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國家恐怖“拯救“：性別暴力和宣傳在新疆

繼續來發翻譯文章了，不是專業譯者，翻譯得生硬的地方請見諒。

這篇於5月14號發表在SupChina 的文章是一位在新疆長大的學者寫的，主題是新疆目前正在進行的種族清洗宣傳當中的性別暴力。這是西方主流媒體報導較少觸及的一個角度，卻也是很重要的一個角度。

少數族裔女性往往一方面被本民族內那些民族主義情緒高漲的男性視為私有財產，遭受來自社會關係網內部的道德束縛，與外族通婚的行為被污名化；另一方面，她們又被他人視為被束縛、被洗腦的無知奴隸，傲慢地要求她們與自己的文化撇清關係，擁抱另一套外來者的文化，來證明自己是“進步”、自主的。

在新疆，前一種束縛的確曾經存在過，而當下後一種暴力已經發展到了極端的地步。新疆少數民族的歷史和文化被宣傳機器粗暴地簡化成一系列”閉塞“和”極端主義“的刻板印象，少數民族女性則被描繪成被動依靠漢族和黨來“拯救”的對象。而本文指出這並非事實。二十世紀初，女權主義也曾在這篇土地上萌芽。事實上，有著自己見解的獨立女性的力量，正是統治者所害怕的。在最近的兩年裡，很多在當地社會中鼓舞著年輕女性追求事業、回報社會的女性榜樣、女性知識分子，都被消失了。

原文鏈接： https://supchina.com/2019/05/14/saved-by-state-terror-gendered-violence-and-propaganda-in-xinjiang/

原文作者：Yi Xiaocu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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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不存在一個統一均質的“新疆婦女”整體。她們也不需要任何中央權力的拯救。她們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眼下正在發生的針對新疆突厥語穆斯林人民的暴行，在很多方面都是性別暴力。隨著“人民反恐戰爭”行動升級，漢族官員和定居者正在移除在他們眼中對“安全”構成威脅的突厥裔穆斯林男子，為漢族定居者在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的家園中凸顯他們的存在掃清障礙。剩下的女性為此付出代價。

在國家發起的“ 結親”運動中，漢族幹部進入本地人的家園，搜尋任何對伊斯蘭教虔誠的跡象，或用剪刀剪短街頭女性的長裙。自2017年以來，國家已開始攻擊穆斯林和漢族的通婚禁忌，以及把穆斯林飲食清真行為看作“ 宗教極端主義”的體現。許多維吾爾族婦女被迫進行跨族裔婚姻，這種做法已經超出了此前在2014年所使用的、 以金錢和其它獎勵措施來鼓勵通婚的範疇。從拘禁營中被放出的幾名女性倖存者講述了被迫服用導致她們月經停止的未知藥物的經歷。大規模監禁也導致大量父母被關押的兒童被送進孤兒院，在那裡他們接受漢族愛國主義教育，卻無法學習他們的母語。

在過去的一年裡，隨著越來越多的海外維吾爾人、哈薩克人和吉爾吉斯人公開揭露酷刑、政治洗腦和強迫進行的高強度勞動，中國的宣傳機器開始愈發歇斯底里地運作。官方媒體最近發布了一系列精心製作的短片，名為“ 擁抱新生活” ，其中維吾爾族婦女用中文講述他們在接受“再教育”後，所謂的洗心革面、被賦權的經歷。這些帶有英文字幕的影片明顯在迎合西方觀眾，其中“拯救穆斯林婦女”的言辭借鑒於美國的“反恐戰爭”劇本。

但與美國反恐戰爭不同的是，習近平“人民反恐戰爭”中的視頻使用了強制性的懺悔，這種可以被追溯到毛澤東時代的策略在幾十年來一直被共產黨使用。正如關於五四運動的記憶在毛澤東時代被運用，以重新塑造出中國共產黨將婦女從家庭的奴役中解放出來的功績一樣，共產黨現在正在將自己塑造成試圖將維吾爾族和哈薩克穆斯林婦女從伊斯蘭父權制的極端主義中拯救出來的拯救者形象。

擁抱新生活

組成《擁抱新生活》的七部短片描繪了其主角自接受“再教育”以來，所發生的180度的轉變。它們有一個共同的主題：在接受“再教育”之前，她們被宗教極端主義思想誤導；在接受“再教育”之後，她們覺醒了，過上了一種遠離宗教極端主義的新生活。

