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朵拉的档案之三|档案馆与一段罪恶的历史

Nakao Ek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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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PF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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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次内容大要<br class="smart">引言:圣尼古拉与黑彼得海地革命与欧洲人的奴隶观国家档案馆能就馆藏奴隶档案做些什么?
殖民档案的善用会不会有恶果?该如何因应?
附录: Day o ,奴隶之歌,世界名曲
Sources: Biografie Portal

从圣人与他的奴隶说起

每年11 月下旬可能是一年中荷兰小朋友最兴奋的时候,因为圣尼古拉(Sinterklaas)就要来了!每年11 月11 日之后的第一个星期六,圣尼古拉会带着他的奴隶黑彼得(Zwarte Piet),搭乘蒸汽船从西班牙远道而来,每年他会以不同的荷兰城镇为上岸起点,骑白马走访全国,最后在12 月5 日晚上将礼物放在好小孩的鞋子里。荷兰人的月历上标注这个夜晚为礼物之夜(Pakjesavond)。

当然,每年造访的圣尼古拉(圣诞老人的原型)并不是真的圣尼古拉,因为那人在西元343 年就已经过世了。现代荷兰的圣尼古拉是由真人扮演,当然也不是搭着蒸汽船远从西班牙来,但每年圣尼古拉的「造访」确实是全国性的大事,圣尼古拉「抵达」时有电视媒体的转播报导,大人小孩都趋之若鹜。

但近来年圣尼古拉也出现在另一种新闻上,不过圣尼古拉不是新闻重点,他的奴隶黑彼得才是。

⇩ 图为1986-2010 年间在电视上扮演圣尼古拉的演员范德福禄(Bram van der Vlugt),是荷兰籍的二战犹太人大屠杀幸存者,在超过20 年的时间里,他就是荷兰圣诞节的门面,孩童们心中的圣诞老人。他于去年12 月19 日以86 岁高龄因武汉肺炎病逝荷兰。
Jewish Telegraphic Agency

一个白人(还被教会封为圣人)带着黑奴在全国各地接受大人小孩的欢呼,在许多荷兰人眼中,这是不思检讨荷兰罪恶的奴隶史,只知以传统之名延续种族歧视之实的行为。近年来出现了各种改革建议,有的主张「解放」黑彼得,有的主张把黑彼得变白,有的主张让黑彼得骑着黑马去送礼物,圣尼古拉当黑彼得的奴仆,等等,但考虑到全荷兰有多少人热爱圣尼古拉-黑彼得的传统,改革变得极为困难,而且可以预见绝对无法让所有人都满意。但不论多么令人为难,每年深秋当媒体报导圣尼古拉即将带黑彼得搭乘蒸汽船来到,这个话题都会被重新提起。

面对罪恶的过去并不容易,有意愿走上反省检讨之路的人们也无法赤手空拳奋斗,他们往往必须求助于一种特殊的机构,在其中寻找佐证与方向,那种机构就是档案馆。而过去荷兰靠着奴役他人累绩了惊人的财富,这奴隶史的所有证据都由国家档案馆保存着,这也使得国家档案馆很难置身当代的自我检讨之外。以下是就这个话题与我们的档案学家所做的访谈。

受访人:燕鸻什Dhr. prof. dr. KJPFM (Charles) Jeurgens
现任|荷兰国家档案馆策略顾问、阿姆斯特丹大学档案学教授曾任|莱登大学档案学教授;荷兰代理国家总档案员;国家档案馆选择与鉴定部主任;国家档案馆研究部主任

Sources: Nationaal Archief

现在荷兰社会反省殖民史、奴隶史的呼声愈来愈高,能不能从档案学者的角度向中文世界的读者做个总体性的说明?

