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忘记母语之前，我在澳洲拼命写作

看完电影《好东西》之后，我整个人都处于兴奋状态——这或许是每个人看完这部贯穿性别平等理念的电影的心情——惊奇、难以置信以及强烈的心满意足。但在消化完这些复杂的情绪之后，我的大脑开始思考，并把自己代入了主角「铁梅」的生活中。因为与她一样，我也曾是一个记者。

记者意味着什么？意味着我们要采访在社会中生存的少数群体，并记录他们的声音，从而以文字、图片或者视频的形式呈现，让世人了解这个社会的现状。此外，这篇报道必须客观与公平，不偏不倚。这就意味着写出这些文字的人，需要对语言有极高的掌控能力。

然而，敲打这些文字的我，却不得不承认，哪怕是曾经写出过不少好文章，而今对母语的感知力却越来越低了。这不仅是因为我现在来到了南半球，日常习惯用英语为主；也是源于过去的创伤，加重了我对母语表达的恐惧，让我不再热爱写作以及创造了。

我很害怕，终将有一天，我会失去「母语自由」，以及我旺盛的表达欲望。

母语，与再教育

最初意识到我快要失去「母语自由」，是我发现自己写的文章被屏蔽之后。

那时是2018年，米兔运动在中国大陆刚刚被曝光出来，我还在上大三。在编辑的指导下，我把近几年在高校发生的性骚扰案都整理成一篇文章，希望公众能到注意到这个议题的严峻性。但文章发出去没多久就被404（删除）了；后来，就连发布文章的媒体公众号都被封号了。我不禁感慨，「落了片白茫茫大地真干净」。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意识到，原来写新闻，是需要提前准备好「遗照」。为了能让自己的文章在互联网上留存得更久一些，我开始学习如何更加隐晦地表达自己的想法。我不再参与敏感题材的采访，只是针对热点事件写评论，再从中展开性同意、体毛羞耻、校园暴力、性与性别认同等讨论。我安慰自己，这样如此温和的表达方式，也许不会太引人注意，并随后点击了「发布」。

但结果却并不如意。一部分的文章，总是会引起谩骂，尤其是来自男性，苛责「我是一个极端的女权主义者」。另一部分的文章，则是发布出去之后，随着阅读量和转发量的升高，而直接变成「查无此文」。刚开始一两篇无所谓，但随着越来越多的文章「遭殃」，我开始对母语表达失去了信心。

中文，是我的母语。我需要用这种语言去探索自己，需要通过记录他人的故事，来引起自己以及他人的思考。这本质上，就是一种「再教育」的过程，教育我与他人学会尊重与理解人的多样性，并拥抱这种差异性，从而更好地接纳不够完美的自己。

时至今日，我仍然记得刚开始采访多元性别人群的兴奋与迷茫。那时候的我，对自己的性向充满了好奇，尤其是发现自己对女性产生了别样的情感后。但当时双性恋/泛性恋的信息以及社群都很少，与人接触、听人讲故事成为了我的学习素材，让我开始进入自我认同的阶段。

后来，便是对自己的性别概念进行解构与重塑。我当然知道自己是一个顺性别女性，但对于女性在家庭的角色以及在社会的地位，却是一无所知的。或者说，我对女性的概念有模糊的认识，并且知道包括重男轻女等性别歧视的现象，却从未真的对父权制进行深入思考。直到我开始阅读和记录，才真正理解女性是如何被社会建构起来的。

遗憾的是，当我吸纳越来越多信息，并且想要把之分享给其他人的时候，我却失去了这种掌控力。为了应对社交平台的自我审查，我要开始捏造一些本身不属于中文表达的字词，甚至用莫名其妙的方式去表达，才能让这些信息「被看见」。我很失望，甚至时常感觉绝望。

我已经学习中文表达十多年了，从小学到大学，理应有流畅表达的能力，最后却被阉割成为一些模糊的阐述。我尽力了，但也对此无能为力。这便是我逐渐失去母语自由的过程，是如温水煮青蛙般，最后留下一些残余——我还能说，也还能写，只是不再尖锐与锋利。

我张开嘴，却说不口了

后来，我和无数个娜拉一样，毅然决然地选择了出走，希望在新天地获得一些安全感。

我来到了离家千里之外的南半球。出发之前，我天真地以为到了新的土地之后，我可以重新掌握对母语的应用能力，甚至可以对自己感兴趣的话题进行持续性地创造。但事实上，我的状况却变得更糟糕了。

由于签证的要求，我来到了偏远地区务工。这里地广人稀，白人为主，这就导致我日常对话都是用英语。为了更快适应当地生活，我大部分时间都在学习新的单词；又因为没有遇到跟我一样用中文的人，我不再常用我的母语，甚至没有意识到其正在退化。

这可能听起来有点难以置信。是的，对于那些只是学习几年中文的人来说，不用就肯定会退化。但对于我而言，情况则变得更加复杂。我发现，语言掌握的能力，是跟社会文化背景息息相关的。当我移居之后，由于不再了解母国发生的情况，也就与原来的朋友渐行渐远。

尽管我还是照常与朋友分享澳洲的生活，但由于两到三个小时的时差，也因为彼此对双方的生活不太了解，我们的对话总是不顺畅的。有时候，我很想说点什么，但脑袋都是浮现英文而非中文，真是有种「张开嘴却说不出话」的感觉。我知道，我越发「西化」了。

