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個雙性戀者，再婚了

本文首發於三明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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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的夏天，我米蘭的捨友要去比利時交換，決定將她的房間轉租出去。臨走前她把鑰匙留給我，要我轉交給下一個房客。我記得那個租客的聲音。當時他來看房子的時候，我剛好就在自己的房間，聽隔壁的交談，知道新房客是個會彈吉他的台灣男生。

「聲音這麼好聽，人應該很醜吧。」 我心想著，但還是把家收拾整齊等他上門。

Adon穿著一身黑出現了。那時他的臉龐還是瘦削的，蓬亂的中長髮，下巴上有鬍渣，看起來像個容易酒後亂性的藝術家。他看到我的時候眼睛一亮，拿了鑰匙也不急著走，靠在門口和我繼續寒暄。他低沉的聲音像是一雙擅長按摩的手，成功讓我放下了防備心，以至於我後來才意識到，作為初次見面的陌生人，我們聊得似乎有點久了。 Adon也很快意識到這一點，彬彬有禮地告退了。

後來他說起我們的初次見面，說一開門看到一雙圓溜溜的大眼睛，感覺這個女生有點兇，但又不討厭和他多說幾句話，讓他覺得「有戲」。

我也覺得跟這人說話怪舒服的，他是我從未嘗試過的菜，對我似乎也有好感，但眼看還有五個月就要畢業回國了，我有必要跟這位新舍友來一段羅曼史嗎？

一

那一年春天，我的父親接受了他人生的最後一場手術，我從義大利飛回去看他，頭一回帶了男性朋友F。 F有著黃曉明般英俊的臉，我們認識好幾年，一直打乒乓球似的禮尚往來，連手都沒拉過。我不知道自己這麼做，是為了安慰父親，還是安慰自己，但F很爽快地答應了，還買了一箱進口水果親自扛過去。

父親的臉色因為術後虛弱微微發黑，對F的到來他一點也不顯得意外，反而直勾勾地盯著他，像審訊犯人似的問道：「你做什么生意？一年賺多少錢？”

F愣了一下，不慌不忙地回答了。但父親並不滿意，又追問他將來有什麼計畫。這間雙人病房裡除了我們，還有隔壁床的一家人，都轉過頭來關注我們的八卦，這讓我很是尷尬：“爸，F只是我的朋友，你問這麼多做什麼。”

父親嘆了口氣，重新躺了下去，疲憊地揮了揮手：「我問完了，你們早點走吧。」我送F出門，忙不迭地道歉：「不好意思，我爸脾氣就是這樣怪，你別跟他計較。”

F爽朗地笑起來，露出一口白牙：「沒事，我懂。」他似乎很有耐心，保持了紳士的禮節，也沒有把這場「曝光」當成某種入場券，這讓我放下心來。我說請他喝咖啡。

距離上次喝咖啡隔了一個冬天，F自嘲說自己過勞肥了，我說你還是很像黃曉明。我們沐浴著明亮的春光，有一搭沒一搭地聊著，像兩隻懶洋洋的海豹。我琢磨著，這是戀愛的氣氛嗎？好像不是，空氣裡沒有那種電光火石的反應。雖然F有張帥臉，但並不會讓我心跳加速，倒是讓我想問他：“捐精嗎？不結婚的那種。”

F問起我畢業後打算去哪兒，我說還不知道，一切都有可能，留在米蘭，或是去上海都挺好的。我猜，他是期待我說出一個讓他滿意的回答：「回蘇州啊，為了你啊。」這樣他才能繼續出牌。

他換了個倚靠的方向，笑道：“你是我見過的最獨立的女生”，末了又加了一句，“太獨立了。”

「這話聽起來不像在表揚啊。」我說。

隨後我找藉口提前結帳，順便買了三百塊的星禮卡還給他，估摸那箱水果差不多是這個價錢。身為蘇北男人，F發自內心地認為，給女士買單是男子氣概的表現，所以從來都不讓我買單，但我可沒法心安理得花他的錢，特別是在利用完他，感到心虛的時候。

父親對F的不滿意寫在了臉上，我問他原因，他反問我喜歡F什麼。

「他帥啊！」我說。

父親「嗤」了一聲：「他那也叫帥？」他搖搖頭，表示我不懂得欣賞男人。我轉頭問母親：「你覺得F帥嗎？」母親斜瞥著父親，對我露出捉摸不定的笑：「男人不能只看帥不帥，還要看合適不合適，這結婚過日子啊… 」