燕鸻什:我举一个关于殖民和奴隶的例子,可能更容易让人了解。这个例子就是1791 年的海地革命。在革命爆发的时候,海地是法国的殖民地,法国奴隶主靠着进口大量的非洲奴隶,在岛上种植烟草、棉花、咖啡等等高经济价值的作物,建立了很可观的财富。在革命爆发时,岛上约有五十万名黑奴。

请注意这个时间点—— 1791 年,在那之前两年(1789)法国本土才爆发了大革命,整个欧陆都动荡不安,再过几年他们还要把国王王后都送上断头台。话说骗人的人总觉得别人在骗他,法兰西的疯子反抗他们的贵族阶级时,也疑心海外的奴隶会不会用同样的方式对待自己。当时的海地殖民者留下黑奴「没什么动静⋯⋯连想都不想」,「我们不用担心黑奴,他们很安静又顺从」等形容,甚至还提到岛上生活可以夜不闭户,因为「黑奴获得自由不过是天方夜谭」。

不久后事情就发生了,而海地革命是目前历史学界公认最重要的奴隶革命运动。但若是细看相关史料,你会发现当时的法国人将这场重大革命斥为无足轻重的小事。为什么呢?因为「黑人革命」完全悖反他们当时的信念。那个时代的欧洲人深信黑人不是人,没有思考也没有组织的能力,怎么可能协调着发起武装暴动呢?法国人实在无法调和信念与事实,于是他们选择相信这是一件小事,而我们可以在史料中看到这一点。

⇩ 图为1805 年在伦敦出版的《海地黑人帝国的历史》当中的一幅版画,题为〈 黑人军队为法国人施加于他们身上的残酷所采取的报复行动〉,描绘的是1804 年革命尾声的一次屠杀行动。
Sources: The Louverture Project

燕鸻什:为什么要谈海地呢?首先因为这在档案研究上是一个鲜明的例子,你可以从中看见时人记载与现实之间存在多么大的落差。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当时法国人那些轻描淡写的文字,彻底暴露这个奴隶制度的恐怖面。确实,那是两个多世纪前的事了,当时的人还没有今天的人权观念,但这一点并不足以为殖民者和奴隶主卸责。一群人(欧洲人)践踏、奴役另一群人(非洲人)到何种程度,从海地革命之前和之间的欧洲史料可以一览无遗。当时的欧洲人甚至认为黑人没有思考能力,不可能理解法国大革命,当然也不懂得仿效。

只要记着这一点,再看看荷兰社会那些来自前殖民地的非裔人口,你就不难想像他们面对历史的感受,也会了解为什么荷兰作为一个社会必须处理这段历史。

㊟ 荷文称「社会」为samenleving,直译就是「共同生活」,因此讲荷文时比讲英文或中文更会感觉到一个社会的「共同」性。

那么你认为国家档案馆应该在这当中扮演什么角色?

燕鸻什:荷兰今日的富裕建立在奴役他人长达两三个世纪的事实上,因此这是分享财富的整个国家里所有人的问题,而那段奴隶历史的证据都在国家档案馆。现在的问题是,档案馆并不是一个很友善的地方,通常只有档案员会在档案馆里感到自在,连历史学家都得预先做过相当的功课,才能着手接触某个特定的档案。换句话说,除非本来就是相关领域的学者,不然当年惨遭奴役的人们的后裔要接触使用这些档案,在现实上存在着困难,至少也是面对相当的门槛,而我们不能跟受害者的后人说,「先去上点档案学和历史学的课吧!」

虽然我不能代表国家档案馆发言,我接下来要讲的这些也不代表国家档案馆的官方立场——那种东西你要问国家总档案员——但我认为国家档案馆除了应该改变档案馆这种令人望而生畏的环境,还应该着手整理相关的档案资料。有谁比档案员更清楚哪张纸片放在哪个箱子里呢?我们档案员看清册就跟看早报一样轻松,但我们应该从非专业使用者的角度来思考,设想出对他们来说方便使用的工具。当然这里有很多可能,大家可以集思广益,不过我认为国家档案馆应该就奴隶史的部分做出类似《邂逅福尔摩莎》的汇编整理(详下注),至少也让有需要的非裔人口找资料可以轻松一点,当然这类计画往往需要感兴趣的历史学者加入,但我们这个社会反正从来不缺历史学者,他们正愁没有档案让他们建功立业呢。

