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无壳蜗牛运动至今都30多年了，台湾房价还是这么高？

很久没发文了，其中也是因为这段时间在撰写学位论文。现在我的论文《从无壳蜗牛到巢运：台湾住宅运动的倡议模式形构与转化》已经在网路上公开，欢迎下载阅读。全文连结： https://hdl.handle.net/11296/ydcy8b

在进行倡议工作时，偶尔会看到有人说「住宅团体一直搞倡议搞运动，无壳蜗牛运动至今都30多年了，台湾房价还是这么高，到底是搞什么东西？」这篇论文某种程度上就是在回答这个问题，也就是「到底住宅运动与倡议在台湾的发展过程是什么？达成与没达成哪些成果？为什么？」

以下我稍微摘要一些论文内容，有兴趣的朋友欢迎再前往下载阅读。

1989年无壳蜗牛运动是基于房价高涨的社会条件，与大选前的政治机会而起，但在受到媒体与社会短暂的关注期间当中，其论述既未能进入政治议程的缝隙，运动者自身的运动诉求亦未脱离追求所有权的概念，造成政府得以选择更简易的「增加供给」的国宅与强化市场需求的优惠贷款政策，而非推动更根本的市场面改革。

无壳蜗牛后续运动分化出的OURs与崔妈妈两个组织，基于组织路线与现实考量，很长一段时间内未将政策倡议做为主要路线。虽然中间也有1999年的二代蜗等行动，但受限于运动本身存在的「打带跑」性质加上921大地震与政党轮替，就政策制度改革与运动成果同样十分有限。

直到2010年社会住宅推动联盟成立，结合了社福体系的支援、国会政治网路的合作结盟与政治机会的博弈，透过先易后难的政治路线分析，加上社会结构开放形成的机会与新兴社群媒体的加成，让诸如《住宅法》、实价登录制度等法律层级的改革首次得以通过，并透过巢运扩大连结与奢侈税的退场机会，趁势卷动改革深水区的房地合一税法案过关。

但2016年民进党执政后，虽然吸纳了来自民间团体的各种改革诉求，但面对容易得罪既得利益者或「改革深水区」的政见却选择性地执行。而由于住宅团体倡议模式高度仰赖外部高房价环境与政治结盟对象，在民进党执政后反而力道大减，部分没有影响到既得利益者的法案如租赁专法，仍得以被抽换内涵通过，但如囤房税等持有税制改革连政府内部讨论的空间均被封杀。

另外，这篇论文将2010年开始的住宅倡议模式称为「巢运模式」，并与「社会运动与政治的关系」此一政治社会学的经典问题对话，认为住宅运动不仅没有落入「克劳赛维兹魔咒」（把社运当成政治的跳板），反而一定程度翻转了这个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