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在打工，但不是『打工妹』”

01 丁當有名字

2002年，14歲的丁當讀到國中就輟學了，她去了蘭州打工。 2004年接近春節，16歲的丁當搭了38小時的火車，從甘肅到深圳打工，因為未成年，只能藉用姊姊的身份進廠。姐姐叫丁雪萍，丁當也叫丁雪萍。

丁當的工作是給文具盒裝文具。一個不到一平米的工位，2秒鐘裝一個，一小時裝上千個，一天裝上萬個。工廠是半軍事化管理，工裝統一，床鋪統一，每人一個工號。

「每天工作12小時，一個月休息一天，洗澡水用多了要扣錢。」工人的時間是壓縮的時間，工人的勞動價值也被看得很低。丁當她們常常覺得自己是流水線機器。

某天下班很早，工廠沒有加班。丁當與姊妹去逛商場，看了看衣服，沒有買。售貨員說， “一看就是打工的，沒錢買就別亂碰。”

從那以後，她才知道，為什麼工廠姊妹下班後的第一件事是洗澡換掉廠服，再穿上自己喜歡的衣服。

流水線的生活很難適應，周遭的環境也很陌生。就在這時，丁當意外發現了一個叫「工友書屋」 的地方，那是一個供工友們下班後休閒娛樂的公益機構。在那裡，她與工友學習各種知識，討論新聞，舉辦文娛活動，也編寫工友雜誌。 “在工友書屋，我覺得很開心很充實，感受到人與人之間的聯結，對生活充滿想像。”

2006年，她應聘為工友書屋的工作人員，成為給工友姊妹提供支持協助的社工。那時，她用了工友姊妹給她的名字，丁當。

02 麵包玫瑰，綠薔薇

在工友書屋，她負責帶姊妹小組，舉辦提升自信心的活動，每週日和姊妹們聚在一起聊天，討論性別議題，學習性教育知識。但她發現，當走出這個小房間，面對男性工友在場時，姊妹們還是不敢說話，靜靜坐在角落。

她們不是不想說，只是沒機會。 2012年三八婦女節，丁當和夥伴們在廣場舉辦「女工最牛」 活動，有打官司最牛的姊妹、寫文字最牛的姊妹，還有攝影最牛的姊妹。在這個活動上，平日不太有機會表達觀點的姊妹，拿紙條寫下了「我敢做」宣言：

“我敢對性騷擾說不”

“我敢讓老公做結紮手術”

「我敢帥氣穿著」 ......

後來，丁當偶然在網路上看到「打工春晚」 海選女主持人的消息，第一時間拉上身邊幾個女工報名。她想藉助這次機會，把女工的聲音傳遞出去。幾個月後，她們真的成功登上舞台，跳了反對性別暴力的舞蹈《掙脫枷鎖》，也唱了爭取女工權益的歌曲《麵包與玫瑰》，一起在台上大聲唱出「女人不能被誰佔有」 、 「麵包與玫瑰，生存與尊嚴」。

在與外界的對話中，丁當逐漸萌生這樣一個念頭， “想要一個以女工為主體的性別友好的公共空間。”

2015年，她和姊妹們一起成立了“綠色薔薇”，一個專門服務女性及流動兒童的社工組織，落地深圳龍崗六約牛始埔。這裡不僅是基層女性休息、娛樂的空間，也是自我表達與創造的空間。就像它的名字：綠色代表有生命力，薔薇代表生命的尊嚴。

美國20世紀初婦女運動中的口號「Bread for all. and Roses too」 (麵包與玫瑰）也啟發了丁當。這句口號成為綠色薔薇的簡單願景： 「麵包玫瑰人人有，薔薇綻放千萬家」 。

03 識字、言說、歌唱

姊妹們花了很長時間營造這個友愛社區，假日聚會，包餃子做湯圓，邀請村民一起看音樂會，在牆角、門上的角落貼滿機構標語，也幫助其中受到性別暴力的女性。綠色薔薇還會帶姊妹們做兩癌篩檢、hpv 疫苗注射等健康體檢，請專業的醫師來做健康講座，一起學習法律知識，去了解婚姻與婦女、兒童權利相關的保護。在薔薇姊妹讀書會上，不同觀點的姊姊們也會坐在一起共讀女性主義的書籍，圍繞著議題思考與對話。

許多姊妹都因為「重男輕女」、「貧窮」 等原因得不到良好教育，導致常常在生活裡吃虧：外出不認識地鐵站標，想學唱歌不認識詞，領工資需要同事幫忙簽字.. ....她們都曾想過， “要是我能上學該多好。”

綠色薔薇組織了很多期 “識字班”，透過玩遊戲、學唱歌，朗讀順口溜，觀看紀錄片等方式，帶領大家認識生字，認識詞組，再學會用詞組，組成一句一句話。

第一期識字共學班結課活動中，邀請大家嘗試用「我」 字開頭進行造句。素華姊姊寫的句子讓我心驚：

“我是一個很苦的人”

