尝试盘点我们的生活中的改变

DuncanLau
·
·
IPFS
·
香港在蜕变,有些如惊涛拍岸,话变就变。有些细水长流,逐渐改变,或者在影响轻微的地方先变,大家可能觉得自己不受影响,不易察觉,突然想起,已是沧海桑田。

首先第一样,必然是

媒体

以前,绝对是百花齐放,不管什么政治立场,不管什么颜色,大家喜欢看什么便看什么,习惯下来,你看什么报章杂志,也表示你的个性和态度,办报的自然也有自己的理念和原则。

然而,几许入股收购人事改动,风云变色,传媒几乎都被收编。有志之士转战纲上,一时间乜埸物场此起彼落,大家仍然可以接收不同讯息和评论。最终,最后没法收购统战的媒体横尸街头,再无异议声音。而网上的平台也一个个收皮,或者是主持人远走他方,才能继续节目。现在这些还能义正严辞,或是嬉笑怒骂的网台,主持人(个人不太喜欢KOL这词)皆不在香港。大家依然准时收看,除了是同声同气,围炉取暖,感受慰籍之外,只有丝丝唏嘘。可能同类节目太多,渐渐会觉得大同小异,流于表面,重复。

起码,自己有这种感觉,以前每天定期收看的,渐渐也意兴阑珊,有时间和有自己特别感兴趣的题目才去看。其中一个自己比较关注的是沉旭晖博士主持的坚离地球频道。他多年发展下来,已包括多条支线,几乎像一间电视台。因此,我相信没多少人可以完全观看他所有的片,自己只是间中看看有什么吸引我的题材。

最近一次浏览时,发现一个人物访问有些熟口熟面,点进去看清楚,竟然是一对香港纪录片导演的拍档,他们已经去了英国,在彼邦接受访问。他们搅过香港国际纪录片电影节,当时我刚在港,在看电影时跟张虹相认,我们在学生时期已认识。我也特别捧场,当年好像有十部参展电影,我去看了八部。此后多年来,看着它日渐壮大,参展电影倍增,题材更多元化。后来,有些越来越缩,好像说片源难找,再稍后有传主要赞助人也取消赞助,加上疫情关系,有一年停办了。而接下来,就是见到他们在英国接受访问了。

访问中,他们有提到他们面对的困难,其中是有人举报他们的电影节中,放映有关六四的纪录片。其实这应该已是七、八年前的事,而且他们选播的电影有各样题材,来自不同地区,但仍会因为多年前播过的一部电影而受攻击,而当年是通过所有香港的审查,合法地播放,亦没有任何闲言闲语。现在事隔多年,别有用心的人可以这样翻旧帐,能不令人心寒?而这些打压并不是大锣大鼓地针对,他们只是向主要的赞助单位施压,令他们停止赞助,当一个如此小众小规模的活动,失去主要赞助,几乎就是断其米路,无以为继,也就是那些高官议员常挂在咀边的「阴干你」!目的是令你知难而退,自动消失,而公众不会太留意。

教育

这种事肯定一直在发生,而且立法会已全面完善,所有政府资源分配,全掌握在这些人手中,稍有质疑必定不会获批资助。而靠政府资助维持的机构,只好投其所好,尽量避开敏感议题的项目。在运动期间,有大学申请扩建拨款,却被某些立法会议员以支持学生运动为由,否决拨款。现在的大学高层大洗牌,全部归顺,面对资助被掌握,学生会这些组织全部解散,还可以有任何异议声音?一些做了几十年的中国政经文化研究项目全部解散, 被视为是民主派的教职员,如果还未收监,也不会获续约,他们亦几乎不可能再在本地任何学术机构谋职。

我回流之初,对于各大院校经常有研讨座谈会,曾经十分雀跃,特别是一些大型的,讲者是国际知名的,自己都兴致勃勃参与,中大、港大,浸大、理大及城大等,留下不少足迹,也有点乐此不疲。那时相对宽松,内地或台湾学者文化人同场,各自表述观点,正是自由开放的表现。不知如何,当张铁志辞任《号外》编辑回到台湾,一次再准备来港参加一个座谈,竟被拒入境,此后,变本加厉,到双方的地方办事处分别关闭后,港台交流已是不再可能。而今日大学重开,却是全封闭式,只限师生职员以证件出入,外人完全不欢迎(有个别校园保持一定开放,但没有公开活动,谁会入去?)当然这些学术交流活动也早成绝响。一个封闭的学术地方,一个没有学生会的大学,不准表达意见的校园,我们的教育还可以谈什么树木树人。

