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第一课》前言：答问作为一种异议

这个写作计划的缘起，要说到八年前获香港中文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邀请，我在他们的硕士班开课讲香港社会与政治。学院的硕士班和香港其他修读式的研究院课程一样，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很多。他们一方面未必有社会科学的背景，对香港的议题也一般不甚了解，于是学院便想到开一门公共事务分析课，并以香港为案例，培养他们当记者所需的社会思考意识。我立即同意了学院的邀请。与从中国大陆来香港谂新闻的学生谈香港，可是一件好差使。

尽管愿意来香港谂新闻的学生通常比较崇尚自由，但要和他们谈香港也不容易。毕竟，中国大陆对香港有其官方叙事，对于从小在这套系统内认识香港的学生，来港后往往会遇上很多现实差距，每件事情都要逐一解拆。例如近年来香港人的中国认同屡创新低，自认中国人的年轻人曾跌到百分之一都没有，这点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大多没有听过，也很难立时理解。

中港如何认识彼此和自身，这其中的差异其来有自，近年更变本加厉。在当前中国的官方论述当中，强调中国在晚清之后经历的「百年屈辱」，直至改革开放之后走进最好的时代。这说法当然有一定基础，但当社会中的各种事物都被放进这个框架来诠译时，就会出现很多问题：过去中国曾经更为开放进步的面向，会被抹杀；当今中国尚未解决的问题，会被淡化。

香港在这个宏大论述中被给予了角色：英殖香港被视为中国过去不光彩的一页，香港回归就是中华民族复兴的证明；当今香港尚会有人批评中国就是执迷不悟，而且一定是受境外敌对势力唆使。现在的香港，引用《环球时报》的说法，是年轻人被「放纵太久」和被「外国反中乱港势力」煽动，我们应该认识和批判他们的「险恶用心」和「丑陋嘴脸」。

这些当然都是严重片面甚至失实的说法，事实比这些爱国措词要复杂太多。但说这些话的人要的不是现实。借用近年的说法，中国大陆官方媒体所描述的香港，基本上都是「假新闻」，目的不是要真诚解释香港在发生什么事情，而只不过是为既有的政治立场鸣鼓开路。最起码，当解释的对象不是香港，或者时空背景不一样时，同一套路就会忽然消失。爱国在此只不过是政权的工具。

面对情感澎湃的国仇家恨，我总会在开学的第一课和学生说：当你进了这教室的门，你的第一身分是一名学者，一个独立思考的人，不是香港人或中国人或什么人。我欢迎你分享你的个人经历，我们可从中互相学习；但一个观点是否值得支持，我们只应看它在学究上是否站得住脚，更千万不要因为结论不合脾胃便立即联想到一定是对方动机不纯。回溯真实，判断是非，与国族身分无关，和爱国与否无关，也和结论倾向哪一方无关。学术就是学术。

问身分认同，近年文化研究的学术共识是，尽管它或有一定的物质基础（例如隔个山的社群说话口音通常有些分别），但选择把哪一些文化连结放大，把哪一些的文化分野抹去，以便制造共同的向心力，就是社会使然的政治工程。这样去理解，比谈「血浓于水」或「民族大义」更能解释自二次大战以来香港人身分认同和中国想像的离合。

问政府管治，近年政治学认为要明白一个地方的管治得失，除了要看组织制度与法规条文外，也要研究它们是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订立，又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执行，而两者之间的差异又会如何使得同一套的组织制度与法规条文可带来不一样的社会影响。以此理解什么是一国两制和高度自治，比重复「香港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更有助厘清香港政治争拗的重点。

问经济发展，近年社会学强调市场并不抽象地存在，而是嵌入在特定的社会环境当中，优势和弱点不一定来自先天或个人因素，也很多时候受所处的权力关系所影响，有绝对权力者甚至可以制造垄断，所以我们不能假设有买有卖就代表市场有效运转。以此来理解香港的房屋和劳工，甚至医疗与教育等议题，比迷信「狮子山下」以为努力总有出头天来得实际。

上述总总，在学术界谈不上是什么大道理，就算是大学一年班的学生也应该听过。这些分析方法，也不止可应用于香港。如果学生毕业后有日被派到南美洲去报道新闻，用上同一系列的社会思考意识，也应能更有深度。