㊟ 在莱顿大学历史学教授包乐史(现已退休)的推动下,顺益台湾原住民博物馆先后出版了五大册荷英对照的荷兰时期台湾原住民相关史料汇编《 邂逅福尔摩沙》,囊括海牙国家档案馆荷兰东印度公司档案中所有与原住民相关的史料,之后并且在台湾出版了中文译本。史料爬梳的艰巨工作是由燕鸻什和我共同的朋友费德莉独立完成,前后耗时超过十年。费德莉先将难懂的十七世纪荷文手稿以现代荷文字母转写,将之翻译成当代英文后,再由包乐史教授做双语的审稿校正。有了费德莉的苦工在先,东华大学的康培德教授才能免去逐字判读的辛苦,迅速完成中文翻译。虽然许多史料只是撷取最相关的段落,但读者可以直接在汇编中读取个别史料的档案编号,从而在档案馆里轻易找到完整的文件。

但国家档案馆收藏的史料,十之八九都是蓄奴时代的欧洲人所留下的如今看来偏颇的观点,致力于让这些观点变得普及,会不会反而助长殖民论述的复兴?你真的相信人类学家史多乐所说的reading along and against the archival grain?

燕鸻什:这是个好问题,非常好的问题,我所有访谈当中被问过最好的问题。我们先说史多乐的观点。我认为她「 读档案纹理之间」的主张很有趣,此外她也说逆着档案纹理而读。你能不能逆着档案的纹理,读出档案之外的东西呢?我认为可以——但是非常有限。意识到有什么东西在档案之外,跟清楚看见与档案内容不同的思想和主张,这是两回事。我们读殖民者的档案,顶多能意识到前者,但看不见后者。就以海地革命为例,你读档案可以读出这些法国人的心虚和焦虑,这可能促使你去深入了解当时海地的黑奴社会,但你大概无法在档案里读出奴隶革命者的观点。

那么,国家档案馆主动整理提供蓄奴时代的档案资料,会不会助长殖民论述的复兴呢?那太有可能了,因为解殖民的运动在每个领域都还是遭遇殖民心态的抵抗,但我们不能因为这样,就干脆放弃殖民时代留下的档案,至少奴役他人的罪行证据是我们这个时代需要整理的,被奴役者的后代应该也想知道先人到底受了怎样的待遇、被掳为奴隶之前家乡究竟在哪里,等等。

⇩ 2020 年8 月17 日,荷兰国家档案馆在线上公开了库拉索奴隶名册与奴隶解放名册档案。库拉索原本是荷属安地列斯的一部分,2010 年后改制成为荷兰王国的构成国。而国家档案馆选在这一天公开档案,正是库拉索黑奴领袖图拉领导黑奴反抗荷兰人225 周年。当日荷兰有新闻引述受害者后人的话:「我终于能够知道来处了。」听来平静的一段话,背后是超过两个世纪许多代人的辛酸痛苦。
Sources: Nationaal Archief

燕鸻什:去年夏天国家档案馆开放库拉索奴隶名册和奴隶解放名册,在此之前苏利南奴隶名册的线上资料库也已经开放。这还只是一个起点,荷兰人不是只把人掳去荷属安地列斯和苏利南。除了奴隶,荷兰人在东印度群岛也做了很多坏事,杀光一整个岛屿的人之类的,这些都是罪恶的历史,都需要检讨,而检讨的第一步就是公开史料。我们不能因为惧怕史料被人误用就不去使用。

㊟ 荷兰人在苏利南面对的问题不只是当年的奴隶制度,还有荷兰人引进黑奴之前的阿拉瓦克原住民。这是一个命运悲惨的人群,自十六世纪西班牙征服者的时代起就受到瘟疫和战乱的荼毒,几乎已在加勒比海地区绝迹,幸存至今的不过数千到一万人,其中有一部分居住在今天的苏利南。 ⇩ 图为加勒比海地区阿拉瓦克人的老照片,背后是他们的家屋。
Sources: Carriacou Biz

有任何措施可以应对可能的负面效应吗?

燕鸻什:真的非常非常困难,我们在档案学界也还在摸索。首先,为了不要让过去殖民者以文字记载留下的史料变成论述主流,就必须降低这些史料在整个资讯池的重要性。比方说,创造一些机制,让死的史料能够透过资讯技术和活着的相关社群有动态连结,简单的说就是要跟奴隶制度受害者的社群维持着紧密互动。我想这一点很合理,毕竟他们是最直接的利害关系人。

此外,据我所知,被奴役的人们留下了丰富的非文字性纪录,例如歌谣、舞蹈、口传故事等等。这些可能不会直接提供我们三加二等于五、十减十等于零的那种事实——那种事实倒是有可能在档案资料里找到,只是往往站在奴隶的对立面——但是能够提供许多档案里没有的东西。比方说,被奴役者的后代可能都知道某些歌某些舞有什么涵义,跟什么样的情绪和重要事件的口传故事连结在一起,等等。一旦我们让这些非文字非档案的资讯成为更大的资讯池,档案史料的比例和重要性都会相对降低,就比较不会被当成唯一的观点和声音。当然,我们可能需要给整个社会相当的时间,去学习一种新的理解方式。

国家档案馆除了公开一部分奴隶相关档案,还有没有其他的行动?能在国会获得预算支持吗?

