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處是我家

看《天龍八部》，段譽已經離開大理到了江南，在船上笑著說道，這里風景不錯，可我還是喜歡大理。

到此，我不禁愣神，想到自己如果離開雲南只是為了證明這一件事，那我到底應不應該往別處去呢。好像沒有去過，就不能說這句話似的。可能是心裡早就有了想與這一切作對的想法，於是“煙花三月下揚州”也沒有多少吸引力了，我仍選擇背過身去，前往更深也好似更狹窄的地方。

這一個月以來，雲南的地圖像是第一次展現在我面前，不再是除了家和久居之地以外，散落各處與我無關的形狀。

從昆明到騰沖，我後知後覺自己走的就是滇西環線。中途在保山路過一個名叫“杜鵑王”的隧道，我也才驚訝地發現，這裡的隧道竟都是以此海拔高度生長何種植物來命名，而杜鵑王，所指的正是曾經轟動世界的花樹之魁——大樹杜鵑，生長於高黎貢山的密林中。

關於大樹杜鵑，我總有些遐想。它長在深山密林中，似乎從被發現之日起就面臨瀕危。且擁有那樣巍峨挺拔的一副身軀，名字裡有“大樹”、“王”這樣的形容，竟然也會被化身為女人，牽扯出一段與植物獵人的“前世糾葛”。

1904年，英國生物學家、傳教士喬治·福里斯特(George Forrest)，受英國愛丁堡植物園的委派到了雲南，採集以杜鵑花為重點的植物種苗及標本。他在高黎貢山發現了被稱作“世界杜鵑之王”的大樹杜鵑。

福里斯特，當年以“傅禮士”、“採花領事”盛傳於雲南騰沖民間，死後葬於騰沖來鳳山“洋人墳” 。

1918年，傅禮士在騰沖高黎貢山西坡採集的時候，發現了一顆巨大的杜鵑花樹，樹高25米、胸徑87厘米、樹齡約280年。

考慮到要將如此巨大的杜鵑帶回英國並不現實，於是傅禮士雇來工人砍倒了這棵杜鵑花樹，取了一段木材圓盤標本運往英國。經由鑑定，發表定名為大樹杜鵑，並稱之為“大樹杜鵑王”。

這枚從“杜鵑花王”身上取下的樹幹標本，就此陳列在大英博物館裡，向世界炫耀英國人的偉大發現，福里斯特也以“植物獵人”聞名於世。

很多資料在書寫大樹杜鵑與福里斯特時，都有一種很明顯的以自我民族利益為基礎的立場：外國獵人在“圍獵”中國植物。

於是大樹杜鵑的發現變成了西方人“可恥的掠奪”，即便此花有著杜鵑花王的赫赫威名，也只是植物獵人的一段“風流韻事”，成為中國近代史上標誌性的“創傷”，接著被納入到國恥敘事之中：雲南深山綻放百年的大樹杜鵑，屍體躺在大英博物館。

好像不將杜鵑花王化身為女，就無法對它做點什麼。所以我還是挺討厭植物擬人的，各種植物被書寫者賦予毫不相干的品性，比如桃花輕浮，“輕薄桃花逐水流”，進而就有了“桃色新聞、桃色交易、桃色事件”，只要是跟桃花沾邊的，都有明顯的貶義色彩。

在我看來，不管是將大樹杜鵑命名為“王”，還是將其書寫成受害者，都有一點綺麗的、荒唐的想像。但“杜鵑王隧道”卻有種若即若離、一廂情願的感覺，僅僅因為與大樹杜鵑生長的海拔相等，這個隧道就因此而得名。雖然未能走進高黎貢山深處親見此花，但經過這條隧道，讓人一見難忘的，竟不知是誰。

沿途高黎貢山好像一直環繞著我，一直近在眼前，但實際上我根本沒有機會看清，後來在一家文創店看到三江並流的地理模型才能夠想像它的全貌。

而怒江也一併出現在公路腳下，季節不同，顏色也不同，此時是青綠色的，蜿蜒在幽深的峽谷間。沿著江流，就能回到同行的傈僳朋友的家。

我常講的那個傈僳族的故事，櫻花開到誰家，誰家就過年，也在路途中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原來那些櫻花都是生長在山谷中的野櫻花，並非傈僳人家有意種植。這是雲南原生的櫻花樹，樹形小，花開如霜霰。因為這冬日里的好顏色，“花枝不斷四時春”的雲南印象才會完整。

櫻花開了，傈僳人也要過年了吧。一直生活在楚雄的朋友告訴我，她總以為自己是彝族，直到上了初中，無意間翻到戶口本才知道自己是傈僳族。她也說起過年的事，還邀請我去她們家吃殺豬飯，這已經完全是楚雄彝人的生活習慣了。人們會在臘月選一個好日子殺豬過年，並在家裡設宴席，邀請親朋好友。

住在和順的阿姨也說，今年就留在騰沖和我們過年吧，你叔叔做飯很好吃。媽媽從家裡打來電話，今年回來過年吧。

寫下這個標題的時候，我正面臨著一個“何處是我家”的問題，內心憂愁。現在也沒能解決，但我好像明白了，只要我願意，我可以將任何地方當作我的家。

我並不知道我會去哪裡，但我感覺這是很不一樣的一年，我離開學校以後真正和這個世間建立了聯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