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倫特：彼此交談，理解事物，愛具體的人

114年前的今天，漢娜·阿倫特出生。

01 公民的言說以及彼此交談

（摘自漢娜·阿倫特《人的境況》，“公共與私人領域”一章，中譯：王寅麗）

亞里士多德的“政治動物”（zoon politikon）最早譯作“社會動物”（animal socialis），特別是經由托馬斯·阿奎那所採取的標準翻譯：homo est naturaliter politicus, id est, socialis.（人在本性上是政治的，即社會的。）

“社會”對“政治”一詞的無意識取代暴露了人們喪失了希臘原初對政治的理解，因為“社會”一詞源於羅馬，而它在希臘語言中卻無所對應。

亞里士多德對人作為政治存在的定義與家庭生活中的自然聯繫相對立，因為人是“能言說的存在”（zoon logon ekhon）。該短語在拉丁文被譯作“理性的動物”（animal rationale），同“社會動物”一樣都基於根本的誤解。

亞里士多德並非要表明人的最高能力，對他而言人的最高能力不是“邏各斯”（logos）即言說或理性，而是“奴斯”（nous）即沉思能力，而沉思恰恰其內容無法訴諸言辭。

根據亞里士多德的兩個關於人的定義，城邦之外的任何人——奴隸和野蠻人——都是無言的（aneulogou），他們並非喪失言說的機能，而是喪失了一種生活方式，在其中，言說具有了意義，並且唯有言說有意義，所有公民關心的是彼此交談。

02 因理解而非影響去寫作

（摘自1964年，漢娜·阿倫特與昆特·高斯（Gunter Gaus）的對談題為What Remains?中譯：沙丘研究所）

-高斯：

在很大程度上，您的工作與了解政治行動發生的條件有關。您想通過這些作品獲得廣泛的影響嗎？您是否相信，在這個時代不再可能產生這種影響了？又或者，這些影響力本來對您來說就僅僅是次要的？

-阿倫特：

這不是一個簡單的問題。不過說實話，在我工作的時候，我不在乎它會怎麼樣影響人們。對我來說，最重要的事情是對事物進行理解，而寫作是理解事物的過程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高斯：

寫作是否有助於您對事物進行進一步的覺察？

-阿倫特：

是的，因為在寫作的過程中一些東西被建立了起來。如果我有很好的記憶力並且能夠保留所有想法，那麼我有可能什麼也不會寫下。我明白自己的懶惰。

-高斯：

如果有這樣的記憶力？

-阿倫特：

是的。但是我沒有。對我來說重要的是思考過程本身。每當我設法充分想清了一些事物，我都會感到滿足。如果我設法以書面形式充分地表達了自己的思想過程，那也會讓我感到滿足。

您問我的工作對他人的影響。如果我可以用帶諷刺意味的措辭——這個問題本身是男性化的。男人想成為“有影響力的”。可以說，我作為旁觀者做出這樣的評判。至於說我認為自己有影響力嗎？不，我想要做的是理解事物。如果其他人同樣以我理解的方式理解世界，那將會給我一種滿足，一種處於某種平等之中的滿足。

03 愛具體的人而不是抽象的集體

（摘自1964年，漢娜·阿倫特與昆特·高斯（Gunter Gaus）的對談題為What Remains?中譯：沙丘研究所）

-高斯：

您曾經說："在我這一生中，我從來沒有愛過任何一個民族或集體，無論是德意志、法蘭西，或是美利堅，無論是工人階級或是任何其他一切。事實上，我只愛我的朋友。我完全無法愛任何其他非具體的種類。特別是，對猶太人的愛，那是值得懷疑的，因為我自己就是猶太人。"

我能問點什麼嗎？儘管這種態度是正當並值得尊敬的，但人作為一種政治上的積極存在，難道不需要對某種集體進行承諾嗎？這種承諾在一定程度上，不可以被擴展為“愛”嗎？你不擔心你的態度在政治上是非建設性的嗎？

-阿倫特：

不，我想說反對的觀點才是非建設性的。當然，對於這個話題我們或許可以有很長時間的探討。

人屬於某個群體，這首先是一種自然的境況。每個人總是天生就屬於某個群體。但是現在我們所討論的，在第二種意義上——屬於一個集體——即一個被組織的群體，那是完全不同的兩個概念。

這種組織總是與人與世界的關係有關。也就是說，組織內的人有共同的，通常所謂的利益，所以，這裡他們之間的利益真正涉及到與世界的關係。直接的個人關係，可以說是“愛”，它當然首先存在於實際的愛情中，在某種意義上也存在於友誼中——這裡直接涉及一個人，與他們和世界的關係無關。所以我們可以說，來自完全不同組織的人仍然可以成為私人朋友。但如果一個人混淆了這些東西，如果一個人把“愛”的概念帶到談判桌上，說得比較直白一點，我覺得這絕對是致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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