燕鸻什:嘿嘿(干笑),就我所知目前没什么活动。至于预算,不管怎么尝试,都有排挤效应。如果增加国家档案馆的预算,一定排挤其他机关的预算,如果不增加国家档案馆的预算,从现有预算支应,一定排挤既有的工作计画,总之是个很大的难题,还需要民间做出很多努力。只要社会上有一定的共识,国会和政府就不能不跟从,而共识是讨论出来的,不开始讨论就永远不会达到共识。荷兰的社会沟通是出了名的没有效率,不管大事小事,动不动就要花上十几年,但只要达成共识,通常就是个相当稳固的共识,我想这种牺牲效率求取有效性的方法还是不差的。

㊟ 以前荷兰国家档案馆的正式名称是Rijksarchief,可翻译为英文的State Archive,后来在2002 年改名为Nationaal Archief,相当于英文的National Archive,虽然两者的中文翻译都是国家档案馆。燕鸻什认为,既然改了名字,号称是全民的档案馆,就不能再抱着国家档案馆的思维、只服务于国家的利益和方便了。他甚至认为,国家档案馆若是始终不思改变,那就应该把名字再改回去,老老实实的当国家的看门狗。

最后,回到圣尼古拉和黑彼得的话题,你觉得该怎么办呢?

燕鸻什:是啊,该怎么办呢?我也不知道。但是我至少知道一件事,那就是不能拿我们对传统的情感,当作持续伤害他人情感的理由。反对改革圣尼古拉和黑彼得传统的人,主张的不外是一种文化情感,宣称这种情感不应该受到伤害。但每个小孩总要在某个时候发现圣尼古拉和黑彼得不是真的,那也得受点伤害,不是吗?我到今天都还记得,我小的时候先是发现圣尼古拉不是真的,后来又发现复活节兔子也不是真的,有一天我恍然大悟:「难道耶稣基督也不是真的吗?」就算这么震惊,我今天还是活得好好的,因此我看不出来解放黑彼得,让圣尼古拉自己唱独角戏,大家能受多大的伤害。如果最后的共识如此,至少我会欣然接受。


附录:牙买加香蕉船民歌《Day o》

燕鸻什谈到被奴役的人们有歌舞故事等种种创作,透过人际网路口耳相传,都是我们理解殖民与奴隶时代不可或缺的一部分。牙买加的香蕉船民歌《Day o》是一个出名的例子,本来是奴隶之歌,后来由牙买加裔的黑人歌手贝拉方提的演唱而名闻全球,这首歌也成为贝拉方提最为人熟知的代表作。有人说多数歌手对成名作往往厌烦,只是不得不在舞台上反覆演唱,但贝拉方提似乎过了数十年还是打从心底热爱这首歌曲,或许有一部分是因为这首歌代表他的出身乃至于一整个群体的历史。他以听似轻快的曲调反覆唱着「天亮了,我想回家」,或许也诉说他们还有一个彼岸想抵达的心声。

Come, mister tally man, tally me banana
Daylight come and me wan' go home

下期预告<br class="smart">潘朵拉的档案之四荷兰国家档案馆对早期台湾史的研究有何贡献?以殖民档案建立的台湾史能够解殖民吗?
CC BY-NC-ND 2.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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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akao Eki來自太巴塱部落的阿美族人,2009 年到荷蘭萊頓大學從事十七世紀台灣史研究,之後定居荷蘭。目前以翻譯、寫作、研究為主業,並參與國際原住民族運動。曾獲 2017 年台灣文學獎原住民短篇小說獎。已出版小說有《絕島之咒》,翻譯專書有《地球寫了四十億年的日記》、《西班牙人的台灣體驗》、《故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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