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亡

今时今日我会觉得儿时盼望获得的「任意门」是一种极其荒谬的发明。暂且不论实现的可能性，于旅行而言，累人的移动过程必不可少。这一过程同时造就了「距离」——是跨越西伯利亚的那段能够被量化的距离，也是人类社会形塑出来的种种具体又抽象的提示人们有关距离的事物，例如边境检查。当我离开珲春，从那个破铁棚边检站里跨过俄罗斯边境后，我需要把手表调快2小时。这在地理上毫无道理可言，毕竟我离一个时间慢2小时的地区才十几公里，但这无时无刻不在提示我：我在别处。此外，往窗口里递一本可机读护照，让正前方的摄影机记录下自己的容貌，并聆听官员往护照空白页盖章的声音——这也是一个进入别处的严肃仪式。

抵达伊斯坦堡北郊的新机场，散漫的土耳其边境官员不愿多看访客一眼，潦草地盖着墨水快要完全干掉的印章，上面标示的入境日期难以辨认。通过边境检查的走廊后便是机场到达区，走两步就能看见外汇兑换店，上方的LED萤幕清晰地投放着几个大红字「WE ACCEPT RUB（我们接受卢布）」，提醒我脚下的这片土地是目前俄罗斯联邦公民为数不多的能够外游的目的地之一。我走向其中一个兑换店，准备把手里的60欧罗兑换成土耳其里拉，并从排我前面的女孩所交易的货币中判断出她来自乌兹别克斯坦。随后我来到的士服务台，工作人员向我报价：「前往苏丹艾哈迈德，最多不超过300里拉（15欧罗）。」上车后，车开到一半，的士司机向我要价70欧罗。由于担心遭遇任何程度不友善的行为，我没有太多心思还价。下车后便和住处的负责人穆斯塔法抱怨了这回事，穆斯塔法问我是否有记下车牌号，可以举报。我说没有。随后在伊斯坦堡的数日，我没有再乘坐过的士。

穆斯塔法身材高挑，留一头飘逸的长发。他领我来到住处的公共空间，类似于一个大的客厅，有电视、游戏机、咖啡机和办公桌等设施，客厅旁边是厨房和洗衣房。他还给里面的住客介绍了我。除了两三个土耳其人，还有人来自墨西哥、英国、美国和俄罗斯。那位俄罗斯人是一位金发男性，独占着一张办公桌，上面放着他的电脑支架和耳机，似乎已经在那里住了很久。

抵达的第二日早晨，我步行前往苏丹艾哈迈德清真寺和附近的圣索菲亚大教堂。后者的访客人数极多，队伍在广场上绕了数圈，我便将参观的计划推迟，绕到旁边的居尔哈尼公园。公园里没几个人，满地落叶，只有国父凯末尔雕像附近的地面被扫得干干净净。我径直穿过公园，来到海边。黑色的礁石里藏着一些猫，有一只躺在一位老妇身旁，她就坐在礁石上，随后她的丈夫来到，坐在她旁边。猫依然躺着，没什么动静。我沿着海边的小路一直往南走，直至一处斑马线，有四个人朝我走来。

他们是一家四口。我以为他们要兜售什么纪念品，便说「不用了谢谢」。随后听到那位父亲说：「我们是叙利亚人。」母亲把手放在胸口，直视我双眼，说：「请帮帮我们。」两个儿子分别举着一块用透明胶带包裹的纸板，上面写着「HELP US （帮帮我们）」，嘴里也喊着相同的内容。我从包里掏出10块钱里拉，说「很抱歉，我没有带很多钱。」他们连身道谢，分别用英语、土耳其语和阿拉伯语说了很多遍，并做着感激的手势。当天晚上，我从一家餐厅出来，「请帮帮我们」的声音再次传入耳朵。那是一位与我母亲差不多大的女性，她和她的女儿一同坐在超市旁边的台阶上。 「请帮帮我们，我们从叙利亚来。我家在阿勒颇。」这位母亲和早晨遇到的母亲的措辞与动作基本一致。她随后从口袋里掏出她的护照，向我展示皱巴巴的护照身份页——能看出来上面写的确实是「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我拿出10里拉，并说了同样的话，加了一句「保重」，她也用不同的语言表达了类似的谢意。