我不耐煩起來：“我難得帶個男人給你們看，還是認識這麼久的，你們都不滿意。”

父親問：“你們認識這麼久，為什麼還沒有捅破窗戶紙？”

我想當然地回答：“因為我一直在國外啊，人家很現實的。”

「哦，那你怎麼知道人家是一直等著你呢？」父親疲倦地合上眼睛，不再和我討論。

父親一定是比我更懂男人，所以雖然這話令人不快，我還是聽進去了，依然把F留在了「待定區」。父親出院一週後，我飛回義大利繼續閉關寫畢業論文，偶爾和F在微信上撩兩句，打水漂似的，泛起幾圈漣漪，又迅速歸於平靜。

二

在父親去世前的三個月，母親比之前更頻繁地找我視頻，鏡頭裡總是眉頭緊鎖。在父親最後的日子裡，母親沒有睡過一個囫圇覺，隨時會醒來聽聽他的鼾聲還在不在，或是扶著他上廁所。她的臉色發黃，眼角下冒出新的黑斑，白頭髮長出一大截也不記得要染。

「你爸不太好。」母親在影片裡欲言又止，大概是不想讓我擔心。她很少對我說壞消息，這麼說的時候應該真的很糟了。

“不會的，不是才做過手術嗎，你不要想太多。” 我安慰她，“你多出去走走，跳跳廣場舞。”

但母親的焦慮還是傳染給了我，好幾次我夢見掉牙齒，解夢說是家中老人有恙。我的睡眠也變得很淺，有時半夜驚醒，感覺自己陷在一個黑色的漩渦裡，動彈不得。

我記得父親最後一次神采飛揚的樣子，是在我的第一次婚禮上。他穿著我買的棗紅色中山裝，給頭髮焗了油，拿起麥克風，彷彿回到了當年作大會報告的狀態，鄉音濃重的普通話中氣十足，震得三十幾桌賓客紛紛停箸張望。

父親以我為驕傲，即使我的第一段婚姻迅速破裂，他也不認為我做錯了什麼，只是背後偶爾嘆氣，為什麼上天要捉弄他最寵愛的小女兒。在我決定辭職留學的時候，母親憂心我出國人生地不熟，而父親只是問我：“你真的想好了？出了體制，可就回不去了。”

當時我並不知道自己出了體制會有什麼出路，只是本能地覺得再待下去，那個真實的自我會不可挽回地死掉。體制適合積極擁抱主流的人，就像電影院日常上映的是異性戀的愛情電影，而我卻是個嚴重懷疑浪漫愛的雙性戀。

在我看來，結婚就是一個體制化的過程，就算你是個“渣男浪女”，只要結了婚，就是修成正果，既往不咎了。雖然失去了一些自由，但也獲得了婚姻之外不容易有的便利，譬如你不需要兜著圈兒，開一堆證明，就能分享另一半的財富，生三個可以上戶口的孩子。要是上網發文控訴對方出軌，立刻就有網友衝出真情實感幫你罵小三。

婚姻像是個地鼠洞，發明這個遊​​戲的人並不關心你呆在裡頭爽不爽，只會在你試圖出頭的時候掄起大錘子把你打回去，這讓他們爽得很。

我對父親說，我離開婚姻、離開體制，不是像逃出五指山的孫猴子，我沒有大鬧天宮的輝煌往事。我只是像一株蒲公英上成熟的種子，剛好碰上風來了，就隨它去旅行了。儘管母親一直對我的離婚耿耿於懷，但當我簽下離婚協議書時，那些轟轟烈烈的爭吵也變得輕飄飄的，在我迎來自由的巨大喜悅中消失了。

三

趕在三十歲之前，我來到了米蘭。這是一個以時尚聞名的城市，疫情之前，永遠是遊客札堆。在大教堂前的廣場上，成群結隊的灰鴿子在他們的鏡頭裡一次次起飛，五顏六色的意式冰淇淋在他們的口中融化，而賣手串的黑叔叔也不厭其煩地重複著他們的套路：對著落單的遊客喊著Amico（朋友），不由分說地給他們手腕上套彩繩，然後一群同夥將遊客團團圍住要錢，一得手就鳥獸散。