如果最高学府也只能如此,中小学更是惨不忍睹。过去一任教育官员大肆整顿中小学,校长的权力高涨,以爱国之名,以考试为本的主导,学童教师自杀无日无之,但领导层依然着眼于爱国教育,奉承文化。大家以为歌功颂德于新领导的Mother secondary school,已是无可再低的马屁,谁不知他以前的Mother Primary school更胜人一筹,在学校挂出「下期放映」式的大广告牌,低处原来未算低。今日香港,就是比赛看谁可以更低!

禁书禁片禁歌禁语

早在黄之锋和黎智英被补不久,图书馆便被人发现,将他们和其他几个类似情况的作者的书下架,市民不可能再借阅。事件令人质疑,是图书馆自己先行一步,还是政府已下令封杀?而且又是如何介定?因为被捕还未审讯,更未定罪,即使将来定罪也不必完全抹走所有痕迹。而且机制如何,将来如果定罪,那服刑期满,书本会重新上架吗?如果只在图书馆内下架,市面仍有出售,那又有何意义?当然,今日香港的书局已是三中商天下,他们要抹煞任何一本书,谁会过问?不过,那也是共党一贯手法,将一些人的过去存在,像粉笔字抹掉,完全消失。

上两次书展已出现过书商被禁,很多是台湾的,然后再有一些本地的,甚至作者出席签名会和读者见面打招呼亦被拒,相信日后的座谈会也会严选嘉宾。而电影被禁更是常态化,当日《十年》出来时,还可在戏院上映一些场次,后来拿了最佳电影,反而没有戏敢再播放。今日,有关本地社会政治主题的几乎全部不能上映,台湾电影也特别受针对,有时原因只是有句对白提到蔡英文总统便出事,因为不承认台湾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承认他们的总统。而最新的「处理」方法是不在放映时间前发许可证,没有不准许,只是未及时批准,这种动作,对一些在电影节公映的电影尤其奏效,因为电影通常只放一场,顶多两场,而戏院档期有限,错过了影期,便「知难而退」,更不必解释理由,高明。只是这样的行为,其实是封杀别人,还是在自绝于天下?

而M+博物馆开幕,也让大家见识到,一班毫无艺术修养的人可以指指点点藏品,而馆方会毫不抗辩就将之下架。而相信不少世界知名的艺术家应该入了黑名单,不可能再入境香港了。然后,政府终于打算开设文化局了,相信其功能是在于审查,多于推广文化。

禁歌已在别一篇提过,可翻阅。而禁语是令人摸不着头脑,国安法一通过,那句光时口号顿成禁语,有人被警察搜查时,发现这八个字的咭片,便被捕被控,但法例并没有此明令。连「香港加油」也被警告说不得,在马拉松比赛中,穿着有这字样的衣服,被要求换衫。如果在身体上纹上这几个字,竟被要求以胶布遮盖,为了片言只语可以去得那样尽,但毕竟奏效,大家不敢乱叫口号,乱用言语。

司法

最近一篇报导指,现时有约三千人被关在监狱超过一年,但未有审讯或判刑,当中有超过一半人是二十五岁以下。这便是对香港的司法制度的最佳描述,无论用什么标准来衡量,都是差劣。而这一两年,国安法实施后,又有指定法官,已经令人感觉偏颇,还要不能自选律师,由官派律师替你辩护(认罪),这样的「一条龙」服务,是新香港法治的新方向。

至于其他国安以外的一般法庭审訉,现时不停处理过去两年积压的案件,差不多每星期都有人被判暴动罪,阻吓性判刑比比皆是。而社会上批斗的声音甚嚣尘上,笃灰,举报,无日无之,异议声音早已荡然无存,大家唯有选择躺平。但拘捕异己行动依然不断上演,连最温和理性的也绝不放过,每天都在制造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国家正在岌岌可危的效果,大概旨在合理化他们不停添置新式武器装备的借口。至于其他案件,判刑便相对温和,大家顶多是敢怒而不敢言。有次听到一个网台主持说,在商业的贿赂案件是非常难入罪,要人赃并获才有大机会入罪。大家还记得红磡站的短椿事件吗?大家对事件的处理有没有印象?谁人负责,受罪,赔偿,早已不了了之。犯法就是犯法,不过还要看谁人犯法。