不知是不是巧合，离开土耳其后，我在贝尔格勒的圣马可教堂门口同样捐出了一些小钱。下午一点，我从尼什乘巴士抵达贝尔格勒，在公寓下榻后便前往教堂，为一位染疫罹难的好友点蜡烛。我从塔马登公园的北面绕进教堂，看见一对夫妇站在教堂门口，手里拿着一些已经折叠得不像样的白纸。那位父亲抱着一个昏睡的男孩。走在我前面的是一位年轻男性，他固然是能听懂夫妇所讲的语言。年轻人得知那一家三口的遭遇后，面色怜悯，在胸前划了十字，亲吻了教堂的门框，便走进了教堂内部。塞尔维亚是东正教国家，他划的无疑是东正教十字，与天主教十字有些许不同，前者的顺序是上下右左，后者是上下左右。我走到门边，无法理解夫妇的语言，也看不懂他们在我眼前展示的皱纸片，我只能大概理解成面前这位被父亲抱着的昏睡的男孩遭遇了重病，而夫妇站在教堂门口是为了获取一些治疗费用。看着困惑的我，那位父亲拉下男孩的一边裤子，让我看见他腹股沟处靠右的那个巨大肿瘤，嘴里继续嘟囔着我完全无法捕捉的词汇。我从钱包里拿出20塞尔维亚第纳尔——一个相比10土耳其里拉还要小很多倍的数目，说道：「抱歉，我没有带很多钱，保重。」父亲依然在嘟囔个不停，也许是在抱怨我所给予的20第纳尔太微薄，甚至是一种侮辱，也许是在表示最低限度的感谢，母亲朝教堂外望去，期待能找到下一个帮助他们一家子的人。随后，我走进教堂，花100第纳尔买了五根蜡烛，走到门外，建筑旁有许多由金属包裹的蜡烛台。我学着其他祷告者一般亲吻蜡烛，划东正教十字，并借他人留下的烛火，点燃了其中一根，插在了蜡烛台的水里，借助水底的碎石固定住。余下四根便借用这一根的烛火，但最后一根并没有插稳，倒在了水里，烛火顺势熄灭。

在伊斯坦堡的一周，除了穆斯塔法外，我与住处公共空间的其他人没有过多交流。某日晚饭后，我坐在沙发上处理照片时，那位金色头发的俄罗斯年轻男性问我是否需要咖啡，我欣然接受，并开始了交谈：

「我待在这儿已经三个多月啦。」他说。

「这儿的生活跟俄罗斯相比如何呢？」我问。

「比我家还要便宜一点，但当然是更好玩了。」

「你是做什么职业呢？」我喝了一口咖啡。

「程序员，你看我那些个装备就明白了。」

「酷。那你为什么选择了伊斯坦堡呢？」

「哎，我的朋友，你知道的，我没得选呀，所有人都没得选。」他的那句「我的朋友」让我立即想到之前在各地有过交流的斯拉夫人，是那种近乎一致的口音和用词习惯。但这位年轻人的英语比他们要流利太多，让我毫无障碍地明白他所指的正是黑海对岸的战事。

「我很抱歉。那，你还打算待在这里多久呢？」我的这个问题好像过于尖锐，他皱了皱眉，又微笑地看着我，回答道：「直到那个地方耗尽所有的正义，不过事实上人们已经正在耗尽正义了（Until all justice runs out over there, but in fact, people are already running out of justice）。」他把纸杯里的咖啡一饮而尽，回到桌子前，戴上耳机，投入工作。

在贝尔格勒，我为离世的朋友点了两次蜡烛，第二次是在圣萨瓦大教堂。这次没有遇到孩子患重病的夫妇，蜡烛也没有因为景点的名气较大而比圣马可教堂里贩售的要贵。我从教堂出来，穿过卡拉乔尔杰公园，来到四年前到访贝尔格勒时寄明信片的那个邮局，打算再寄一些明信片。排在我前面的男人与窗口的工作人员进行着吃力的对话。我竖起耳朵听了好几分钟，大概明白了对话双方的情况。