這是遊客印像中最典型的米蘭，但不是我日常生活的風景。如果說米蘭大教堂是上海的東方明珠，那麼我住的地方大概相當於10號線的新江灣城。我所在的學校塞斯托校區在米蘭紅線地鐵的盡頭，再遠過工廠區，像一排排火柴盒。

這是米蘭的另一個角落，住在這裡的不是走路都顫顫巍巍的義大利老人，就是中國學生。在這裡，我的時間線是停滯的，沒有人會催促我要去做什麼。每天醒來看另一個時區的朋友圈，好像在海底凝視海面的浪花。

只有在回國的時候，我才能感覺到自己的時針被撥動向前，例如每次見到父母，我都會發現他們比我記憶中又蒼老了許多。儘管每個見到我的親戚都會明示暗示：比起學位，女人更重要的是歸宿。但出乎意料地，我的父母從來不催婚。

母親的態度是矛盾的，她因為第二段婚姻幸運地擺脫了貧窮，但也被它剝削了二十多年，到最後連睡眠都要奉獻出去。我的外婆，地主家小姐出身，被包辦婚姻嫁給了脾氣暴躁的外公，活著的時候和他吵了一輩子，又因為共同的“臭老九”身份被紅小兵批鬥過，六十多歲因一場腦溢血匆匆離世，用母親的話說，「沒享過福」。

母親的閨蜜們也是漫長婚姻的服役者，要賺錢，生孩子，養孩子，帶孩子的孩子，熬到六十多歲，孫輩們都上了學，才稍微能喘口氣。而母親也是在我再婚之後，才燃起了對同學聚會的熱情，叨叨著“見一次少一次”，每次聚會都要拍很多照片，母親興致勃勃地轉發電子相冊給我，一點開，總是自動播放他們那個年代激情洋溢的歌。

30歲之後，我開始考慮單身生育的問題。我關注了一些多元成家的社群小組，得知計劃生育開始鬆動，一些地區的非婚母親也可以上戶口，甚至還可以領到生育保險待遇。當然前提是要有極大的耐心去跟有關部門掰扯。

我的一個直女閨蜜也開始考慮凍卵，想著以後可以像劉玉玲那樣找人代孕，生個孩子給家裡交代。她找了個吉日，像同志出櫃一樣，向父母鄭重宣布了這個想法，意外地獲得了熱烈支持。她愛催婚的母親甚至表示，只要有了孩子，就不計較她結不結婚了。

我也試探著問母親：“要是我不結婚，生個孩子，怎麼樣？”

母親皺眉道：「那可苦死咯！」她三十歲的時候為了擺脫前夫，主動淨身出戶，帶著我和姐姐上三班倒，連法官覺得她會撐不下去，勸她把尚在襁褓中的我送人。但母親硬是捱了五年，直到認識了後來的丈夫，日子才好起來。她最不願意回憶的就是那五年。 “不結婚就不要養孩子，別沒事找事。”

我有時會轉發一些關於婚姻的負面新聞給母親看，暗示她結婚並不是門划算的生意，母親也不否認，但又總是帶著天真的樂觀，對我說：「咱們不急不歇，世上還是有好男人的。」

「不急不歇」是父親常掛在嘴邊的話，叫我在結婚這事兒上既不要著急抓瞎，也不要無動於衷，「凡事要一分為二，中庸一點。」這話一聽，就是老黨員。但我已經拋棄了二元論，接受了多元光譜，覺得一切皆有可能，「折中」未免也太不「酷兒」了。

四

離婚之後的三年裡，我換了三個女朋友，中間幾乎沒有空窗期。那時我熱切想了解自己適合什麼，於是積極上網衝浪，到處放電，聊得好就見面，對上眼了就睡，睡完了就答應交往，像擱淺已久的魚終於又被海浪捲回水裡。我沉醉在她們柔軟的身體和靈活的手指間，為酣暢淋漓的高潮尖叫連連，覺得這才是性愛，這才是活著，臭男人父權制去死吧！

