织所持的国际主义理念是有着严重缺陷的，并未解决国际主义和民族主义之间互相妥协的问题。社会主义者们普遍对现今的民族解放运动不支持，且对于阶级斗争如何与民族解放共存感到困惑；有甚者认为民族以及民族自治的概念无非是资产阶级的一种统治手段罢了，没有所谓的民族自治的必要性。

此言差矣，当今社会局势并未有部分社会主义者们所设想的那样分明，阶级矛盾也并未激化。资产阶级专政政权通过帝国主义的种种手段，例如发动战争、压榨海外劳动力、主动造成能源危机等等方式，不断转移阶级矛盾。这种手段使得经济危机还未爆发；大多数国家的小资产阶级还未破产，还对于资产阶级专政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他们，通过自身被资本利益所蒙蔽的双眼，认为社会上的主要问题是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是政府内某些人所制定的错误的政策，是全球变暖，是国际难民，是环境危机、能源危机，是某些独裁且不文明的国家所发动的军事冲突。他们忽视了阶级矛盾作为主要矛盾的存在性，将社会矛盾归结于一个大阶级中的某些人身上、或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且延续到现在的矛盾——例如民族矛盾、国家矛盾；更有意思的是，有甚者意识到了阶级矛盾的存在，却固执地将阶级矛盾划分到民族矛盾之下，认为民族之间的不同和矛盾才是真正的矛盾，而民族的自治是比推翻统治阶级更重要的事。

尽管这些理念和见解显得荒谬且幼稚，小资产者们往往是当今的进步运动中的主要力量。社会主义者们不能将他们抛弃不管，而是应当让他们接触更加进步的思想，让小资产阶级明白他们对于资产阶级的幻想是不切实际的，引导他们使他们明白阶级问题的重要性。在当今社会局势下，忽视民族和国家的客观存在，坚持本本主义、教条主义，过分强调当今社会环境下还未激发的阶级矛盾的重要性，死板地要求地方上的同志根据国际主义行动，是不可取的。在现阶段的社会主义建设中，社会主义者们应当鼓励各个民族在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根据自身情况发动解放运动、发动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自身的无产阶级专政政权；与此同时，社会主义者们应当让不同民族之中的群众认清民族矛盾和国家矛盾的本质，且鼓励不同群体之间的互相交流，以最终消除民族和国家这些概念。正如地心说在日心说面前不堪一击一样，错误且反动的民族主义思想在更加进步的国际主义思想面前同样是不堪一击的。各个社会主义国际组织在组织运动的同时也应当完善自身的国际主义理念，避免再出现民族概念和国际主义之间的冲突，试图在兼顾特定群体的意愿的同时，贯彻国际主义的理念，使国际主义思想和民族这一类群体概念共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