色爾瑪（Selma）：繫泊記憶，寄線索於未來

翻譯，一般而言是譯者走向作者的工作，是譯者查閱資料，確認書中人事物的工作。大塊新書《色爾瑪》卻反其道而行，是書中人物尋找作者，作者撰述成書之後，又再尋找譯者，書中人物主動向譯者提供協助的故事。我恰巧是這個故事裡的譯者。

色爾瑪是猶太人，僥倖逃過二戰納粹迫害，戰後在劍橋大學結識中國心理學家曹日昌，婚後育有曹增義、曹何麗與一對子女。他們懷抱一個建設新中國的理想定居北京，然而夢想在二十年內演變成噩夢，曹家就像萬千中國家庭，因文革而破碎。

增義、何麗兄妹在文革初期失去父母，之後分別插隊到河北和內蒙。他們在 1974 年獲准返回北京，之後歷經波折，終於在 1979 年離開中國，投奔荷蘭的外祖父和三個舅舅。不過他們外祖父纏綿病榻已久，在他們上飛機當日過世，他們抵達荷蘭後的第一件大事，竟然就是參加外祖父的喪禮。

增義、何麗在三個舅舅協助下重拾語言和學業，逐漸擺脫文革陰影，過著與其他歐洲人無異的安穩日子。許多年就這樣過去了，直到某一天他們意識到，當年與他們有相似經歷的人，都沒有撰述記錄的打算，為了不讓這段過去湮沒無聞，他們開始尋找作者，Carolijn Visser 就是他們找到、交託過往的對象。

增義、何麗在 2008 年初見 Carolijn Visser，《Selma》成書出版在 2016 年，並於 2017 年獲得荷蘭 Libris 歷史獎。2020 年，Carolijn 和我共同的朋友 Lambert van der Aalsvoort 帶著《Selma》來找我，他說，這本書絕無在中國出版的可能，但作者也好，曹家兄妹也好，都希望見到這本書至少能以中文面世，請我代為嘗試詢問台灣出版社的意願。

我將《Selma》的英文簡介寄給幾個出版界的朋友，但並不抱任何期望。果然，兩年就這樣過去了，直到《上下游》副刊總編輯古碧玲將這本書介紹給大塊出版社。

2022 年底，大塊出版社與荷蘭 Atlas Contact 簽約後，Carolijn 與 Lambert 同來造訪，那是我們初次見面，她送給我一本《Selma》，在封面頁題字「So excited you will take Selma to Taiwan!」。不久後我開始翻譯這本書，增義與何麗從書中走來，出現在我面前，協助我將荷蘭文寫成的文革故事譯成具有足夠時代感的中文。

一年後，2023 年 12 月中，我帶著新出版的中文版《色爾瑪》去阿姆斯特丹 Carolijn 家，將書分送 Carolijn、Lambert、增義與何麗。喝著慶祝香檳的同時，我們談起下一步的計畫：按照檔案學家的建議，將這些年來增義保存的書信、文件、照片等轉移到阿姆斯特丹的國際社會史研究所（Internationaal Instituut voor Sociale Geschiedenis）。

當然，屆時中文版的《色爾瑪》也會收入檔案。這書最末有作者 Carolijn Visser 的謝詞，簡述她撰寫本書的原因，也有我的譯者後記，說明這本書從荷蘭文譯為中文始末，是我們留給未來的線索。

這本書⋯⋯試圖繫泊記憶，提醒讀者莫忘文革。忘卻的話，遲早有一天，曾經發生在色爾瑪一家的悲劇，會換個面貌重現於我們之間。——《色爾瑪》譯後記（p.3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