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

林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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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了宋怡明的《被统治的艺术:中华帝国晚期的日常政治》,(台湾联经版,中国版更早出版但有删节),虽然是一本历史学术著作,但读起来很有感触,谈的是明代军户家族的微观历史,但其中很多现像和背后的宏观概念,在今日各地的华人社会仍是如此。

书名是致敬James C. Scott的重量级著作《不受统治的艺术:东南亚高地无政府主义的历史》,(台湾五南有繁中版)。虽然作者应该没有这样的意图,但这书名对中国人/华人就是充满讽刺和批判性,相比东南亚高地族群能抵抗国家力量不受统治,中国人/华人善于也乐于处于被统治者的位置。

书里强调的第一个概念就是“宗族”。宗族作为的被统治者,和朝廷/体制/帝力作为统治者,存在博弈和共生的关系。如书里明代的军户,面对朝廷的武力征召,要选择宗族里的男性去从军,和从军的男性因为替宗族做了相关的牺牲,因此会得到宗族里其他人的尊敬和各种好处。所以“个人”真正效忠和认同的对象往往是宗族的利益,而不是“国”,或某种理念。

相较于西方王室和教廷的相互抗衡,中国的皇帝/天子虽然同时扮演政治实权和宗教/精神领袖的角色,但除了少数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以外,很少中国人对皇帝有强烈的信仰和认同,皇帝很多时候就是一个“有能力砍我全家的头的人”,比较接近一个需要被预防的“灾难”,多过一个值得自己牺牲奉献的“神”。中国又不像日本的天皇万世一系,因此没什么神圣性,皇帝人人可当而且会换,朝代也会换,只有宗族的延续才是永恒的事情。

经过数百上千年,这种思维已经渗入文化和骨子里,因此中国人/华人的世界观和价值观里,在意的第一件事是生存,第二件事是得到“自己人的认可”,所以人生乐事是“光宗耀祖”,“衣锦还乡”,一切努力和辛苦都是为了这个,重视这个结果和目的,多过理念和过程本身。

即使1911年之后帝制崩塌,但“皇帝”这个统治者的概念并没有消失,而是换成党国或某个权威领导,宗族/家庭仍然在很多时候是社会运作的最基本单位。因此多数的华人政党基本上都是“自己人政党”,而缺乏西方政治哲学和理念。

从帝制到殖民时期到后殖民民族国家,华人宗族还是常有策略性的盘算,明代军户宗族里“分工”的概念,在今日还是可见,比如让孩子A经商赚钱,孩子B当医生/学者有社会地位的专业,孩子C从政,这样全方面的维持宗族在社会里的阶级和发展。

西方希腊罗马“公民”的概念在华人社会还是相对缺乏,更多时候还是“官民”也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政府部门和体制菁英还是会成称呼多数为“民众”,而不视自己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因此“民众”多数更期望被“明主”领导,而不认为社会是自己的责任和义务。

这种观念的结果就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比较是一种应付,多过于认同投入和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而投入多少不在理念逻辑,更多时候取决于提出的是不是自己人,或这件事可以给宗族和自己带来多少利益和好处。

书里提到另一个重要的观念是“制度套利”,中国人/华人善于从统治制度里找漏洞,而替宗族和个人找好处,因为对宗族的认同大于国和社会,这样做合情合理。而统治者很多时候为了继续统治怕造反,也只好对这种制度套利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最后结果就是系统性的腐败和贪污。

书里并没有讨论明朝的制度最后为何失败,但有以上的现象和价值观,失败也不奇怪。朱元璋自豪的“吾养兵百万,不费百姓一粒米。”卫所制发展到最后,懂得制度套利的就用力地贪,被剥削撑不下去的就逃。到最后逃兵数量居然高达五到八成,卫所形同虚设,只好改采募兵制,但最后只是加重公共财政负担,而且都成为将领的“自己人”私兵。

没有共同的认同,理念,信仰,再立意良善的制度最后都变成“能混就混,能捞就捞”。明朝覆灭的历史后来在不同大大小小的华人社会样本里一再重复。以上多纯属心得,不是书的内容的复述,但阅读和分享中国史,就不能不对其中的中国性和华人性悲剧批判和反思,这是最深刻的无奈和矛盾。

但这也可以是一种走向进步和现代社会的动力。

CC BY-NC-ND 4.0 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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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韋地家醫科醫生,季風帶文化、季風帶書店創辦人。出生於馬來西亞檳城,小學畢業前在台北生活。具有英國和新加坡的醫生執照,目前在新加坡行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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