但我很快發現，愛情是一場高燒，一旦荷爾蒙消退，蜜裡調油的相處就成了格格不入的碰撞：去看場電影，一個鼓掌叫好恨不得二刷，一個哈欠連連覺得浪費時間；去喝杯咖啡，一個打卡拍照修圖三件套，一個只想安靜地坐會兒；討論未來的規劃，一個用力敲門想帶著自己的生活一股腦兒搬進去，一個躲在門後抗拒道：“保持現狀不就很好嗎？”

性愛的快樂是海浪，輕易吞噬深處的礁石，只有退潮的時候，每個人才露出堅硬的本質。儘管我對佛洛伊德的「陰莖嫉妒」一說嗤之以鼻，但我的女朋友們確實熱衷於追求男性氣質。她們總是抽煙，強調抽的是男式煙。她們喜歡贏，在床上也要持主動權，用高潮要挾我喊出她們想聽的話。

這讓我覺得她們是脆弱的海綿蛋糕，而我則是那層奶油裱花，用來裝飾她們小心翼翼維持的幻象。

我們這一代80後看著《老友記》、《慾望城市》長大，學會了喝咖啡、泡酒吧，但對於性的態度不如新世代的坦誠，明明因為身體吸引的開始，卻常常要冠上“戀愛」的名義，交過十幾個女朋友，似乎比打過十幾場砲來得更高尚。

直男們的態度就更矛盾了。他們喜歡明示暗示自己經驗豐富，但又不喜歡自己的女伴也什麼都懂。許多直男對被爆菊的恐懼堪比鐵T對「反攻」的警覺，以至於新冠檢測加入肛門拭子檢查項目的時候，牆裡牆外到處飄著表示聞風喪膽的梗圖。

他們也往往喜歡內射，花式逃避避孕的責任。但如果一個女人認真地想問他們藉個精子，且不需要對方撫養的時候，他們的大腦又突然被某種崇高的道德重新佔領，義正言辭地表示自己應當為射出的每一發子彈負責。

我從彩虹家庭社群的成功案例中得到了一些勇氣，開口問F，有沒有興趣當個便宜爸爸：「出個精子就行，其他不用你負責。」F的反應是：這題目太超綱了。 “孩子怎麼能夠沒有爸爸呢？”

唉，真是個無趣的男人，白白浪費他這張好看的臉。

我也想過，如果假如可以“定制孩子”，我會希望ta是什麼顏色的？在義大利的時候，我有過瘋狂的想法：找個外國人約砲，然後生個混血寶寶。我嘗試過和一個搭訕我的義大利人約會，但又受不了他的愚蠢和毛手毛腳，拂袖而去。白人男性對亞洲女性的凝視往往帶著「蘇絲黃」的濾鏡，那是一個來自上個世紀的好萊塢電影亞洲女性形象，她美麗、虛榮又隱忍，渴望白男的拯救而不得——白男視我如蘇絲黃，我視白男如沙文豬。

但要是選一個黑人當孩子的父親？我可以想像到那會遭遇到多麼鋪天蓋地的惡意。

拉圈裡有不少生了白人混血寶寶的網紅媽媽，連我想找代孕的直人閨蜜，也希望未來的代母是格魯吉亞的白人女性，而不是來自泰國或者柬埔寨，潛意識覺得更「潔淨」。去年我們電台和一個去美國讀博的拉拉朋友D聊到生孩子的話題，D說她的女友想要亞裔或更白的小孩，在國內做了多年性別議題公益的D聽了忍不住吐槽，說“這不夠政治正確”，但她女友反問：“那你希望我們的孩子從小被歧視嗎？” 嬰兒用品的海報、兒童精品店的產品包裝、教堂裡的聖子像，全都是白人寶寶的模樣。這讓人很難不會覺得，白人更貼近「天使」的臉。

D 後來反思：「每個步驟能做到的事情其實都包含很多特權，也包含很多偏見和周圍社會條件一起造成的結果。」自私刻在我們的基因裡，能做到「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已經算得上善良。

五

25歲前我熱衷於計劃，例如出門旅行一定要做攻略，把每個小時都安排得明明白白，不執行完就不高興。在步入第一段婚姻的時候，我也掐著表計劃著什麼時候懷孕生子，什麼時候迎接中年危機，發尋常牢騷，過尋常人生。但離婚打碎了我的人生進度表。在恣意放縱的日子裡，我像擺脫了地球引力，漂浮在空中，不知要往何處去。

