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廣州| 如何是西來意？崑崙背象牙。

亨特在《舊中國雜記》裡寫了這麼一件事：1837年5月，一名不知來歷的黑皮膚水手出現在福建海岸，被福建巡撫押解到廣州的行商公所審問。審問的過程極盡曲折，因為沒有人知道他說的是哪裡的語言。作者也參與了這場審訊，並從水手的“巧舌如簧”中辨識出了孟加拉語、馬來語和僧伽羅語。從事翻譯的通事是個叫阿樹的工匠，因為常年在碼頭做生意而略知點水手的語言，可是當下，他卻一心只想推銷自己的商品。水手由於得不到理解而焦慮得發狂，通事卻在自顧自地說，“記得去我那裡啊，有上等的貨物。”

——這是一個很有戲劇感的場景，另外一位翻譯湯姆是個謹言慎行的人，他和作者一起沉默地旁觀著這齣戲。水手的五官因為急切而蜷縮在一起，阿樹面無表情地在睜眼說瞎話，端坐廳堂之上的長官則神色茫然，迷失在交錯混亂的語言裡。

故事的結局是，水手隨著港腳船被送回到孟買。沒有人知道他的來處，如何在海上漂泊至岸，又是如何在一貧如洗中生存了下來。但這個異鄉人在廣州獲得了官方的救助，他們沒有因為他的身份而虐待他，也沒有因為他的非法滯留而施以刑罰。

廣州的官員似乎習慣了這些外來者，他們來自各地，他們長相各異，身上永遠帶著海鹽的味道。

官員們對通事交付了基本的信任，讓他們充當龐大的官僚機器與那些來無影去無踪的海客之間的橋樑。

語言從來不是人群的阻礙，巴別塔或許一直以另外一種形式存在著。

蔡鴻生教授梳理了史料中對“鬼市”的描寫，這種“主客不現形、以貨易貨、夜合晨散”的市集多發生在通商口岸。人們乘船而來，將貨物放置在固定的地方之後便隱身而去，交易的另一方現身，將貨物拿走，留下另外的貨品或金錢。從始至終，雙方沒有任何言語上的交流，故而這種集市也被稱為“啞市”。

鬼市在很多地方存在著，雙方之間的誠信維繫起了某種古老的秩序，只要有物的需求存在，交易者是何人，其實沒有那麼重要。

到現在，鬼市更多是指那些在凌晨之前，整個城市處於寂靜之中時的交易現場，“昧爽集而晨光散”，故而也叫天光墟，散集的多是古舊物甚和二手貨品。當然，這又是另外一個故事了。

靠海的城市天然吸引著四周的人群。中古時代，在基督徒還沒有稱霸海上的時候，印度洋和太平洋是阿拉伯人的天堂。會做生意是一種與生俱來的基因，或許來自遙遠的游牧時代，因為季節性遷移發展而來的漂流本性。廣州是一道門，連接了沉重的大陸和輕盈的海島，連接了茶葉和香料。在海上，印度人稱廣州為Cina，阿拉伯人稱廣州為廣府（khanfu），西洋人則稱廣州為廣東（canton）——這也是它現行的外名。這座東方的城市，在唐宋開市舶後，就是這些行商之人的應許之地。天下攘攘皆為利往，劃開巨浪的是人類天性裡的渴望。

這些來到廣州的阿拉伯人如果選擇在冬季留在此地，便是“住唐”，滯留的人多了，人群自動匯集在一起，在廣州城內形成了蕃坊。這是一個永遠保持自身信仰和習性的人群，在任何一個地方都能迅速地結成一個略為封閉的社群。這些靠經商致富的人積極出資捐助番坊內的廟宇和學舍建設，番坊儼然成為了一個飛地，最早的懷聖寺，便是由蕃客出資修建。北宋時期最為富裕的蕃客是來自阿曼的辛押陁羅，彼時的阿曼還是大食的屬國。