“我希望天天有班上，我是一條苦牛。”

會寫字了，也就會表達了，那些樸素的願望與需求都有了出口。範範熱愛唱歌，做的最出格的事是網戀；芳姐想要寫自己的家族史，她在文藝隊歌曲《寫給媽媽的話》中寫道： “如我年輕，讓我談一場自由的戀愛」 ；而長期在外的萬萬，面對孩子的疏離與不理解， 「走走走，你從哪裡來，你就回哪去」讓她心酸，愧疚令她泣不成聲。

不只是書寫工作坊，綠色薔薇還有許多戲劇工作坊、音樂工作坊，集體創作一些歌曲。萬萬在綠色薔薇的播客裡唱了一首《週末愉快》，描寫與工友們出去玩的場景：

打工真的好累

有時候分不清白天和夜黑

要學會放鬆疲憊

在霧還沒散盡的時候

攜一臉陽光

在週末的早晨

和朋友們一起聚會

聽聽大自然/感受新鮮空氣

爬山涉水/ 忘記辛苦和勞累

看大海的心情 和水一起嘻戲

來一段自拍 聽聽花開的聲音

週末愉快 週末愉快

給自己加油 歡呼萬歲

苦咖啡和音樂其實也很配

風景真的很美

讓我跟你一起陶醉

週末愉快 週末愉快

為自己歡呼萬歲萬歲

萬萬《週末愉快》

“言說”，並不是一個自然而然的過程，而是一種長期的、日常化的社會化過程。這些無形的認知變化，最終也會在微小之處改變女性對於慾望、夢想、對生活的期待。

04 從打工到創造，成為產品的主人

萬萬在綠色薔薇創辦註冊的那一年就加入了。對丁當來說，她們的關係很像姊妹與朋友，有時更像媽媽。

「我覺得麵包代表生活，玫瑰代表有品質的生活。為了這兩樣，為了得到又不容易得到的這兩樣嚮往的生活，我做了很多工作，做過清潔員，做過保姆，打過零工，發過傳單。”

萬萬2006年來到深圳打工，經歷過金融風暴的衝擊，也遇過疾病的打擊。

如今，50多歲的她仍保留著天真無邪的心，喜歡唱歌、寫作，穿著鮮豔的衣服。她還有一個新的Title：綠色薔薇“女工社企” 設計師。這個女工社會企業是從姊妹置換社小組發展而來，姊妹們用自己的技術與創意，將二手環保材料變成新的文創產品。

「一方面去表達我們的觀點，另外一方面其實它有些盈餘，可以嘗試解決一些年齡大的姐姐們的就業機會，有盈餘的話，可以支持綠色薔薇的一部分工作。」丁當這樣解釋女工社企的初衷。每一件產品的定價，都是設計生產的姊妹共同開會決定，每一件產品售價的30%，作為生產工資給到生產者，再加入基本工資，構成姐妹的收入。

而這對於萬萬這樣的女工來說，意義非比尋常。 「進了工廠你就感覺像進了鳥籠一樣的，被人家關在裡面，你只能自己鳴叫，無能為力了。」但是在綠色薔薇女工社企，她們可以加入自己的想法，不再是流水線上的機械手，而是成為產品的主人。

萬萬設計的「不可造次」 包表達了她對女性身體的積極接納：

「因為『不可造次』 有很多種解釋，有一種『不可亂來』 的意思，就是對女性的身體不可亂來。還有另一層意思，就是我們以前那個年代，都是比較封閉、比較傳統的那種，不是說談戀愛不公開，就是談性色變，在我們那個年代根本不會談這個話題的，這是一種很羞恥的事情，有罪一樣。現在時代不同了。'不可造次' 這個圖案是我們身體的一部分，它也是很美的。”

萬萬與「不可造次」 帆布包的圖案

噠噠噠的車針不知斷了多少根

也不知在布上寫了多少層

從春天走到冬天從早晨進入黃昏

速度已發動時針

把五顏六色的布用千針萬線縫紉

變成會說話的產品

為我發聲 為你代言

我們用心交流

不厭其煩地傾聽彼此的使命

心照不宣

你說你要去依附在別人的肩頭

我舉雙手贊助

你能遠走他鄉

是我製造的成就

我要微笑著把你送給更多更遠的朋友

萬萬《跟我做的布包對話》

05 折疊的世界，浮萍的命運

綠色薔薇紮根在深圳龍崗六約牛始埔長達八年之久。這個城中村聚集了許多工廠，工廠裡幾乎都是女工。

下班走在回家的路上，丁當會碰到賣燒餅的木姐姐，賣炸雞的張飛，賣涼菜的四川大姐，一路上碰到熟悉的孩子叫著，丁當阿姨，這讓她有了歸屬感。她也見證著許多孩子的成長與離別。

