吳亦凡事件：“頂流”的權力與新時代的蕩婦羞辱|性別新聞簡報10

本文首发于微信公众号“赵建国的扣扣空间”。【性别新闻简报】是扣扣空间（可能会）长期推出的周更栏目。本期简报聚焦吴亦凡事件与“女权男”周玄毅翻车事件。

吴亦凡事件：“顶流”的权力与新时代的荡妇羞辱

就明星吴亦凡被指控性侵事件，北京市朝阳区警方于7月22日晚发布通报，证实指控女生都美竹多项说法，包括她被骗到吴亦凡家中喝酒，当晚发生性关系等。

值得注意的是，除去事实部分，通报中包含对都美竹动机的揣测“为提升网络知名度”和都美竹与写手合作的细节，却只字不提吴亦凡组局的动机和他背后的公关团队。应当明确，都美竹爆料的动机、是否在过程中雇佣写手纯属其个人自由，不违反法律，不违背道德，更不应该在通报中强调这些信息。知乎网友@曹小灵评论道，若用写都美竹的笔法写吴亦凡，第一段就会变成“吴亦凡指令公司经纪人冯某，而冯某作为吴某凡执行经纪人，为了保护工作岗位和个人利益，在明知主要目的是为了发生关系的情况下，以挑选MV女主角面试为由，邀请都美竹到吴亦凡家中参加聚会”。

通报的写法体现了所有me too案在进入司法程序后的遭遇（受害者，而非施害者，成为被怀疑的对象），它也契合了布尔迪厄在《男性统治》中的洞见：“男性秩序的力量体现在它无须为自己辩解这一事实上：男性中心观念被当成中性的东西让大家接受，无须诉诸话语使自己合法化。”大家似乎默认了男性、掌权者的背后操作，转而质疑女性、弱势者的做法，因后者表现了对既有秩序的不满，并可能挑战、颠覆、破坏之——为什么吴亦凡可以有团队有水军，而都美竹不可以有写手？为什么不解释吴亦凡组局和打钱的动机，却将都美竹的爆料定性为“提升网络知名度”？

更令人大跌眼镜的是，通告发布之后，许多新闻标题以“都某竹为提升知名度公开与吴某凡交往过程”为重点，甚至虚构“女方伙同他人诈骗”。这些明显具有倾向性的标题试图将舆论重点再次转向新闻中的女性，暗中误导读者的情绪和认知。其后的评论多指责都某竹“就是想红、为了流量”（北京日报的《靠炒作走红绝非正道》最为典型）。然而，此事的重点在于吴亦凡是否利用权力进行性侵，与女方是否“想红”无任何关联。就算女方“想红”也不影响其维权的正当性，并且，我们何时见过一个男人因为“想红”而被舆论和公权力羞辱？博主@王磬精辟总结道：“「想红」就是新时代的荡妇羞辱。”

当然，此事的评论中也出现一些更为普遍的荡妇羞辱。以复旦大学社会学系教师沈奕斐和编剧李亚玲为例。

前者认为“没必要探讨这种事情如果发生在我身上怎么办，一般人好好生活，没有贪念，没有胆大妄为，这种事情就不会发生在你身上”，她把事件归为双方的私欲（且不论女方是否有这种私欲），丝毫不考虑背后的结构性问题（娱乐圈的权力机制、女性维权的难度等等）。在这种环境下，“良家妇女”也可能遭到侵害。

后者表示“我18岁时不会在初见面的男人家里喝醉，不会留宿对方家发生性关系”，把事件归为女方的不检点。然而，如前所述，此事重点在于吴亦凡是否利用权力进行性侵、都美竹是否对性行为知情同意，而非都美竹的其他行为。并且，与“荡妇”割席并不能根除性侵害，因为“荡妇羞辱的本质，不在荡妇，而在羞辱，原本就是性别霸权中用来霸凌弱者的手段。你可能以为‘我足够谨慎，足够贞洁，一定不会被钉上荡妇的耻辱标签’。然而真相是，你是不是荡妇，并不由你说了算，而是霸凌者说了算”（Dr昕理学《“男人大晚上喊你喝酒，你能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也有人翻出@马薇薇在2016年吴亦凡约炮事件的评论“明星x粉是最好的粉丝福利”。此观点只可当成一种个人的看法，无法代表女性的真实意愿，甚至迎合了社会对“无脑女粉丝”“拜金女”的刻板想象。它虽不否认女性欲望的自主性，但错误地认为女性与任何人（尤其是明星、有钱人）发生关系都是“赚到”，忽视许多有权者恰利用权势进行性侵的事实。