這世界上有三件事是計劃不了的：何時生，何時死，何時遇到愛。浪漫電影裡常出現的 “The One”，好像能解決所有愛情的問題。但現實是，你可能終其一生等不來“那個人”，或者在濾鏡褪去後，發現對方變得面目可憎，但為了你已經沉沒的時間成本，為了你們盤根錯節的利益共同體，仍要硬著頭皮走下去，並寬慰自己：成人的世界哪有那麼多完美呢？

直到我遇見了Adon。

Adon搬家的起因，是在米蘭市中心找到了新工作。他握著緊巴巴的預算找交通便利的房間，看到了我捨友發的帖子，就急匆匆過來訂下來，甚至還幫提前搬走的她多交了半個月房租。他有時在自己房間彈吉他，唱起歌比說話還好聽，而且因為都是80後的關係，他唱的還都是我特別熟悉的歌。以至於我貼著牆錄了好幾段給我的拉拉群友們聽：“嘿，在家也有現場聽！”

假如Adon是女孩子，我可能在他開嗓子的下一分鐘就跑去搔他的門，閃著星星眼要坐在他旁邊聽歌了。對女孩子我一向不怎麼矜持，常常一個撲倒，就帶出一段羅曼史。但我的戀愛從不超過一年，往往是三個月熱戀，三個月冷卻。就像嚼口香糖，味道淡了就吐掉。

見到Adon的第一面我就有睡他的衝動，不知道這是成熟卵子引發的Natural Call，還是單純的見色起意。但如果睡完不滿意，後悔了，還得跟他在同一屋簷下共處好幾個月，未免太尷尬了。而且他是個男人，不能像和女孩子一樣無憂無慮地“開搞”，萬一把我肚子搞大了，我上哪兒評理去？思來想去，我決定繼續保持矜持。

在沒有空調的燥熱七月裡，我的睡眠變得像氣泡般脆弱，而母親也越來越無法輕描淡寫父親的情況，告訴我他因為小腸出血不止，已經長住在醫院裡，手上插著留置針。父親盛年時的意氣風發和最後一次見面時的枯槁面孔交替浮現在我的腦海中，我知道他時日無多，但在悲傷和愜惜之餘，也有一個無情的聲音在說：「對於久病之人和服侍他們的人，死亡是種解脫。”

有一天凌晨，我突然被一聲巨響驚醒，彷彿門外有兩個扭打在一起的男人，其中一個被狠狠地擄在我的門上。我抬頭看了看房門，是關著的，過堂風從門縫裡鑽進來，發出嗚嗚的怪叫。我下意識地抓起枕邊的手機，有好幾條未讀訊息，點開一看，母親給我打過語音通話，還有一條語音留言：“女兒你快回來，爸爸走了。”

我的心臟劇烈地跳動起來，呼吸變得響亮，從床上坐起來回撥過去，母親很快接起來，她那里人多嘈雜，但她的聲音聽起來是清晰冷靜的，對我重複著語音裡的那句話：「你快回來，爸爸走了。」我打開燈，控制發抖的手指點開機票軟體，查到當天最早的回國航班，下單，付款，出票，截圖給母親，說：“我今天就出發。”

對看客來說，我們這個組合家庭存在了二十八年，如今最大的家長去世了，彷彿一棟房子被抽去了橫梁，接踵而來的，似乎是分崩離析。而母親是早有準備的。在父親的生命日益衰微、如風中殘燭般搖擺之時，她已經心中一遍又一遍推演著可能發生的事。

我、姊姊、還有父親早逝的前妻留下的兩個兒子戴孝跪在靈前，除了我之外，兄妹都帶了各自的配偶和孩子，攏共加起來有十個人。有些鄉鄰只知道我前幾年就結了婚，不知道我已經悄悄離了婚。看見只有我一個人落單，他們就交頭接耳起來。我心想：這時候需要有個男人陪我跪著，就堵住他們的嘴了。

六

喪禮臨近尾聲的時候我給F發了訊息，告訴他因為父親過世，我又回來了。過了幾天他開著一部嶄新的牧馬人過來，穿著雪白的奢牌Polo衫，抹了鰥亮的髮蠟，比之前去醫院探望父親的時候更精神了。