当年黄之峰第一次入狱,出狱后大肆抨撃狱中待遇,大家才意识到香港的监狱,操作和各式条例跟时代严重脱节。到大批人因国安法被拘留,以及大量人士以暴动罪被监禁,监房的情况,冬寒夏热,各种留难探监人的措施,进一步被曝光。当然,最容易解决便是提出问题的人,于是相关协助囚友组织被解散,监房情况依旧。一个地方的文明,监狱的情况是最好的反映。

而运动期间,曾经有智慧灯柱被拆开,再被详细检视,可以有多种监视功能,政府只回应未有计划进一步加强各样功能。不过,即使是现有的各种公共地方的天眼,已经发挥巨大作用,有重大案件发生后,这些装置对侦缉工作有极大帮助。不要忘记,当日港台《铿锵集》的记者们,便是以路边的闭路电视片段,还原721当晚事情的真相。然后当局堵塞这漏洞,禁止传媒和市民任何形式的查册,而各样的闭路电视片段只有相关部门可以有权限使用,要作呈堂证供,要多少由他们决定,往往最关键时刻的十数秒片段总是从缺,未能证据确凿。

篡改历史

本来已不算新闻,以前还会细细声静静鸡进行,但如今是声大夹恶,振臂一呼,号令天下,谁敢不从。现在几乎是每日一改,加上将某些书下架屏蔽,新出版的又配合地改成统一口径,而各方奴才又摇旗呐喊,声势浩大,真相早已被掩埋,石沉大海,即使是仍有一丝良知的人,谁还敢高举真理?谁还有异议声音?

“Who controls the past controls the future. Who controls the present controls the past.”

社会分化/监控

疫情是暂止社会运动的主要原因,当权者自然知道,也借此为由,将所有可能聚众的活动打压。限聚令一出便是四个人为限,除了第五波情况严峻时改为两人之限外,从没有放松过。现在算是其他方面略为宽松,例如堂食可以八人一台,但限聚令依然维持四人,请问两条法例如何同时执行?很明显,四人限聚令已是本地生活的必然,再加上现时实施的安心出行出入大部分处所,目的大概是要大家习惯,相信不久将来,内地的红码黄码系统(为什么手机要实名登记?)必会在本港应用,只要按个掣,某些人便要乖乖在家自我隔离,边度都唔驶去!

如果社会一早出现分化,那当权者何曾做过化解工作,只是不断深化矛盾,而一些社会机构或城中的私人会所,不知是自己的主意,还是被逼,在一些还未开审和定罪之案件前,已经单方面取消某些人的会借。是彻底显露自己的颜色,还是要向某些颜色施个下马威,或者是纯粹表忠。对一般普罗大众,自是无法感受被取消会借的滋味,也不会觉得是什么大不了。就是这种小动作,看似微不足道,特别在大环境下已经是冇规冇矩,大家更不以为意。书局图书馆内,书本数以百万计,少了几本,慢慢会不觉一回事。电影,音乐歌曲,展品,有少许不获公开播放展出,影响轻微,久而久之,大家根本不知道缺少了什么,一样生活愉快。

“Until they become conscious they will never rebel, and until after they have rebelled they cannot become conscious.”

写了长篇大论,我相信仍然有一颗香港心的人必然知道,都经历过。写下来,除了作为一个纪录之外,也从头细认那些改变,确认那些必须坚持,也让其他香港人知道,大家不是孤军作战。不竟,在如此大时代下,要做一个清醒的人是相当痛苦的。

“You are a slow learner, Winston.”
“How can I help it? How can I help but see what is in front of my eyes? Two and two are four.”
“Sometimes, Winston. Sometimes they are five. Sometimes they are three. Sometimes they are all of them at once. You must try harder. It is not easy to become sane.”
CC BY-NC-ND 2.0 授权

喜欢我的作品吗?别忘了给予支持与赞赏,让我知道在创作的路上有你陪伴,一起延续这份热忱!

DuncanLau岀生及成長於香港,旅居加拿大25年後回流。兩地生活文化的差異與衝擊,一邊是多元文化,一邊是中西匯集,從一邊看過去另一邊,算是多重國際視野。
  • 来自作者
  • 相关推荐

金錢買不到的

Simply Red,簡單一句,就是紅!

我的家鄉應該有霓虹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