「流動婦女的問題與流動兒童的問題，是深深捆綁在一起的。」長期處於一線的丁當得到一個這樣的觀察。牛始埔，這個居民大樓密集、公共空間狹小的社區大約有1.5萬流動人口。在這些家庭中，中小學的孩子約有1170人，幼兒園的孩子約1000人。由於早早放學，沒錢去興趣班，父母忙於生計也無暇管孩子，導致 TA 們的空閒時間非常多。丁當希望能有一個屬於兒童的公共空間，裡面有許多繪本，讓TA們可以來看書、寫作業。

自2018年起，牛始埔的孩子們每年都相聚在劇場，講述自己「流動」 的成長經歷和曲折的升學歷程。在《地下花果山·表演時刻》（2023 年）中，她們說： “我又不是水，怎麼流動？”

戲劇中有一個跳繩設計頻頻被問及。每個孩子的反應都不一樣，有些孩子會觀察、等待，有些孩子嘗試但沒過，有些孩子僥倖通過。某種程度上，這就像是我們生活在「大命運之上的小隨機」 的隱喻。

因為深圳的積分落戶制度，很多女工的孩子到了國中就必須離開深圳。和丁當已經認識半生的範式，當初來到深圳的夢想是賺錢， 「但是我沒有賺到錢，錢都給這些有錢的人賺去了吧……我們就是在底層，感覺忙忙碌碌，不停地在付出，但是收入還是很少。”

深圳的活力、年輕與交通也很讓她留戀，但「它不是你的家，這裡沒有屬於你的房子。」她的孩子在私立幼兒園之後也不太知道能不能上到公立小學。深圳的夢，是限時醒來的。

「我報的網路教育是明年就畢業了，明年我就可以拿到大專學歷，但拿大專學歷只有60分，再加上我的社保只有90分，還差10分，是不夠的。」她正在為了深圳積分入戶政策而努力，但疫情的暫停與條件的提高等限制令她發愁。

已經在深圳待了20多年的範範，‍‍‍見證著姐妹們像流動的水一樣來來去去。但無論如何，至少在這個限時漂泊的地方， “綠色薔薇裡有著我們的根，這裡還有一個地方能讓我們記住，永遠地記住。”

06 “與她同行”

丁當身為「綠色薔薇」 創辦人，在TED xShenzhenSalon 的演講中曾講了這樣一個讓我印象深刻的故事：

「它是有關女工的稱呼—— “廠妹”，這個詞可能在大家看來只是一個標籤。前幾天我接受一個媒體的採訪，過程還挺好，就最後她發文的標題是深圳廠妹幹嘛幹嘛。當時我看到很不舒服，就和她解釋，這個詞意味著什麼，其中有什麼刻板印象，換掉這個詞重要在哪裡。然後她說，廠妹在大眾看來是非常樸實且正經的職業，文章也沒有污名化的意思。

其實有沒有污名化，不是一篇文章可以決定。大家在網路上搜一搜，就很清楚了。 」

流水線工人不僅因為勞動價值被低估而在社會上處處受到歧視，也承受著沒有話語權而被優越視角當作是弱勢群體的社會現狀。底層女工更是因為性別與階級的雙重因素而處境艱難。

「如果說素材和故事是一段時間的記錄，那我們就是要參與到時間的裁剪之中，用我們想要的方式和技術來裁剪，呈現我們想要的女工形象，甚至說女工歷史，而不是被有話語權的人隨意代言。」丁當曾說。

2016年母親節，姊妹們把關於「生育」 這些有普遍共鳴的故事串成了一部叫《她說》的​​戲，內容包括逼婚、流產、重男輕女等苦澀經歷。 2018年，《她說》發展成《她們說》，故事更完整；再到2022年，這部戲變成了長達80分鐘的《浮萍再相會》，堪比上世紀80年代至今的流動女工口述史，重新書寫女工們在歷史中的形象。除此之外，我們還看到了她們的詩與歌、製作的手工，還看到了排演創作的戲劇、對談的播客、主動對外交流的沙龍分享。

由於戶籍制度與城鄉二元結構等結構性原因，流動女工與流動兒童權益處於難以得到保障的境地。丁當和綠色薔薇的姊妹們已經為此做了太多，但作為一個民間的公益機構，仍然面臨著許多挑戰。

丁當告訴我，她非常期望的是找到更多長期同行的「月捐者」。目前環境下，基金會或資方與受助方的關係建立不太容易，有些「指標」 與實際工作又有些脫節，而「月捐」 有可能成為一種相互支持的發展方式。 「不過，這樣的挑戰也更大，如果我們事情做的不好，月捐夥伴完全可以取消，這個過程是相互的，也相對自由。不管怎樣，我們希望和月捐者能像同行者，共同努力去創造一些可能。”

相較於年輕女孩們，基層女工們並沒有那麼多線上線下的空間來彼此收容與聯繫，「綠色薔薇」 這樣一個由女工自立自主的公共空間實在是太珍貴了。如果你也願意支持她們正在做的事，為了樸素的社會公平與女性互助，歡迎你加入綠色薔薇“月捐者”，與她同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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