「這台車我怎麼沒見過？」我打量著那輛新車問F。他原先有一輛黑色的豐田，是剛創業的時候他家人贊助的，開了好些年，F一直叨著說要換車。

F一笑：“那台有點故障，這台是問朋友借的。”

我家社區的車都是Polo之類的經濟型小車，高頭大馬的牧馬人停在其中有些突兀，很快就有人探頭探腦地過來問是誰的車。一看見F和我站在一起，便不再多問，遠遠站著將他上下打量一番。我知道很快又有新的八卦要傳開去，但我懶得阻止，甚至有點高興：我叫F來家裡的時候就應該想到了，不是麼？

母親再次看到F的時候倒也不驚訝，招呼他坐，端茶倒水，然後就開始講自己這些年的一本經，講到動情處就開始擦眼淚。對於母親翻來覆去的憶苦思甜，F表現得很有耐心。母親最後像總結似的對F說：“我們家同其他人家不一樣，你要想明白。”

聽完母親的嘮叨之後，我和F站在屋簷底下發了一會兒。一時間，我不知道該把他當作男友呢，還是繼續把他當朋友。 F說自己想做個成功的生意人，為此比同齡人搶跑了很多年，打大學就開始創業，從一個農村孩子躋身城市中產，但總覺得離成功還很遙遠，對自己所擁有的也感到戰戰兢兢，彷彿下一秒就要摔下雲端。他離真正的權力還很遠。

「你要攀附才行，娶個白富美就容易多了。」 我點評。 F搖搖頭，表示自己有讀書人的氣節，不願意走那種捷徑，也就只能在眼前的困境打轉了。

我並不喜歡討論成功，這不是我關心的，這樣的對話讓我感到疲倦，就像爬上F那高大的新車要費更多力，但他載我去看的還是一樣的風景。

我想起時差以外的新舍友Adon，他搬進我們公寓的第一周曾邀請舍友們一起午餐，一個人弄了好些意大利菜，但不湊巧其他人都沒時間，只剩我一個閒人，我便邀請他到我房間，開著房門邊吃邊聊，這一聊就是十個小時，吃得興起我還拿出了兩瓶酒招待，而且趁著酒勁當場就出了櫃，說自己是雙性戀，是女權主義者。

對於這兩個不太討人喜歡的標籤，Adon的反應始終很淡定，只在我抱怨男人們捨不得捐精時笑了起來，說我的想法很有趣。他說自己也是個「怪人」：大多數台灣學生都去英美讀建築，他非選擇冷門的意大利；26歲的時候迷信「27歲俱樂部」（傳說中成功的藝術家活不過27歲），憋著勁要出專輯，和漫畫家好友陳繭搞了個樂團，靠著網絡眾籌得來10萬台幣出了張獨立專輯，意外入圍了2014年台灣金音獎最佳電音專輯，有音樂經紀公司向他拋來了橄欖枝，但他選擇繼續讀建築，當個普通人。

他確實是個怪人，偶爾瘋狂，但又不出格，就像我一樣。在義大利的三年多我很少有機會這樣自在地聊天，透過母語擁抱另一個靈魂。我想起《金枝玉葉》裡的那句名台詞：「男也好，女也好，我只知我中意你！」眼前這個靈魂無論裝在什麼性別的身體裡，我都會喜歡。

回義大利之前，我常陪母親聊天，為了轉移她的悲痛，我主動提起「成家」的話題。 F的到來讓母親在親戚前很有面子。以世俗的眼光來看，這個男人英俊、有事業，腦袋活絡，而且不介意我大他三歲還離過婚，除了讀書不及我多，算是很理想的結婚對象了吧。

「你都不挑一挑？」聽到我一副 「揀到碗裡就是菜」 的口氣，母親不高興了：她對F稱不上滿意，甚至覺得誰都配不上我。這股挑剔勁兒讓我懷疑，她潛意識裡，或許根本不願意跟我分離。姊姊的婚姻是父親拍板的，母親在婚禮上全程黑臉，直到我外甥女出生，被母親一手帶大，才將她「意難平」的窟窿填補上。我出生的時候身體比姐姐弱，分得了更多關注，短暫的婚姻沒有切斷我和母親之間的隱形臍帶，反而讓我們的命運有了更多重疊。

