計劃生育是中國特色嗎？中國計劃生育的幕後推手是誰？｜瑪力再說

前不久，中國報導網發表了一篇《落實三孩政策黨員幹部應見行動》的文章，文中稱黨員幹部們應該積極響應國家的三孩政策，以身作則，多結婚（多生子），杜絕這種不生或者只生一兩個右傾主義苗頭。此文一出，頓時燃爆全網，相關微博點擊量達到570萬次。估計是宣傳效果還沒達成，喜劇效果先出來了。這篇文章便在幾天后疑似被消失了。

不管黨員們到底到底有沒有「性趣」「以生做則」，看的出來，「計劃生育」還是我國的一項基本國策啊！不得不佩服當年的國父們對中文的理解和造詣，我只能說太有前瞻性了！

很多人都認為「計劃生育」是典型的中國特色，才導致了目前老齡化和生育率持續走低。然而這個鍋，到底應不應該中國自己背呢？

開始我們說到，「計劃生育」作為中國的一項基本國策，78年寫入憲法，從此規定一對夫妻只能生一個孩子，到現在鼓勵生二胎三胎也有近40年的時間。這40年雖是中國從計劃經濟到市場經濟快速發展的40年，但唯獨生孩子的這個事，可謂是將限量版和匠人精神發揮到了極致。每個家庭作坊2大4老，都只能為孵化一個共產主義接班人而鞠躬盡瘁。萬一這個產品得不到用戶的認可，連修復bug和更新2.0版本的機會都沒有，所以全行業內捲也就不足為奇了。當看到老外們拖家帶口其樂融融，又不上補習班的躺平心態，中國爸媽們的心裡可謂是五味雜陳。那到底是誰造成了這樣的局面呢？我們還可以再選擇一次嗎？

事情還要從1922年一個下午說起，在北京大學三院，有一個名為《生育制裁的什麼與怎樣》演講正在進行，聽講的人可謂是人頭攢動，門庭若市，當時的新文化運動代表人物，北大教授吳虞在日記中寫也有詳細記錄了當天的場景。而這位主講人是一名叫做瑪格麗特·桑格（又稱桑格夫人）的美國女人，她是美國節育聯盟（American Birth Control League）的創始人，而這次的中國之行正是她的全球巡演的其中一站。她的主要理念包括，人口問題已經是「新社會哲學中的一個中心問題」，她提倡通過節制生育，也就是少生優生的方式，使得家庭和社會資源能盡可能的有效利用，來解決貧困、疾病及兒童教育等社會和家庭問題。

乍一聽，好像還蠻有道理的樣子，這個應該是中國人第一次正式接觸「計劃生育」這個概念。由於當時的中國正處於後五四思潮和新文化運動時期，迫切的想摘掉東亞病夫的帽子和學習西方，整個國家百廢待興。包括胡適、陳獨秀、張競生等一大批知識分子對於桑格夫人的這個理念都非常的推崇，她的關於節育和優生的書也被很快翻譯成中文出版。

這位馬格麗特·桑格是何許人也，她為什麼要宣傳計劃生育呢？

首先，從主觀上來說跟她的生世密切相關，瑪格麗特是家裡11個孩子中最小的一個，她的母親總共懷孕過18次，去世的時候不到50歲，處於對母親的憐憫，瑪格麗特一直認為是母親的死跟過多的懷孕相關。長大後她成了一名護士，看到很多貧窮的婦女因不斷的生育而無法擺脫貧窮，於是她變開始了倡導計劃生育的運動，雖然在當時保守的美國也有很多人反對，她也幾次被捕入獄。在她的持續努力下，終於創立美國節育聯盟，行走全世界宣傳計劃生育理念，也走上了自己職業計生委大使之路。

而這位桑格夫人的行為看起來是一名女權主義者，實際上她也是一名種族主義者。她認為黑人、窮人是社會的不安定因素，要努力的提高優等種族的的生育質量，她甚至提議要對底層人民進行智商測試，意思就是你笨就不要生孩子了。 （不知道某位帝國元首是不是也受了她的思想影響）。而在當時大環境下，西方由於工業革命的快速發展，白人的經濟地位比有色人種要高，白人產生了一種種族優越感，而窮人和有色人種的生育率又普遍比白人高，加上當時社會達爾文主義的盛行，為了避免這種逆向淘汰，桑格夫人的計劃生育理論自然得到了不少富人階級的支持，而大名鼎鼎的洛克菲勒家族就是美國優生學會的一員，並提供了大量的資金支持。非常搞笑的是，雖然桑格夫人和洛克菲勒們到處宣揚要少生孩子多種樹，自己卻生了一大堆的後代。

這種種族主義優生理論在當時的美國和西方非常盛行，據說洛克菲勒一世還給德國的幾個優生學組織提供了巨額資助，而這些組織後來成為希特勒的納粹優生項目的重要基地。對於洛克菲勒家族們到底有沒有操控全球的經濟我們不得而知，但這種族主義的鄙視鍊和利益鏈在當時那個弱肉強食的帝國主義時代還是存在的，控制「低端人口」的的策略往往披上了一層人道主義和科學的外衣。

