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之虚无、死之恐怖的时间意识起源

2022年4月1日，日本社会学泰斗见田宗介逝世。见田毕生建树甚多，其中之一是将战后日本社会以「感觉历史」划分为理想的时代、梦的时代与虚构时代三个时期，后来者无论是社会学家大泽真幸还是评论家宇野常宽等人，目前都仍在尝试讨论或修正见田的划分。除此之外，见田还以笔名「真木悠介」出版一部重要论著《时间的比较社会学》（时间の比较社会学）。

在这部著作中，见田认为现代人活着很空虚但又害怕死亡的矛盾感觉，是源自现代化过程中产生了「时间意识」的改变。这种时间意识并非自有永有，它有其起源。更重要的是，这无关时间的客观性质，而是现代社会的「理性化结构」所造成。

现代的时间意识涉及两个前提：时间会消灭一切和人生是短暂的。过去会被消灭，现在的自己亦将会被消灭。人总是跳出自身经验，想像从「未来」的视角回望「现在」，并以这视角去决定「现在人生」的意义。然而从无限远的未来看来，一切必将消逝殆尽。见田认为这是因为现代人将时间「空间化」，将空间的抽象概念「无限」应用在四维空间（时间）上。只不过，空间虽然无限，却是可逆的，人在离开一个位置之后可以返回同一位置；时间则是不可逆的，人无法回到本来的时间点。不单如此，现代人更将时间流逝理解成「不可累积」（见田称作「虚无化」），也就是会消灭一切。当有限的人生面对「抽象地无限」且「不可逆地朝向虚无」的时间，便形成「时间虚无主义」，怕死但又不知为何仍要活着。倘若不像康德的道德形而上学那样设定出「上帝存在」与「灵魂不灭」这些永恒的主体的存在去确保「从未来决定的意义」，便无法将现代人从这种虚无感中解救出来。

见田指出，这种时间意识在原始社会并不存在。譬如班哲文．李、沃夫（Benjamin Lee Whorf）指出北美洲原住民霍皮族（Hopi）因为语言上的差异，时间意识与标准欧语（Standard Average European，简称ＳＡＥ）完全不同，他们的时间并非「不可逆地朝向虚无」，昨天、今天和明天并非不同的日子，而是同一天在不停重覆。 「过去」更只是和「现在」属同一个日子的不同显现方式，时间是会不断累积，而非归于虚无。艾德蒙．李区（Edmond Leach）称这作「振动的时间」：对时间的知觉源自万物在两极之间摇摆，像是昼与夜、冬与夏、干燥与洪水等。换句话说，原始社会的时间并不是一道不可逆的直线，而是事物对立属性的反复。

见田再引用肯亚出身的哲学家约翰．姆比蒂（John Mbiti）在著作《非洲宗教与哲学》（African Religions and Philosophy），指出非洲人的时间意识并没有「实质上的未来」这回事。美洲原住民用来描述时间的「Sasha」和「Zamani」其实并不等同ＳＡＥ的时态（tense），反倒接近体貌（aspect）或模式（mode）。 「Zamani」是同时在表达过去、现在和未来，姆比蒂形容它是时间的墓地、终末，也是「万物静止的领域」，有如收纳一切的仓库，从前和之后的一切都将溶解在「时间的汪洋」中。因此，对非洲原住民来讲，数理化的抽象未来（比如「两年后」）并不存在，更别提「无限」远的未来了。

那么，人当初是怎么从原本只有具体、生活化的时间，产生出抽象、数理化的时间？见田表示这跟古典经济学想像货币（从以物换物到统一结算单位（注1 ））的起源十分相似。部分以畜牧业为主的原始社会以牛的生态变化（生育、榨乳、放牧、迁移等）作为共同体的时间标准，即所谓的「牛时钟」，而古代日本也有「潮汐时钟」、安达曼群岛的安达曼人亦有「花时钟」等。这些以动物、植物或环境为核心的生态时钟只在该共同体内部适用，可是当出现跨共同体的活动譬如贸易来往，双方需要一定的共时性时，便要有既非共同体Ａ的时钟亦非共同体Ｂ的时钟的第三种时钟。当不同的生产集团关系越来越紧密且分工越趋复杂化，大家便渐渐放弃各自的具体时间，采用统一的抽象时间标准了。