在這些敘述中，伊斯蘭教相關的宗教行為被譴責為宗教極端主義思想，包括但不限於戴面紗、向漢化的同胞教授伊斯蘭虔誠和謙虛、不吸煙不飲酒、早婚、飲食清真，等等。在其中一個視頻中，一位維吾爾族婦女對穆斯林社會中按性別分開的入座習俗感到震驚和冒犯，稱其為一種宗教極端主義思想。被採訪的為數不多的男人之一承認他曾虐待他的妻子，因為他受到了宗教極端主義的影響，在受過再教育後，他感到後悔並終於理解了“愛是什麼。”另一位年輕的維吾爾族婦女在伊斯蘭祈禱墊上練習瑜伽冥想，反思在她受到宗教極端主義影響期間的糊塗和損失。

在講述再教育後的情形時，電影語言突然變得明亮，原先的黑白場景被賦予了色彩和音樂。一位女性說她很高興再教育給了她第二次生命，她彷彿“回到了天真的童年時代。我是那個擺脫束縛的女孩。”其他女性對國家表示感謝，並譴責她們先前的生活。一位女性表示懺悔，“極端主義的種子已被種下，如果我再走了一步，我就會成為下一個放火和殺人的人。”另一位女性說，“我感覺一個巨大的負擔被抬起了，我開始慢慢地把自己拉出那個黑暗的世界。”另一個說：“我擺脫了所有的極端主義思想，重造了自己。我有一種前所未有的自由和解放的感覺。”

另一個人在談到她過去的思想時說，“我們以前被利用了，如果我們沒有被及時挽救，我會背叛這個偉大的國家，破壞民族團結。 我們就永遠不會有穩定的國家，美好的日子。教育培訓拯救了我們家三代。他們懺悔他們所做的事情，知道他們錯在哪裡。我們學會了明辨是非。我們以前很盲目。我們法律意識很低。”

這些短片令人感到不安，它們應該引發更多的疑問而不是答案。隨著受害者證詞在線上增加，以及中國拒絕聯合國派代表團進行調查，人們不禁懷疑這些婦女並不是自願被拍攝的。由於女性是文化的承載者，在中國消滅維吾爾族、哈薩克族和其他突厥語穆斯林文化的運動中，她們是特別重要的操縱對象。

展示人們懺悔承認他們的錯誤，是中國共產黨向來喜愛使用的技巧。在20世紀50年代初，共產黨開展了“思想改造”運動，呼籲知識分子進行自我思想批評，清除他們對個人主義和自由主義的資產階級觀念，成為社會主義的新人。在婚姻改革和土地改革期間，國家還發起了“訴苦”的儀式，以獲得女性和下層階級的政治支持—— 她們必須譴責他們的包辦婚姻或譴責剝削她們的地主，並表達對作為救世主的共產黨的感激之情。在中文裡，這些儀式被稱為“憶苦思甜”。

在西方語境中“讓女性發聲”是一件好事，然而維吾爾族女性受訪者不僅要被迫承認意識形態上的錯誤，而且還要成為國家譴責“宗教極端主義”的盟友。她們別無選擇地被招募進參與摧毀自己的文化和語言的過程中來。

建設新自由主義人格

接受再教育後，視頻中的女性表現出對市場價值和經濟發展的熱情。她們被重新塑造成具有新人格的國有勞動力工具，即使這意味著將國內針對少數民族婦女的“異域情調”的刻板印象內化—— 一位年輕女士說，“我想開一家舞蹈工作室。 我們維吾爾族人天生擅長唱歌和跳舞。”

短片中的所有女性都渴望以經濟和政治生產的方式過上自己的生活，夢想開設一家裁縫店，一家舞蹈工作室，或者運用她們在營地“學到”的東西，成為營地展廳的老師和導遊。這些場景至關重要，因為它們是中國試圖將其大規模拘禁營美化為“職業培訓學校”的努力的一部分。

在中國，伊斯蘭教已經成為世俗國家和信教的突厥語穆斯林群體之間的思想戰場。當開發項目遇到人民的抵制時，中國政府發出了“打擊宗教極端主義”的戰爭口號，最終目的是維持其權力和管控。如今，擁有工廠設備的拘禁營正在為中國工業園區準備著好幾代溫順的勞動力。婦女是第一批為管理社區工作而準備的人。