警方通报的次日，一篇关于都美竹的写手徐某的采访获得极高关注，然而徐某随后被爆出疑似骚扰被性侵的女性并以她们的隐私威胁。暂且不论徐某的过往行为与真实动机，女权博主@voiceyaya指出，需要反思的是，为什么指控者需要某种套路才能获得舆论关注，当其没把握套路、单以受害者身份呼吁时，就被忽略、不被看见。更令人悲哀的是，不少套路与父权制同构，比如嘲笑男方性能力（“牙签”）、挑动国族情绪（“加拿大人”）——徐某的“传奇”是舆论环境恶化的体现。我们也需注意，站出来的女性只是受害者的冰山一角，如豆瓣网友@濛大板儿所说，“只有家境好才有钱和力气去请律师反抗。这种事情就像蟑螂，看到一只就说明早就有千万只在你家里四世同堂了。在jingyao、美竹和弦子之前到底有多少沉默的女孩的尸骨，我们不得而知”。

吴亦凡事件最终应留下什么？

首先，留下的不应是关于性能力的玩笑。

如陈迪在《吴某凡事件：“顶流”的权势与性压迫》中指出的：「男性共同体的特点是，为了维持自己的权力感，他们能够非常干脆地开除任何男性气质受到质疑的成员身份。并且正是通过积极践踏那些“不够男人”的男人，他们会觉得自己变得“更加男人”。当舆论场上出现了一个性能力受到公开羞辱的男人以后，不会有任何男人觉得与自己有关，他们反而会因为参与了舆论狂欢而自我感觉更加良好。重复身体羞辱、性羞辱不会在任何意义上改善我们的公共空间，这只会让人们更加习惯下一次出现的荡妇羞辱而已。」

其次，也不应期望（许多官方媒体所断言的）法律能“决战”此类事件、“警察会给我们正义”。一方面，在中国暴力干预力度低迷、救助资源匮乏的情况下，我们应当批判地看待和讨论法律与执法。另一方面，“法律”和“警察”只是公共讨论中的一维，此事中有权势性侵、亲密关系、女性互助等丰富的面向，我们不应将讨论的正当性依附于公权力的“决战”。

也不能神化指控者，把希望完全寄托于个案——个案对于规则与社会文化的改造是有限的，且这只会加重后续走向不符合“预期”时的反噬。更不应倒向“道德绝对化”，无限提高道德标准——因道德主义与父权同构，这会将女性维权推往女性解放的反面，结果可能会是更严苛的女性贞操观，而非限制当权男性对女性的威胁。

再次援引《吴某凡事件：“顶流”的权势与性压迫》：要想让我们的社会真正地从这次事件里获得什么增益，我们只能更加关注权力的因素。真如指控者们提供的信息所言，吴某凡这样的“娱乐圈顶流”，搭建性资源供给的网络，系统性、常态化地让自己的跟班与工作人员参与“选妃”，这根本就不是私德范畴的问题，这是权力性质的问题。……娱乐行业同样拥有值得被监督的显赫权力，现在发现了有人涉嫌通过机构权力和职务权力寻求性剥削，那么就应该打击这种滥用权力的现象乃至文化。

周玄毅事件：不必强调“女权男”标签

近日，前《奇葩说》辩手、武汉大学教师周玄毅被@致谭女士发长文爆料称，周欺骗感情，与自己、固定女友及另一位年纪很小的女性同时保持关系。因周玄毅曾多次发表支持女权的言论，此事也被称为“女权男翻车事件”。