从沃夫、姆比蒂和李区等人的研究可见，原始社会的时间意识并非「不可逆地朝向虚无」和「抽象地无限」，那现代社会的时间意识是如何获得此两种性质？见田表示这可以参考西方现代文明的两大重要起源：古希腊文化（Acient Greek）与希伯来文化（Hebrew）。他引用信义宗神学家奥斯卡．库尔曼（Oscar Cullmann）在著作《基督与时间》（Christ and Time: the primitive Christian conception of time and history），指出希腊化时代（Hellenistic period）的时间呈圆环状，而原始基督宗教（希伯来人）的时间则是一条上升的线。

基督宗教早期不曾将「时间」本身对象化，故没有自己的时间哲学。基督宗教的线性时间观纯粹是为了区分「起始」（创世记）与「终结」（启示录），这是一种质性的时间而非量性，因此没有无限与否的意识。见田表示《圣经》的〈以赛亚书〉与〈耶利米书〉等「后期犹太教」的章节都在强调不可逆的地前进直至「永远」的时间观。以赛亚的年代刚好就是耶路撒冷被毁灭、二万名犹太人被俘送到巴比伦（Babylon）的「巴比伦之囚」时期，至于新约的〈启示录〉则是写在公元一世纪左右，罗马帝国指挥官提多再次摧毁耶路撒冷之后。他认为经历苦难的犹太人渴望不用再有痛苦的幸福时代降临，为了获得忍受当前现实的希望而以「反现实」的不可逆的「真正末日论」作为信仰。

先前已有述，原始社会的时间意识是事物往两极反复的「振动的时间」，那么古希腊的时间意识是怎么成为库尔曼所指的圆环状时间？圆环状时间最早是哲学家阿那克西曼德（Anaximander）在论及「无限」（阿派朗，Apeiron）的时候出现。阿那克西曼德认为事物的始基（或本原）阿派朗产生出世界的对立（如冷和热），万物都是从阿派朗产生，毁灭后也会回归阿派朗。哲学家罗素（Russell）认为阿那克西曼德在用物质的循环去描述时间秩序。阿那克西曼德是米利都学派（Milesian school）始创者泰利斯（Thales）的弟子，而米利都当时属于爱奥尼亚（Ionia）十二城邦的贸易地域的中心之一，更是货币的发祥地。在阿那克西曼德的年代，雅典更正经历政治家梭伦（Solon）的改革，出现了跨共同体、更普遍的公民社会制度。阿那克西曼德的阿派朗学说及其他元素理论同样是以抽象化的尺度处理「跨物质」的普通法则，正如一切事物和劳动力以货币价格进行统一量化。到了阿里士多德（Aristotle）的《物理学》（Physics），时间便正式成为用以比较物理运动前后状态的量性概念。

综合以上，见田认为原始社会的时间意识为「质性、可逆」、古希腊文化的时间意识为「量性、可逆」、希伯来文化的时间意识为「质性、不可逆」，而现代社会的时间意识为「量性、不可逆」。他将这四种时间意识的「理念型」（ideal type）以一个图表作总结：

现代社会的直线、量性时间是统整所有共同体时间的媒介，它造成了两种效果：时间的客体化，以及令更复杂的社会性协调变得可能，两者都成了资本主义中劳动力（人力资源+劳动时间）与资本之间得以进行交换运算的前提，所谓「时间就是金钱」，正是指两者之间存在方程式。时钟更浸透生活每个角落，一切都被纳入时程管理（scheduling）当中，时间俨然变成了不能浪费的资源，因为一过了便永远无法取回。与此同时，这种客体化的时间也造成了「个人时间」的异化，造成无间断的焦虑。从前尚且还有上帝和灵魂话等不灭的存在去安抚人心，可是如今它们也正逐渐丧失影响力。也许这就是获得理性和统一的时间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注1 ：已故人类学家大卫．格雷伯（David Graeber）在《债的历史》（Debt: The First 5000 Years）里面强烈批判这种深入民心的货币起源论，认为这相当于将一个受过高等教育且懂得基本算术的白人中产阶级丢到原始社会的生产环境去设想他们当初是怎样创造出货币，故它的论证过程是无效的，但这脱离本文讨论范围故不详述。

（原刊于《Sample》第二十九期「时间电影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