婦女角色的社會改造始於2010年，也就是2009年7月烏魯木齊發生數起暴力衝突的後一年。事件後不久，數百名維吾爾族和哈薩克族人被警方帶走失踪。在新疆的幾乎所有社會空間中，遵守伊斯蘭教義的虔誠行為都受到了嚴格的審查。

2011年，新疆省長張春賢和黨委推行了“美化工程”運動，重點是通過女性手工藝品、化妝品和飾品的產業化，使少數民族婦女現代化。這是為了實現該地區的“跨越式發展”。該運動的一個方面是幫助農村婦女發展手工業；另一方面是“提高女性的素質”。中文的“素質“可以大致翻譯為“人的質量”，通過教育、行為或個人修為來衡量。自20世紀90年代以來， “素質”話語一直是中國建設文明社會運動的重要組成部分，特別是在對農民進行管教，和激發中產階級家庭對階層向上流動的渴望時。在新疆，美化工程的潛在目標是揭開穆斯林婦女的面紗。伴隨著“讓美麗的頭髮飄起來，漂亮的臉蛋露出來”的口號，該項目旨在培養穆斯林女性的一種現代、愛國、為國奉獻的情感。

“新疆女性” 需要被拯救嗎？

新疆不同民族的女性，如維吾爾族、哈薩克族、蒙古族、吉爾吉斯族、塔吉克族、錫伯族、烏茲別克族、回族和韃靼族，往往在黨的宣傳中被歸為單一類別，“新疆婦女”，宣傳將“婦女解放”的功勞歸於共產黨。社會主義電影描繪了女性要么為爭取婚姻自由而反對宗教和父權制，例如《哈森與加米拉》 （1955）和《阿娜爾罕》 （1962），要么成為社會主義生產中的勞動模範和社區領袖，例如《天山的紅花》 （1964年）。許多人的故事變成了同一個—— 少數民族婦女是勤勞的，她們只需要漢族/共產黨來領導她們對抗她們的男性壓迫者，然後她們就可以為社會主義革命和生產奉獻自己的一生。

當然，20世紀上半葉新疆婦女的解放運動比中共的敘事要復雜得多。由於地理上靠近俄羅斯和中亞，以及軍閥盛世才當時採取了親蘇政策，頻繁的邊境活動在此期間促進了經濟貿易、文化交流和婦女教育的發展。十月革命後，許多年輕人去蘇聯學習，在新疆，蘇聯影響下的維吾爾族在漢族共產主義者來到之前就曾宣傳馬克思主義。

早在1885年，新疆阿圖什的女孩就被允許入讀穆斯林改革者創辦的新式學堂；在20世紀10年代初，三名蘇聯韃靼族女性—— Gulandam，Zaytuna Naman，和Reshida —— 開創女性教育；第一次婦女節集會於1918年在新疆伊寧的一所女子學校舉行，比1924年在廣州舉辦的婦女節遊行更早；這樣的例子還有很多。換句話說，在她們的現代歷史中，早在中國共產黨部隊開進新疆之前，該地區的女性就已經在努力利用本土與國際力量的交融，提高自己的地位。

並不存在一個統一均質的“新疆婦女”整體。她們也不需要任何中央權力的拯救。她們需要發出自己的聲音。

2017年底，著名的維吾爾族人類學家，新疆大學民俗研究中心的創始人， 熱依拉·達吾提（Rahile Dawut）被拘留，至今仍被關押。達吾提曾鼓舞許多學生像她一樣記錄維吾爾族民間傳統，並最終將其回報給人們，她因為在維吾爾社會中成為一位女性榜樣而受到懲罰。

被拘留的女性知識分子和名人名單很長：具有標誌性的音樂家和表演者塞努拜爾·吐爾遜（Sanubar Tursun），博士生Gulgine Taschmamat ，詩人Chimengul Awut ，小說家和報紙編輯Halide Israyil ，法學教授Gulazat Tursun ...... 以及其他許多早在20世紀90年代就加入市場經濟的女企業家。但這種施加於女性的國家恐怖實際上暴露了中共最嚴重的恐懼：當人們意識到它已經違背了幾十年前作出的提供平等和自治的承諾時，它將失去合法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