二戰之後，一個更神秘和高大上的組織成立了。 1946年聯合國秘書處成立了人口處，首任處長便是由洛克菲勒家族資助的前普林斯頓大學人口研究所所長諾特斯坦教授，而這位諾特斯坦正是現代人口學理論的創立者。 1967聯合國設立人口活動基金會（UNFPA），同年聯合國人口處也升級為人口司。而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的的主要作用，便是以保護婦女兒童權利、減少貧困為出發點，向第三世界國家推廣計劃生育和優生優育，他們主張婦女應該有自己的生育和節育權。

本質上來說，聯合國人口活動基金其實和之前桑格等人的理念並沒有根本上的區別。

而這個基金的首任主任便是被稱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之稱的菲律賓人拉斐爾·薩拉斯。我在之前「中國人民還有老朋友嗎」的那一期中提到過這位薩拉斯同志，他曾經在西方國家指責中國的強制計劃生育政策時，挺身而出為中國背書，而得此老朋友殊榮。

我們開始提到，聯合國人口基金自成立以來，就樂此不疲的向發展中國家宣導人口爆炸論和優生優育論，但並不是所有國家都對計劃生育感興趣。俗話說，蒼蠅不叮無縫的蛋。 1971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取代中華民國進入聯合國之後，聯合國人口基金高度終於有了大展身手的機會，1972年到1986年，拉斐爾·薩拉斯就曾8次訪華，與中國領導人多次深入交流，關心中國的人口政策和方案的製定和實施。眾所周知，中國政府和人口學界從50年代開始就一直認為中國的人口太多是導致貧困的主要的原因，所以對計劃生育很感興趣，迫切需更多的技術和資金援助。 1979年中國剛開始改革開放，聯合國人口基金在當年就與中國草簽了5000萬美元的資助項目，而當時的全國的外匯儲備還不到2億美元。這個項目的第一期在1980年9月正式簽署，這筆錢將用於開展人口普查、計劃生育、產期保健、人口學研究與人員培訓等22個項目。可以說，整個中國計劃生育體系、人口學體系、人口數據體係都是聯合國人口基金幫助建立的。從1980年代開始，聯合國人口基金對華資助已經到了目前的第九期（2021-2025），總金額接近3億美元。

與此同時，在1974年10月，另外一名中國人民的老朋友亨利·基辛格博士領導的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秘密起草了一份關於國家安全研究備忘錄200：全球人口增長對美國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影響（ NSSM200 ）的問文件，又稱「基辛格報告」，在1975年11月成為福特政府的官方政策之一。在這份1989年解密的文件中顯示，美國列出了當時世界上最最不發達的13個國家（沒有中國），基於對於這些國家的礦產資源的需求和美國國家安全的擔憂，美國認為如果這些國家的人口快速增長，可能會對該國的政治穩定產生不利的影響，既而不利於美國的利益。所以在這些國家中，可以利用聯合國人口基金等國際組織推廣小家庭（最好是四口之家）和宣導優生優育的概念，是一個不錯的人道主義包裝項目，也符合美國的戰略利益。這個NSSM200計劃被很多人甚至是《大國空巢》的易富賢老師也認為是美國洛克菲勒家族控制不發達國家人口的陰謀。

說到這裡呢，聯合國人口基金可以說完美的充當了這個「白手套」。從表面上來看，我們很難說聯合國人口基金宣導的人口理念哪里政治不正確，難道不應該讓婦女有自主選擇懷孕的機會嗎？難道不應該建議人們在經濟條件不好的時候減少生育嗎？如果從人權的角度來說，這個當然是沒有任何問題，但如果從一個組織希望達到的效果來說，就存在一個巨大的道德困境和執行真空。

我們開始說到，中國計生體系和人口學研究可謂是在聯合國人口基金的手把手扶持下建立起來的，但以薩拉斯為代表的人口基金卻對中國的執行手段熟視無睹。眾所周知，強制上環、結紮、流產、引產等「計劃生育」手段在中國執行了30年，除開這些技術手段，超生後涉及的黑戶、賄賂腐敗等社會問題也是家常便飯。而聯合國人口基金在中國很多機構都有合作項目，其辦事處通常就在當地的計生委，不可能不知道中國的計生手段。但他們卻說，「雖然有人指責中國採用強迫方法實行計劃生育，但是中國政府從來沒有批准使用強迫的方法」。薩拉斯說，「對於計劃生育自願性來說，每個國家都有它的自己的看法。如果您是指中國的情況，我非常確信，中國自己會說，依照他們的文化標準，它們的方式不是強制性。也許依照西方的標準，中國的做法可能是不可接受的，但每個國家必須依照自己的標準」，薩拉斯的繼任者薩迪克1989年在CBSNightwatch電視節目中也說，聯合國人口基金不支持世界任何地方的強制墮胎，但她表示說中國的計劃生育是「完全自願的」。中國還榮獲了聯合國最佳人口控制大獎。薩拉斯們的這一行為，無疑是給中國的計劃生育的合理性打了一劑保胎針。