于我而言，并不关心学生在这课程完结后对香港的政治立场有没有改变，重点是他们知道认识社会议题需要的方法和态度，可以独立思考，不要人云亦云。

从求学问出发，无论你如何看不起「左胶」、「笨土」或「小粉红」（香港的左翼社运参与者、本土主义者和中国大陆民族主义者的网上标签），也得先客观地理解他们存在的社会基础，是什么促使他们出现。诚然，香港有些人抵制中国大陆的言行明显地不理性，反之亦然，但这不代表我们就可以漠视这些现象背后的原因。如果我们因为情感上不喜欢某些行为，便将其动机也同时否定，那么我们自身也不见得很理性。

强调立足学究，是因为我不希望我在这里提供的回答会被用来助燃更多的中港矛盾。见过太多所谓的讨论倒退成「你不是香港人，我比你清楚」或「你不在中国大陆长大，你不会明白」之类唯出身论的说法，太没意思。从我的教学经验来看，在香港长大的学生对香港各种情况其实并不见得远比中国大陆的学生更掌握。反过来说，中国有十四亿人口，即使在中国大陆长大的若要自称熟知各处情况也未免过于自信，更别说各种信息审查和歪曲的影响。

为免被自以为是所蒙骗，社会科学常常强调要学习当一个「专业的陌生人」，以超越日复一日的争吵。见到现象，不用马上批判，更重要的是去追寻原因。这样把熟悉变陌生的做法，对中港都有好处。很多香港人也许已经习惯或觉得理所当然的东西，其实需要更多解析。例如立法会议员终日吵吵闹闹，很多香港人自己都感到烦厌。但抽离去看，不难发现吵闹背后的结构，或不理性背后的理性。反过来，一些在中国大陆已成习惯或普遍觉得理所当然的事情，也可被香港这个特例颠覆。例如「香港人」这个概念从出现到今天短短数十年来已转了很多很多道弯，身在香港不用熟读学术经典都知道国家、民族，和政权是三个相关却不相等的概念。就算有日香港在地图上消失，各种香港的疑问仍应留下，让中国以及世界上的所有人持续思辩。

虽然强调学究，但我也理解这个写作计划的政治含义。

当今香港，讲道理已是政治。当政府可以邀请一大群专家学者做数个月的土地咨询，却在咨询期完结前推出一个各项参数设定也和原咨询不符的方案，无异于告诉世人他们从不在乎任何认真的思辩；而当政府接连这样做的时候，民间的回应也越来越变为宣泄不满多于寻求认真答案。在此环境，放慢脚步，把道理说清，已是异议。扩阔一点想，过去数年随着中国大陆政治环境改变和言论尺度的收紧，对香港的负面宣传成为了煽动民族情绪和巩固政权管治的手段之一。那么，把香港的不同面貌表达出来，也是异议。

正正基于这政治含义，我预期我在此提供的问答会受到很多挑战。在学术世界，同一件事情有不同的理解不足为奇，知识就是在争辩中成长的。如果你拿着我提的问题去找另一位学者，他或她说不定会给你另一系列的解答。我可以做的，是为我的每一篇解答（以及这篇序言）提供伸延阅读，让各位知道讨论脉络的源起，也可以按此进一步研讨。

至于研讨过后，我不寻求必然的共同结论，只望能对讲道理有所追求。毕竟对于本来就不打算讲道理的，我再写十万字也不可能说服。近年有些观点声称为了中国的崛起，面对香港（或台湾）时不用考虑当地人的感受，直接移平推倒重来就是，也就是所谓的「人滚地留」。这种说法基本上和纳綷德军的东欧政策没有分别，如果有人要持这种立场来讨论问题的话，要处理的恐怕已不再是论证而是基本价值观甚至是人性问题了。

回想二零一四年的占领运动，我在占领爆发当天写了一篇后来被称为「占中十七问」的答客问，解释这场运动爆发的政治背景。有市民将该文大量印刷拿到占领区派发，也有网民转贴在网上广泛流传，协助其他地方的人理解占领运动的前因。出版过后，不少台湾媒体特别来找我做专访，文章也在中国大陆的网络审查下流传，还引来官方以「香港占中十问」回应。

占领运动虽已远去，香港故事还未说完，对香港的扭曲误读还在继续。接下来的十万字，可理解为当天辩解的一个延续。辩解，不仅仅是为了香港本身。以扭曲事实来服务政治，以情绪指控来愚弄大众，在中国乃至世界都不罕见。按其他题材以答问来提出异议的人，中国还有很多很多，他们的处境远远比我困难。接下来的答问，也算是向他们致敬。

伸延阅读：
高马可（2013）：《香港简史—从殖民地至特别行政区》，香港：中华书局。
徐承恩（2016）：《城邦旧事：十二本书看香港本土史》，香港：红出版青森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