朋友自然觉得没什么，但我却是慌张的。因为我不想承认自己的脱节，也不想放弃自己好不容易争取来的表达自由。可事实就是如此，我的英文越来越顺，做笔记也抛弃了母语，就连有时候发一些信息给国内朋友，我都考量到用英文去表达，避免可能会出现的风险。

我只好开始强迫自己恢复中文写作。当然，好在我已经不再是记者了，也就不再有阅读量以及发布要求的风险评估。于是，我在一个新的社交平台上，开始每天更新我的南半球打工辛酸史。这一次，我想为自己而写，就当是写日记一样宣泄情绪就好。

然而，我的记录还是会遭到不同人的谩骂。由于我在南澳遭遇到很多种族歧视的现象，让我开始怀疑西方世界的自由、开放、多元的价值观是否真的存在。但我的困惑，却引起了很多在澳洲的华人不满，他们会留言「既然不喜欢澳洲，那就滚回中国啊！」，又或者用「受害者有罪论」攻击我，表示自己从未经历过这种事情，肯定是我有问题。

我很难理解如此「非黑即白」的逻辑。选择生活在哪片土地，并不代表着这片土地就是完美的。人都没有十全十美，何况是一个更加庞大、复杂的国家体系呢？我不明白他们为何对我有如此大的恶意，但我确确实实产生了应激反应。这次的经历，就像是过去被阉割的文章一样，让我再次失去了对母语表达的信心。我很难过，也很害怕，最后决定停更。

停更一段时间后，随着谩骂的热度下降，我又恢复了表达与创造的欲望。更准确地说，是我意识到了，如果再不写点什么，我可能会在日复一日的麻木工作中，最终停止了思考。我不愿意就这样放弃这么多年学习过的知识与获得的信息，所以我想再试一次。

很快，我就发布了自己作为亚裔女性，在移居他国的生活与工作体验。尽管，我收到的评论还是恶评居多，但我也能看到一些女孩表示深深共情的故事分享。我很庆幸自己没有放弃母语写作，也很感激她们能够讲出来——我们在异国他乡，都不再是一座孤岛。

我也通过写作认识了越来越多的娜拉。她们中的一部分人，除了要提高英语水平之外，还要学习当地的语言（如荷兰语或者德语）。因为只有熟练地掌握当地的语言，她们才有资格留在这个国家——只是谋生，就已经足够困难。对母语的熟悉，反而会让她们在学习新语言的过程中更加困难，毕竟她们还会保留着一些过往的表达习惯。

尽管在异国他乡中，我们作为亚裔女性，面临的困境不一样，但都大同小异。为了不彻底失去对母语掌握能力之前，我与其他姐妹通过线上、线下的形式，希望找到更多的同伴，分享自己在异国他乡的爱与痛、喜与忧。我们提醒着对方，永远都别忘了来时走过的路，尤其是已经走了多远——我们比我们想象中的自己更加强大。

我们当然也明白，哪怕日后习得了第二甚至第三语言，但始终无法产生与时代背景及文化底蕴相关的深刻认同。因为我们，哪怕日后取得永居甚至新的护照，那些曾经滋养又或者伤害我们的人事物，就跟母语一样已经根深蒂固，让我们变成了现在的自己。

这或许不是最好的时代，但起码不是最坏的

我还会继续写吗？我时不时都会问自己这个问题。

写，我是带着恐惧去写的，尤其是知道自己什么能写，以及什么不能写。如果写，就要考虑能不能发出去，也要想好这些内容是否会给他人带来麻烦。我必须要把「小心谨慎」这四个字贯穿整篇文章，并期待读者能够读懂我想表达的内容——请你们大胆猜一猜。

但如果不写，可能我的生命故事，又或者是说，在这世界上更多个「类似我」的故事，就没有人知道了。最后，人们只会在一个信息茧房的社会过日子，变得越来越麻木与冷漠。事实上，我已经见证了这样的生活，并且为了逃离这种生活而做出了选择——移居到南半球。

日落西山，我会这样形容我的写作生涯。与此同时，我日渐衰弱的母语表达能力，也像警铃一样提醒着我，如果再不写、再不思考，可能我就要忘记了。长期以往，我就会习惯性忘记那些喜怒哀乐，并失去了所有的探索欲与分享欲，变成「泯然众人矣」。

这一天肯定会到来，我有这样的预感——尤其是远离故乡太久而形成隔阂之后。但在那一天来临之前，在我还能以母语表达我的情感之前，我还会继续记录。或者那些跟我在他乡一样的人会看到，娜拉出走后有无数种生活形态。这或许不是最好的时代，但起码不是最坏的。

约稿合作：

在澳洲一年多之后，我发现迫切需要写作。比起繁重的体力活，写作是我最擅长的事情，在记录和反思的过程中也可以疗愈自己。如果有需要产出性别、残障、影评、商业软文等文章，非常欢迎来联系我进行合作；我也可以做线上编辑，进行修改和创作文章。

另外，如果有任何媒体机构或者出版机构，对我的故事感兴趣，请一定要联系我。我很想出书，出一本属于自己的书。只有回归中文写作时，我才是我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