從聯合國人口基金的種種行為我們也可以看出，所謂的國際組織也非常容易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而喪失公信力，我們也不難理解為什麼當今的奧委會、FIFA、聯合國早己經經不起金錢的考驗了。

根據世界銀行數據顯示，全球的平均生育率從1960年的5降到了現在的2.5左右。根據第七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顯示，2020年中國育齡婦女總和生育率為1.3，曾經被聯合國人口基金重點關照的東亞地區幾乎面臨自我種族滅絕的危險，那聯合國人口基金是否要為如今全球低生育率負責呢？

說到這裡，本集的大部分資料都來自於易富賢老師的《大國空巢》這本書，書中對於中國計劃生育的前世今生有非常豐富的闡述和數據支撐，我們開始也提到，除了聯合國人口基金，易富賢老師也對美國當年的NSSM200計劃表示強烈譴責**。 （**我相信小粉紅們看到這個計劃，一定會喜出望外的拿來做美國陰謀論的有力武器，也會結合《貨幣戰爭》這樣的書當作尚方寶劍深信不疑。我想告訴你的是，美國當年很多決策的製訂確實有很多見不得人的勾當，也沒有經過公眾同意，甚至連總統也不一定知情。但它終究會被揭秘和公開，供世人評判和吸取教訓。如果將當年的《NSSM-200》進行投票的話，不但在全民投票中通不過，連在議會也是通不過的。）

隨著人類文明程度的進步和目前全球低生育率的現實情況下，我相信各國包括聯合國人口基金，也會認真反思之前人口政策的合理性。國際思潮的多樣化本來是很正常，尤其是在人口問題上自古爭論就很大。關鍵看能否及時調整策略，並採取有效合理的辦法進行糾正。而中國製度的單一性和迷信學術權威，使得中國對國際思潮缺乏綜合辨別能力，政策很容易根據當權者的偏好一面倒地受某一種思潮所影響，還覺得自己特別有理，為中國唱讚歌的就是老朋友，反之則是反華勢力。我們不妨思考一下， 那到底是中國利用了聯合國人口基金，還是人口基金縱容了中國的計劃生育政策呢，我相信你也有自己的答案了。

我們回最開頭說的問題，黨員首先也是人啊，而且大部分適齡黨員正是一孩政策下的獨一代，人家愛生不生，生得了生不了，是一紙文件能決定的嗎？你給人可以暢所欲生的條件了嗎？

最後，我想說是的，以前開車技術爛並不可怕，可能路況不是太友好，現在條條大路通羅馬，你非要倒著開，就是你的不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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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國建國初期，中國其實是限制墮胎的，毛澤東認為人多力量大，甚至是模仿當時的老大哥蘇聯，樹立「英雄母親」形象，在政策和輿論上都鼓勵多生孩子。 1953年，在經濟學家馬寅初的建議下，中國進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一查6億人口，比1949年增長超過1億多人口、 人口自然增長率超過20‰。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後來又提出《新人口論》，建議控制人口過快增長避免國家經濟負擔。對於從來沒有管理過這麼多人口的黨內大佬們來說，要養活這6億人確實讓他們驚出了一身冷汗，再加上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後，百廢待興，所以這個理論得到了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大佬的支持，開始從宣傳和政策上面放開節育和避孕的限制。毛澤東雖然不是完全支持，但也基本認可了這個觀點。

後記

中國最早其實是限制墮胎的，毛澤東認為人多力量大，甚至是模仿當時的老大哥蘇聯，樹立「英雄母親」形象，在政策和輿論上都鼓勵多生孩子。 1953年，在經濟學家馬寅初的建議下，中國進行了有史以來的第一次全國人口普查，結果一查6億人口，比1949年增長超過1億多人口、 人口自然增長率超過20‰。時任北大校長的馬寅初後來又提出《新人口論》，建議控制人口過快增長避免國家經濟負擔。對於從來沒有管理過這麼多人口的黨內大佬們來說，要養活這6億人確實讓他們驚出了一身冷汗，再加上當時的中國經濟落後，百廢待興，所以這個理論得到了周恩來、劉少奇、鄧小平等一批大佬的支持，開始從宣傳和政策上面放開節育和避孕的限制。毛澤東雖然不是完全支持，但也基本認可了這個觀點。

1957年，馬寅初被打成右派，大躍進開始，隨之而來的就是大家熟知的三年大饑荒。 1960年首次出現了不正常的人口負增長，計劃生育被迫擱置。從1962年開始，曾出現了一個小小的嬰兒潮，到了1970年人口增加到8.2億，但人均GDP卻增長非常緩慢，到1970年的只有778美元。管理層普遍還是認為人口多是貧窮的主要原因，毛澤東認為，既然我們是計劃經濟，那人口的增長自然也應該納入計劃的範疇，才能匹配經濟的發展。 70年代的中國依然貧窮落後，雖然政府對計劃生育越來越迫切，對於老百姓來說越窮越生，越窮越生。政府也沒有更好的辦法，由於沒錢沒技術，所以當時的人口政策是只能鼓勵晚婚晚育，倡導最多生兩個，降低生育率，主要是還是以宣導教育為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