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聖君情結」看中國人為什麼習慣威權統治
Hello大家好,我是瑪力,又是新的一年開始了,在這里首先祝大家新年快樂。回首2020年,我也相必定是全體中國人也是全世界人民的集體回憶,這一年發生了太多值得我們銘記的片段。前段時間跟一位朋友聊天,我問他新的一年你最期待的事情是什麼,他說當然是疫情快點結束,同時希望美國的新總統能對中國友好點,不要處處打壓我們。我說,如果這個人還是對中國不友好呢?他說那就沒辦法了,至少我們的領導人還做的不錯。
於是我陷入了深深的沉思。
說實話,我其實對川普無感,我既沒有覺得他有多壞,也沒覺得他多偉大,最多是讓我加深了對美國總統這個職位的認知而已。坦白來說,我對美國歷任總統,包括中國領導人都無感,因為他們對我的生活好像也沒有直接的影響。通過這位朋友的回答,我想應該也代表了很多中國人對於某種威權的看法。
我發現一個有意思的現象,從剛剛熱播完的史詩大片《大秦賦》,我們不難看出,以帝王為故事背景的歷史正劇一向擁有不錯的口碑,從《雍正王朝》到《康熙王朝》、從《漢武大帝》到《大明王朝》。無不彰顯了一代帝王的豪情壯志和氣壯山河的太平盛世,彷彿看到我泱泱中華的幾千年文明和傳承。這種可現像以用一個詞來形容,我們不妨理解為「聖君情結」,以及聖君所管治的「盛世情結」
那我們就以中華文化為代表,來談談這種現象和分析下背後的原因。
首先,我們都知道啊,歷經幾千年的帝制,這種情結已成為中國政治文化的符號,老百姓總把國家的希望,寄託在最高統治者身上,期望上位者賢明能幹,排除國家面臨的種種困難,為底層老百姓帶來幸福。如果說山高皇帝遠的話,那「聖君情結」的最低標準就是「清官情結」。被貪官污吏長期剝削的基層老百姓,內心渴望一位如包青天般的清官,解民於倒懸、救民於水火之中。
這種文化情結,本質來說一種非常階級屬性的「臣民意識」。傳統的儒家思想告訴我們「臣事君以忠」「忠孝不能兩全」,「忠」字一直是擺在價值觀的首位。在“君權至上”價值體系下,臣民只有忠君的義務,而沒有任何法定權利的自覺意識。從封建社會的忠君王,到現代社會的忠父母,忠上級,忠國家。
對於老百姓來說,君主是天選之子。民被稱黔首,排斥在政治等級之外,他們沒有任何政治主動性,只知服從統治,一味順從。民眾是最無知的一群人,生來就是君主的奴僕。所謂的「良政」和「仁政」只是用來鞏固老百姓對於其統治地位的工具。這種忠君義務觀念放到現在就忠黨愛國,幾千年來已經成為一種習慣性的政治義務觀念,即所謂成王敗寇,誰的天下聽誰的。 (李毅視頻)
這種觀念和現在主流的公民社會意識不同,並不基於人們對於法律約束的自覺意識和自己擁有的政治權利。人們的政治期盼和利益表達不是通過權利規定的形式,而是通過盡義務、報皇恩等形式表現出來,而慢慢演變成一種「習得性無助」。
好,下面我們就來談一下這種「習得性無助」。 “習得性無助”是美國心理學家塞利格曼在1975年提出的,他用狗作了一項經典實驗,把幾隻狗關在不同的籠子裡,只要蜂音器一響,就會給狗電擊,不同的籠子有不同的機關和逃生方式,有一個籠子就沒有這些裝置。多次實驗之後,發現有停止按鈕和逃生方式的狗都能順利躲過電擊的痛苦,而沒有這些措施的籠子,就算後面打開了籠子門,這些狗也不會躲避了,甚至電擊出現先,就倒在地開始呻吟和顫抖。這種本可以逃避卻絕望地等待痛苦的來臨的現象,就是習得性無助。
關於習得性無助有很多經典的例子,比如經常受家暴的妻子,久而久之也就習慣了,甚至拒絕接受援助和利用法律維護自己的權利。再比如一個集權國家裡面,所有人都是「習得性無助」的受害者和幫兇。任志強曾舉過一個北京政府強拆高樓廣告牌的例子,明明是政府的違法行為,缺沒有一個公司去告政府,當然在中國你也確實沒法告政府。
大多數的鍵盤俠,生活在一個沒有政治權利的國家,天天去嘲笑香港的「廢青」不思進取,台灣的「島民」坐井觀天,他們看到的都是別人家水深火熱屍橫遍野,好像只有中國是領導有方,太平盛世(留學生日報視頻)。就像是那隻被社會主義鐵拳重擊到眼冒金星的小狗,也很難理解為什麼隔壁籠子的狗遇到攻擊可以還擊,甚至可以逃出籠子。自己最多也就再挨幾拳,反正也有人餵食,那不挺好的嗎?