@致谭女士归纳了周玄毅的“恋爱”套路：先利用女性对“女权男”的珍视，享受崇拜，再为女粉丝发微博，私信对方是唯一一个这样与自己密切联系的粉丝，然后见面以爱之名发生关系，最后培养“开放式关系”。

Melissa A.Fabello 和Aaminah Khan写于2016年的文章《小心这十类自称女权主义的男性》涵盖了周玄毅这类“女权男”，她们指出，小心那些想要控制你性行为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周玄毅和女友在一起时没有得到明确的性同意，就强行与她发生性关系），小心那些双标的男性女权主义者（周玄毅一边说“我觉得骗女人搞开放式关系的都是垃圾”，一边进行他单方面开放的“开放关系”）。

事实上，“女权男”容易犯的错处并不比其他男性少，更准确地说，“仅仅在理论上支持性别平等的女权男，事实上是当今性别秩序中的机会主义者。在经济基础上，他们在男权社会中受益；在符号秩序中，他们从女权主义思想中受益”（李晓天《到底有没有真的女权男》）。“支持女权”并不能担保“女权男”“女权女”在个人生活中的表现。ta们可以利用女权主义的话语为自己的“男权”做掩护，又利用“同盟”的身份阻止受害者发声——“你怎么能挑起对立、分化同盟呢？”再者，抛开如周玄毅般虚伪的人不谈，真心认同女权主义的人也不一定能做到知行合一，其女权主义者的身份至多是一个参照系，在自己所有不达女权主义的地方做上标记，以“种种反思来指涉总是积累中且无法由任何人全部说出来的女权主义”（吕频《约会故事与个人政治》）。

也不必强调“女权男”（这一粗暴的）标签，为其倾注信任和崇拜，而一遭破灭便痛斥“再也不相信‘女权男’了。

且不论当前舆论环境中，女权主义与其他主义多为符号的操弄。女权主义本身并不受性别的限制，同一性别群体内部也并不一定共享相同的生命经验，例如，不够“阳刚”的男性会被男性群体排挤，中产精英女性也很难共情女性工人的处境。如“轻芒杂志”所说，每个人都可以是女性主义者，但这一理念背后始终需要结合自己身份的实践：身为丈夫，应该如何分担妻子的劳动？身为父母，应该如何去教育儿女？尚未成家，每个人在自己的生活中又能做些什么？在播客“不合时宜”中，学者林圭分享了自己在日常生活中对于女权主义的实践，他会和自己妻子均分家务、共同育儿，他也会注意家庭中的情感劳动，努力使自己承担更多。男性也可以参照帕梅拉∙克拉克总结的《男性可以为支持女权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来督促自己，其中包括不对女性外表指手画脚、承担避孕责任等等。

不过，“女权男”的出现及其在“狩猎场”上的成功也反映了女性情感的匮乏。在@致谭女士的叙述中，周玄毅承认，自己其实不能共情女性，只是知道女性的遭遇及不公，就已经比普通男性好那么多了。只能说，一方面，女权主义者不能寄希望于找到“完美的支持女权主义的男人”，也不能期待女权主义能够给自己“浪漫爱”的奖赏。如吕频在《约会故事与个人政治》中指出的，女性解放得从拆解浪漫爱-婚姻制度的想象、改写对女性命运的期待开始，“渣男”本来就是父权制度给异性恋女人的标准配给，不必假装自己是有特权逃离的那一个。另一方面，在现实没有给女权主义者提供答案的情况下，“理想的关系”需要女性作为爱的主体去创造，而不是把男性当成“极大的他者”（与己无关，无法被理解亦不可改变的超级权力体），依靠打倒各种类型的男人（妈宝男、爹味男、“女权男”等等）来为自己寻找正确答案。

未完待续

撰文| 椰子

延申阅读：

日刻《男性可以为支持女权主义做到的35件实事》

吕频《约会故事与个人政治》

陈迪《吴某凡事件：“顶流”的权势与性压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