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白话文运动不是白话文运动

对香港人来说，白话文只是新的雅言，并不我手写我口。学校教育更索性叫它做书面语。本来白话等于指各地的「母语」，各地白话都不同，但当初白话文运动就混合了国语运动，并且是国语运动主导，为帝国建立唯一国语。

回看历史。胡适在1917年《文学改良刍议》提倡白话文，在1918年《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就变了提倡国语，说要做「国语的文学，文学的国语」，并说是唯一宗旨，说「我们所提倡的文学革命，只是要替中国创造一种国语的文学」。即是他真正想做的不是白话文，而是国语。

这很可能是参考日本的，因为同时期的日本也发生了文体变革的运动，从以汉文作为书面语，变成以口语为基楚所做的一种新的「言文一致体」。明治至战前是过渡期，使用一种叫「汉文训读体」的文体，战后则所有公文都改成了「言文一致体」，而且也不再叫做「口语文」，而叫做「现代文」（现代日语）。学校教育则保留学习三种文体，古文、汉文和现代文。

日本和中国不同。日本的白话文运动和国语运动，是真的摆脱共通语文，即汉文／文言文，换成一方之言（这意味上的方言）做一方之书面语、一方之国语，就像英格兰摆脱拉丁文，改为写英文。中国则变成创造新的共通语。

国民党台湾专政时期，是只可说「中文」，不可说「方言」的，共产党专政也承习这做法。而香港则变成了异数。未受过国共统治，却受它们影响，中间落墨。不论学科当初叫国语堂，还是97前改叫的中文科，都一直用字的粤语读音读所谓的「书面语」（即国文／「中文」）。香港人是人类世界的黑天鹅。倒过来，因互联网之便，香港人接触到白天鹅。

黑天鹅：「在18世纪欧洲人发现澳洲之前，由于他们所见过的天鹅都是白色的，所以在当时欧洲人眼中，天鹅只有白色的品种。直到欧洲人发现了澳洲，看到当地的黑天鹅后，人们认识天鹅的视野才打开，只需一个黑天鹅的观察结果就能使从无数次对白天鹅的观察中归纳推理出的一般结论失效，引起了人们对认知的反思－以往认为对的不等于以后总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