母親將自己所擁有的，和所憧憬的，一股腦投射在我身上。

七

2019年8月初，父親的葬禮告一段落，我回到義大利。過了兩週，Adon也結束了暑假，從台灣回到米蘭。這次他帶了些手信，炒米糖和鳳梨酥，挨個敲門送給舍友。我跟他打了照面，解釋說之前不告而別是因為家裡有喪事，他點點頭，說好一陣沒看到我了，多給了我一塊鳳梨酥。

我們兩人之間的粉紅泡泡並沒有因為短暫的告別而中斷。在秋風漸起的九月，我陪Adon去米蘭街頭表演，他背著沉重的音箱和吉他，我一路拎著他的折疊椅和樂譜架。到了市中心，陽光正好，他調試好樂器，不卑不亢地亮嗓，很快就有路人往他吉他盒裡丟錢。我站在旁邊一首接一首地聽，中間走開買了瓶水給他，他忙不迭說“謝謝”，問我要點什麼歌。

「唱首《離人》吧，我喜歡林志炫的版本，是唱給他過世的母親的。」我說。看他輕盈撥動吉他弦，歌聲一如街頭和煦的風，將我溫柔擁抱。

離人揮霍著眼淚迴避還在眼前的離別

你不敢想明天我不肯說再見

有人說一次告別天上就會有顆星又熄滅

嘿，老爸，這個男人沒什麼錢，也不打算發財，一雙皮鞋穿到掉底，一個錢包用十幾年，還留著你們不喜歡的長頭髮和山羊胡，玩你們不懂的音樂，你覺得他怎麼樣？

冥冥之中，我好像聽見父親的回應：“那你呢，你怎麼想？”

在我的前三十年裡，表面上，我是個聽話的女兒，高考志願是讓父親填的，工作是聽父親的意見選的，連結婚對像也是和他早請示晚匯報挑出來的。但離婚是個分水嶺，我意識到自己不能再偷懶了，總是依賴他人做出選擇，其實是在逃避自己身為成年人的責任。

我喜歡眼前的這個男人，儘管我們的出生地相隔了十萬八千里，相遇的時機也不太合時宜，但和他相處是我最鬆弛、最自在的時候，我們不約而同地看過同一部漫畫，偏好同樣的食譜，注重同樣的細節，不需要互相改變就能彼此欣賞。衝著“理解萬歲”，我願意和他繼續留在米蘭。

2019年9月，在我畢業不到100天的時候，我和Adon開始了正式交往。母親聽到這個消息的第一個反應是“這男的不是騙子吧”，恨不得飛去台灣做Adon的背景調查，而Adon的父母似乎並不擔心兒子的判斷力，視頻那頭笑得非常開心，預設我們是以結婚為前提的交往。但「結婚」對我和Adon也太嚴肅了，且行且看吧，誰又能料到2019年之後的世界會變成什麼樣子呢？

八

2020年3月8日，米蘭因疫情而封城，兩天後，義大利封國，這一封就是近兩個月。起初我和Adon還是保持了樂觀，他的幸福感甚至有所提升，居家辦公讓他有了更多自由的時間，我也有了新工作，尚有積蓄可吃。但到五月解封的時候，義大利仍然籠罩在疫情陰影下，到處是裁員和放無薪假的消息，我的短期工作合約到期，Adon和他事務所的合約也即將到期，這使得我們不得不考慮離開義大利。

結婚的念頭就是那時浮現出來的。

與其說這是我和Adon情到濃時的決定，不如說是在這場看不到盡頭的危機之中，「兩個人總好過一個人」的本能選擇。在封城期間的朝夕相處中，我們居然沒有相看兩生厭，還做了個“野聲電台”，和天南海北的朋友聊得津津有味。這讓我們對更進一步的共同生活有了信心，畢竟比起性，聊天是伴侶之間更主要的溝通方式嘛。儘管我們都明白結婚意味著放棄部分自由，但作為最古老和最通用的合作關係，它將更多權利的實現變得更容易，把兩個邊緣人迅速拉回主流。

