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來一次，我還會來澳洲打工度假嗎？

2023年6月，我來到了澳洲，開啟了第一年的澳洲打工度假。

在南澳林肯港，我勤奮懇懇工作了九個月，成功地續了二、三簽。但由於申請三簽在國內，導致二簽被覆蓋，倒楣的我在澳洲只剩下了最後一年。如今已經入境快兩個月，我在澳洲的時間，只剩了十個月──打工度假，即將結束。

在我原來的計畫中，我打算續了二簽就讀社工碩士。但在我回國休息期間，學簽政策變得嚴格，再加上沒考到PTE7炸，我的返校計畫被迫擱置。在焦頭爛額的狀態下，我在國內錯誤申請了三簽，浪費了1000多刀，也失去了二簽整整一年。

體力活的痛苦，以及所做的錯誤決策，讓我常常覺得自己「不該活著」。我厭惡總是做錯事的自己，也憎恨沒有能力改變現狀的自己。負面情緒成為了我生活的一部分，膽小如鼠的我也不敢向身邊人訴苦，怕會引來更多指責與謾罵。我很害怕。

如今，我沒有任何退路了，畢竟只有最後十個月。在這篇文章，我會對整個打工度假做總結，並回應一個核心問題：如果人生重來一次，我還會來澳洲打工度假嗎？

一、辦公室與體力活，選哪一種？

我當初選擇來澳洲，很大的因素是想體驗體力活的工作。

當寫作者多年，我一直居家工作，平常只跟著採訪對象和編輯來往。但疫情過後，由於新媒體環境不好，約稿機會越來越少，我被迫選擇新賽道。所以來澳洲做體力活在某種程度上，其實是無可奈何──因為我必須要生存。

我對於體力活的感知不強。一個名牌大學的朋友，之前找不到工作，後來在廈門嘗試去餐飲店上班。我能夠從她的臉上看到清晰的「累」，很強烈的疲憊感，因為體力活確實很辛苦。但當時的我，覺得澳洲體力活薪水高，又考慮自己處於新移民的情況，所以必須忍耐。

我來到南澳偏遠地區之後，做過各種各樣的工作。以清潔為例，我就打掃過飯店，也洗過車，還有工廠內清潔等等。我似乎在這個領域，有了很多經驗。但這些經驗是可替代的，我沒辦法真的從清潔這件事得到什麼成就感。這便是我學到的第一堂課——

可替代性，並且是重複性的工作，可以讓人謀生，但沒有價值感。因為你的崗位，永遠都有人比你做得更好、更快。而且，晉升的可能性是很小的。所以，體力活雖然薪水很高，但非常受限。對於我這種身體素質不是很強，又帶著「理想主義」的人而言，並不是最優選。

此外，體力活的工作環境，也意味著接觸的人群素質不是很高。我在偏遠地區遇到的大部分人，都是高中就直接出來工作。他們的生活或說眼界，也就侷限在這個小鎮的瑣事。如果一個外來的人，尤其是我這種背包客，對他們來說就是可以揶揄的對象。

在我工作過的工廠中，同事之間若存在小小的摩擦，都會在狹窄的環境下被突然放大。大家並不會重視工作環境中的專業態度，而是聚焦到一個個體身上：這個人是從什麼國家來的，其長相和身材怎麼樣，會不會影響到我的利益──利益，成為了一個主要考慮。

除了利益之外，我發現自己無法適應小團體的工作環境。在我之前的工廠中，小團體現像是很明顯的，一群人會集體講非英語的語言，讓我不知所措。這種感覺很微妙，儘管大家都是工友，但大部分人在講一種我不熟悉的語言時，我很清楚自己被排外了。對方不是不友好，只是透過語言把你從社交中拒於門外了。我覺得很失落──原來，我不是自己人。

這所有的一切，都不是我想要的。體力活我當然能做，但不是我想要的。花了九個月，我才明白這個道理。由於在澳洲的工作非常不穩定，又因為體力活的麻木，我考慮到找下一份工作的困難時，下一步的抉擇變得非常遲疑。最後，一日又一日，我始終沒有選擇早點離開。

在這個決策的過程中，我曾經進入過辦公室的環境。我也意識到辦公室更像是起點或跳板：因為我的未來是在城市生活而不是偏遠地區；我的工作需要是使用電腦，而不是我的雙手與雙腳。回到辦公室，其實針對我本人這個情況的最優解。

最後，我在糧食廠的辦公室做了六個月，拿到了推薦信後，在臨走那天上完了最後一天班。我想，我是不捨得的，因為這可能是我在整個澳洲打工度假拿到最多的工資，也是最不辛苦的工作。但為了未來，我一定要離開。這只是讓我適應澳洲社會的一個起點。

二、回到城市，會變好嗎？

如果在偏遠地區受挫，回到墨爾本的我，在找工作會不會變得順利很多？

事實上，困難並沒有因地域而消失。我在寫這篇文章的當下，已經連續幾週處於頻繁面試的狀態，身心俱疲。我非常需要透過寫作與記錄作為出口，怕日後自己不記得這種無法用文字表達的苦澀。

在墨爾本，由於留學生、背包客以及當地人眾多，就業市場的需要變得更加明確，大部分職位都以Pr/Citizen作為前提。除非你有身份，否則所有涉及辦公室的工作，都不會考慮你——因為你沒有長期工簽，你可能隨時離開。但公司不想花時間和精力培養一個隨時會走的人。