塞尔维亚和土耳其一样，依然是战事在2022年初全面爆发后俄罗斯公民得以外游的目的地之一。男子是俄罗斯人，需要汇款到俄罗斯，但不懂塞尔维亚语，只好使用破碎的英语，以及俄语。窗口的女人，毫无疑问，母语是塞尔维亚语，也只会破碎的英语——至于俄语，生于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时代的她，借助塞尔维亚语和俄语同属斯拉夫语族的词源学（可大可小的）相似性，应该也能勉强交流。他们的对话似乎是没有特别大的难度，但我确实难以将其称之为「对话」。那更像是一个塞尔维亚语和俄语词汇重合度的测试：工作人员向俄罗斯人介绍表格的某个地方该怎么填，用比较完整的英语，俄罗斯人表示不懂，随后用一些简单的塞尔维亚语词汇，俄罗斯人用俄语里的类似的词汇重复和确认了一遍，工作人员表示同意/反对。要是碰到一些实在无法互通的内容，这位工作人员会问旁边的另一位工作人员「某个某个词的俄语怎样说」，尽管她同事的半桶水俄语提供的帮助十分有限。双方就如此交流了十分钟，俄罗斯人总算弄懂了汇款流程，分别用英语、塞尔维亚语和俄语讲了「谢谢」。那天早晨在伊斯坦堡的海边，给了一家四口10里拉后，我继续沿着海岸向前走，遇到了两位俄罗斯年轻女性。她们让我用手机为她们拍照，结束后也向我讲了很多次俄语的「谢谢」（Спасибо）。

和住处里的金发俄罗斯人交谈后，我能想到的是纳博科夫在接受BBC采访时讲到的话：「……俄国的一切始终伴随着我……我永不返乡，我永不投降。（… all the Russia I need is with me – always with me… I will never return; I will never surrender.）」

过年回家，我与很久没见面的幺叔公见面——我妈的一个叔叔，排名第七，是家里最小的，我外公则排名第二。我有两个外公，第一个外公是我妈的父亲，但在她五岁的时候去世；第二个外公是外婆再嫁的，生下了我妈的弟弟妹妹（舅舅和阿姨），但在我五岁的时候去世。幺叔公喝酒喝到兴头上，讲起来我妈的父亲：「我在你身上看见你外公的影子啊！你外公，就是我二哥，当年可是很聪明的！他读的是县里第一名的中学，还会拉那个琴，叫啥来着……哦，二胡！他要是能活到今天看见自己孙子这么聪明肯定笑掉大牙！」随后他便借着酒劲开始了对他二哥的一段隔空对话。我从没有听母亲讲过外公的事情，不过她自己也不会知道很多，只和我说过外公去世很早，原因是一些不治之症。所以那是我第一次从别人的嘴里获得关于我外公除了死亡之外的其他信息。

这学期有一门档案学的课程，其中一个作业名字叫「赤柱拘留营的生与死」。教授要求学生基于现有的历史档案，而不能是任何二手文献，重现一个发生在香港日占时期的某一个/一些被拘留在赤柱的人的故事。

我重新开始思考「流亡」一词的构造。 「流」表示一个动作，亦即非自愿的移动。但为何「流」的后面是「亡」，与「死亡」的「亡」又有何联系。我写下旅途中遇到的「流」者：叙利亚人、俄罗斯人、被命运抛弃的人。也从他人那里获得了仅存的关于我至亲和好友的「亡」者的信息。他们的背后存在着某种力，要么是人为的暴力，要么是自然的不可抗力。这种力是对可能性和自由的绞杀，在时间和荒谬的庇护下绵延不绝。这种力消灭了故乡捆束他们的力，令他们不再有机会回归。我仅能写下与他们擦肩而过的瞬间、拍下的照片、给出的10块钱、看到的腹股沟肿瘤、被描述出来的正在耗尽的正义、有勉强联系的塞尔维亚语和俄语……这些内容没有重量——我无法像1943年的西蒙·韦伊（Simone Weil）一般绝食而死，她用全身的重量和庸常无尽的恶搏斗。但我永不投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