危機助推了我們腦中保守主義的勝利。

起初我們打算在義大利註冊結婚，這是當時看起來最容易的方式。封鎖後，米蘭市政廳很快就恢復了婚姻登記預約，我們也大費周章地委託父母在國內做好了認證文件。萬事俱備，只欠我的Nulla Osta（結婚批文），需要中國駐米蘭大使館開具，但因為疫情他們暫停受理，這可讓我們犯了難。一位有旅台經驗的電台嘉賓聽說了我們的情況，馬上給我打預防針，說「陸配」這個事情很複雜，要多些耐心。

我們結婚的途徑只剩下回大陸。經歷過一次機票被取消的波折後，我們在九月底入境南京，十二天后，Adon的父母從台灣飛抵上海，我們都接受了為期兩週的隔離；十月底，我和Adon在蘇州完成了註冊登記；十二月初，我們在我的老家舉辦了婚禮。熱呼呼的人情包裹住我們，像是自助餐廳往水果串淋上一層又一層的巧克力糖漿。

這和米蘭形成了對比：在義大利的時候，沒有人關心你們要幹什麼，而在老家，每個人都關心你們要幹什麼，並且不吝指導。 「留在大陸賺大錢」是多數人的看法，畢竟國內媒體報道的外國都水深火熱，連Adon的意大利同事都憧憬著去上海淘金。

如果說在米蘭居家隔離的日子是“螺螄殼裡做道場”，回到大陸則是恍如隔世：包郵區的大開大建比我離開時更迅猛，杭州朋友兩年前買房的荒地如今已經蓋成了新的CBD；疫情催生了更多的外賣員，各種購物APP鼓勵你帶圖、帶視頻點評，並且在你下單的時候偷摸推銷信貸；醫美變得稀鬆平常，繼微整形和整牙廣告之後，植髮廣告開始兜售新的焦慮；「女權」從污名變成了流量標籤，拳師與屌癌齊飛，而性別差距報告的排位仍在逐年下滑…

眼前發生的一切快得令人眩暈。離開義大利三個月後，我仍能記起那時隔著地鐵車頭的大玻璃窗，看自己的影子懸浮於城市的黑暗腸道中。而在故鄉感受到的疏離感並不比那時少。

九

在長輩們的念叨下， Adon一解除隔離就開始投履歷找工作，也拿到了幾個offer，這讓母親喜上眉梢：她當然是希望我們留在大陸的，最好就在家門口。但然後呢？像我們的同儕一樣，996，貸款買房，懷孕生子，融入「主流」？但我和Adon最初之所以彼此吸引，不就是因為都逃離了「主流」嗎？

一個好消息的到來讓Adon決定先返回台灣：他在米蘭封城時和朋友跨國合作設計了一個裝置藝術作品，成功入選了2021年的台灣燈會，這一年燈會的舉辦城市剛好是他的老家新竹，需要提前回去布展。 2020年12月婚禮結束後，Adon一家返回台灣，緊接著我也辦好了入台證，順利通過桃園機場的「陸配」面試，隨Adon返回他的新竹老家。

對Adon而言，闊別近十年後重新回到台灣生活，感到親切又陌生。當年他共事過的留在台灣的同儕，有的開了事務所，有的當上了大學助教，就像我那些留在家鄉的同學們，過著四平八穩的日子。而我和Adon像是兩葉小舟，隨著洋流起伏遊蕩，雖然因為偶遇合併成了一艘船，仍都做著漂流者的夢。

但我們沒料到疫情會如影隨形：台灣的防疫出現破口，導致這一年的台灣燈會一延再延，轉型成了七月的藝術節， Adon團隊的作品雖然被幸運地保留下來，但離正式開幕遙遙無期。我們的原計劃是做完燈會就回大陸，但這麼一來，我們的歸期也變得懸而未決。

有一瞬間我很喪氣地想：早知道就躺平得了，不折騰了。

還好我們很快在台北找到了工作，租了一個小公寓，開始了正式的新婚生活，我同時還申請上了政治大學的博士，而Adon也計劃今年出一張新專輯，這讓我們的生活重新找到了步調。在台灣結束三級防疫之前，我和Adon已經習慣了這樣的狀態：閉門不出，朝夕相對，恣意自在。

這似乎也是我們婚姻的隱喻：它始於一段浪漫的異國邂逅，跨越了海峽，聯結了兩個截然不同的家庭，但拋開一切標籤，它不過是兩個靈魂裸裎相對的時時刻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