儘管我保證自己會留在墨爾本一年，並且已經沒有任何續約要求時，但大部分公司都會直接已讀不回我的工作申請。印像中很深刻的是，有一個經理跟我說，她願意馬上給我工作，但由於我沒有身份，她做不出這個決定。這樣的對話，在我後來應徵時出現過無數次。我不是沒有能力，而是缺了身份。

後來，我也確實獲得了一個在華人公司辦公室的工作。但公司是在悉尼，考慮到生活成本高，又想到這是一個全男+非常內捲（No work-life balance）的公司，我最後婉拒了。這時候，我意識到自己的需求：儘管我很想進入辦公室，但進入一個不舒服的工作環境，我還是做不到。

我最後選擇了海投在墨爾本的工廠和清潔工的工作。如果我的未來是在墨爾本讀書，在無法找到自己想去的辦公室的前提，只能作體力活了，起碼我可以存下更多的錢，並繼續等新的學校offer下來。我的野心，讓我處於「既要又要還要」的狀態中，更加堅定了回校園的決心。

我必須透過回學校，獲得本地學歷以及實習經驗，才能踏上獲得Pr的路。只有透過這種最昂貴的方式，我才能在就業市場中有更大的選擇權。那麼，為了更好的未來，我必須要忍，必須有足夠的耐心。就算是繼續做體力活，我都要堅持下去。

此外，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在墨爾本正在招募的公益機構，包括反家暴或婦女權益等機構。在看到這些工作訊息的時候，我內心的渴望又出現了──我不想忘記過去的我是誰，哪怕當下的我只是一個每天洗擦的工人。

不可否認，我熱愛過去學習和工作多年的性別以及殘障領域。來到澳洲的一個目的，就是希望可以提升這些領域的知識，尤其是擴展我過去認知的深度和廣度。可惜的是，在找工作這件事上，我非常不順，只能以一個個體（一般人）的狀態去進行社會觀察。

如今，回澳已經一個月多的我，工作依然顆粒無收，只是把PTE考過了7炸，提交了新的學校申請。我想，接下來應該繼續面試，直到生活完全穩定下來。我當然是不安的，但經歷過偏遠地區的各種狀況，我反而平靜了許多。

工作一定會找到，麵包也會有的。

三、人生重來，我會來澳洲打工嗎？

在澳洲打工的這一年多，我都在思考這個問題：這個簽證值不值得呢？

我很難給出一個明確的答案。甚至，我的態度是偏向消極的。一方面，如果我不來澳洲生活，我可能對白人世界還會有不切實際的幻想，以為這裡是歸屬。但正因為來了之後，去魅了，我才更了解我想要什麼。

但另一方面，透過這個簽證來澳洲，卻是讓我過早知道了西方社會的殘酷，把我所有的期待和熱情都消耗殆盡，甚至讓我不再留戀這個地方。倘若我是透過學簽來這裡，在校園可以過渡，又或者學簽沒有在我來的當下突然變嚴，我可能還會覺得有一線生機。

但如今，我處於大片迷霧之中。由於澳洲不斷更新的政策，學校不處理我這個簽證的學生，必須讓我回國。但是回國等多久，又是一個未知數。就算回國了，學校不一定可以成功給我uncon offer。那麼拿到offer，學簽能不能拿到又是無法判斷的事情。

拿著這個簽證，又沒有身份，我只能不停地做辛苦的體力活。寫到這裡，我覺得自己真的很失敗。我試著讓自己學會「能屈能伸」的能力，為了未來努力賺錢。但真的進入這些工作場景，我又是不情願的。我活著，但如同死了──生不如死，這就是移民世代的普遍困境。

我會繼續努力嗎？我會。因為距離簽證到期還有十個月，即使是收到學校的拒信，我也想等到完全沒有辦法時才徹底放棄。同時，我也會準備雅思，申請紐西蘭的社工碩士。我這個人，可能沒有什麼特別優秀的特質。唯一能做的，就是堅持，也就是「犟」，直到撞到南牆才會回頭。

這篇，便是我對於澳洲偏遠地區續簽，以及這個簽證反思的最後一篇文章。之後，我會聚焦在城市生活，寫我在墨爾本的喜怒哀樂。我很清楚，我現在的書寫，不只記錄自己的故事，也是告別澳洲的進行時。如果離開是我的宿命，起碼我曾經來過。

出國已經一年多，我分享的負能量多過於好消息。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出了問題」，還是該怎麼改變自己，才能把生活過好。在焦慮與糾結中，我的二十七歲，就這麼糊里糊塗地到來了。

祝我二十七歲生日快樂，希望這不是我在澳洲過的最後一個生日。

約稿合作：

在澳洲一年多後，我發現迫切需要寫作。比起繁重的體力活，寫作是我最擅長的事情，在記錄和反思的過程中也能療癒自己。如果有需要產出性別、殘障、影評、商業軟文等文章，非常歡迎來聯絡我進行合作；我也可以做線上編輯，進行修改和創作文章。

另外，如果有任何媒體機構或出版機構，對我的故事有興趣，請一定要聯絡我。我很想出書，出一本屬於自己的書。只有回歸中文寫作時，我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