我們經常聽見一個詞,叫做在「大是大非」前要怎麼樣,在「大是大非」面前可以無偶像,無愛好,無自由,無權利。當國家、社會出現問題的時候,臣民們會認為,自己反正也沒有什麼影響力,也幫不上什麼忙。只要這件事沒有落在自己身上,就跟他們無關。面對焦慮,自然而然「心理防禦」機制和社會輿論會讓他們轉移注意力,他們需要做就是靜靜等待盼統治者能頒布一個「商鞅變法」來解決所有問題。
他們堅信統治精英做出的所有決策,對各紅頭文件、環球時報、各種財金公眾號深信不疑,認為國家是在下一盤大旗,自己能作為滾滾洪流中的一員而倍感自豪。看到美國英國不斷刷新的疫情死亡記錄,暗自慶幸我們生活在一個有「明君賢相」的朝代,才避免了這種慘絕人寰的人道危機。殊不知自己僅僅是這些災難的一個弱小的倖存者而已。他們不知道這種所謂的「大是大非」不過是統治者給你植入的思想電擊罷了,他們就像那隻小狗,幻想著陣痛過去自然就是吾皇好酒好肉的恩賜和厚待,何必為了這一點點陣痛就狗急跳牆呢?
我們回想當年,一位以包青天的風格大刀闊斧推進重慶市政建設和唱紅打黑的政壇希望之星,深受重慶市民愛戴,威望信任度幾乎達到所有中共領導人之巔峰,還沒等重慶人民把這位「包大人」的豐功偉績整理成冊。隨即2012年上任的新一代「聖君」更以大刀闊斧之際展開整風運動,後面發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也奠定了中國目前之世界格局。
我想很多重慶人民,回想一下12年之前的重慶的那幾年,所有中國人民,回想一下12年之後的中國這幾年,是不是都曾經有過聖君降臨的感受呢?我們何嘗不是站在希望的田野上感謝這一代偉人下的如沐春風呢?
我們在看看2008年的台灣,在經歷了阿扁時代貪腐和萎靡,玉面郎君小馬哥的上任,身上背負著明星市長的光壞和全村的希望,威望和信任度也一度達到兩岸人民共同的製高點。 「清廉」也是他的參选和執政關鍵字。 8年過去了,雖然小馬哥個人還算清廉,但其內閣貪腐的問題連連爆發,後面發生的事情全台灣人民也都知道了。這也是華人社會中對於「聖君」寄予過高希望而摔的很慘的例子。
我們在看這一兩年的香港,發生的事情大家也都知道到,雖然香港人民並沒有什麼本土聖君情結。但我們也看到了很多人寄希望於川普政府及其川普本人能為香港帶來點什麼,即所謂我的君不行,只有寄希望於他國的君了。雖然背景非常複雜,我能理解,但這也何嘗不是另一種把自己的命運寄託於「聖君」的另類情結呢。包括我開頭說的那位朋友呢,其實也是這種把希望寄託於他國君的另類情結。
我們不難發現,其實早期的韓國、日本,你說他們是被洗腦也好,還是特殊的歷史背景也好,也都有類似的「聖君」和「盛世」情結,但最終都被現實殘酷打臉。我想唯一能解釋的通就是我們的東亞儒家文化圈,多多少少在傳統價值觀上面的共通性。
說到這裡呢,我倒不是反對「聖君情結」,「聖君」也好,「清官」也好,不管是在民主國家還是非民主國家,都是可遇不可求的。縱觀全球歷史上所謂的「聖君」們,大多都是出現國家和王朝瀕臨巨大危機下的救火者而已,作為老百姓而言,特別是中華民族,我相信誰不都希望自己的國家再經歷一次「最危險的時候」吧。與其渴求「聖君」,不如渴求制度的改良。
我們有些學者經常鄙視西方的過渡依賴制度和「程序正義」,認為效率低下,總是覺得「人」和所謂的「良政」是最靈活的。那他認為的這個「人」和「良政」都是強行灌輸「聖君」的形象。
但隨著時代的變遷和全球化的影響,我們其實也可以看到像日韓、港台的人民的「公民意識」漸漸的取代了傳統的「臣民意識」,不管是民間和官方,大家不再強調思想的統一性,行動的服從性。而是用一種更理性的方法宣傳公民教育和公民意識。我之前曾在有一期視頻中談到對比兩岸自媒體最大的不同,脫開意識形態的因素,我更欣賞台灣的一些Youtuber,因為你能看到很多製作精良的公民意識性的頻道,有談環保的、歷史的、哲學、邏輯的。相對大陸的自媒體這方的頻道就會少很多,你看到更多的是如何賺錢、搞笑、vlog等等這些快餐話題。
所以,要用「公民意志」取代「臣民意志」,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並不是在海報上印上核心價值觀、在公交車上宣導要給老弱病殘讓座這麼簡單的事情。
關鍵在於這個社會的如何過渡,當「皇權」讓位給「威權」,「威權」過渡到「權威」,「權威」又稀釋稱某種「看法」之後,我們可能才能真正擺脫「聖君情結」帶來的「能力綁架」,從而和全世界站在一個緯度討論問題,也就沒有那麼多你好我壞的問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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