而住唐的蕃人中也有著嚴格的等級區分，上層來自大食，下層來自崑崙（馬來）。史書中的崑崙奴，便是來自南海的島民，以善水和善馴象為人所知。所以有了汝州汝州葉縣廣教寺歸省禪師的略顯荒誕的回答：“如何是西來意？”“崑崙背象牙。”

——和“庭前柏樹子”一樣，你自己去悟吧。

這樣的階層分化在幾百年後的今天依然存在，雖然已無僕主之分，但無論是商品交易中的位置，還是人際交往中的認知，人群與人群之間從來不是平衡的。

麥高登在寫完《重慶大廈》後，開始研究廣州的小北。和香港一樣，廣州在改革開放以後逐漸成為了全球化的一個中心。在《南中國的世界城》裡，我們能讀到無比熟悉的風景，淘金、三元里、小北、廣園西、天秀大廈……調研是2010-2015年間進行的，延續了他在《重慶大廈》中提出的“低端全球化”理念。

在小北，高端的酒店如花園酒店多是日本人和西方人居住的，大部分外來者租住著幾百塊錢一個月的房子，或者住在更遠的三元里、五山一帶。他們將中國的衣物、手機、電腦部件批發回自己的國家銷售，街邊常常見到國際物流公司，為這些從事跨國貿易的商人提供物流服務。在早期（或許現在依然存在），外來商人對於中國人的不守信用深惡痛絕，往往已經提交了訂單，但寄送到他們那裡的是完全不一樣的貨物，但彼時，他們已經在自己的國家而無從追責了。大部分時候，這些交易在穩當地進行，雖然非洲的商人很愛壓價（比之中國人更喜歡討價還價），但只要有利潤，誰會放棄交易呢？

外來者不僅要考慮生意中的得失，還要時刻顧慮自己的簽證。中國給出簽證並不容易，這使得一批人不得不在簽證過期之前回家，或者在簽證到期的情況下繼續非法居留。也有人在此處安家，拿到了永久居留，但那畢竟是極少的一部分。

麥高登對中國製造的仿冒產品始終持讚賞態度，他認為仿冒品雖然有違知識產權法規，但在一定程度上實現了利益的全球共享，更別說手機、電腦這種東西，只需要支付極低的價格，就擁有了接觸外界訊息的渠道。有意思的是，在書中，人類學家對“中國是否會有奧巴馬”這個問題持樂觀的態度：或許呢，雖然不是現在，但是一百年後全世界必然呈現越來越交融和開放的格局。但是在2020年界面新聞的專訪中，麥高登則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中國更想做一個ethnic Chinese。”

小北的非洲人有多少呢？常住的有一到兩萬，而疫情以來，人口已經大幅減少至四五千人。國家與國家之間，地區與地區之間的城牆越築越高，流動的成本也越來越大。中國也確實朝著它想要的民族化越走越遠。

但是這些外來者的面貌的確是模糊的，我們只知道他們是黑人，在大部分人眼裡，非洲是一個鐵板一塊的國家。

看範岱克的文章，在19世紀初的時候，由於清政府的開放政策，來到廣州的人群種族異常豐富，大部分人只能區分出歐洲人和阿拉伯人，實際上存在的種族有巴斯人、印度人、亞美尼亞人、馬來人、摩爾人、土耳其人、阿拉伯人、猶太人……在當時，只有俄國和日本人被禁止到廣州口岸經商。

而在今日的小北，除了常區分的非洲人和阿拉伯人外（或許用穆斯林和基督徒區分更為適合），也應該看到，這些人來自各地，有尼日利亞（人數最多）、埃塞俄比亞、肯尼亞、伊朗、索馬里……

很難說清楚為什麼會對小北這個地方感興趣，或許是充滿異域氣息的街景。在那些商店裡面，一眼看過去的是進口自約旦的豆泥罐頭，新疆的番茄罐頭，成袋的通心粉和意大利面，以及各種列巴和牛奶；在寶漢直街，飯館前擺著形狀各異的馕，店裡椒麻雞的香味傳出來，讓人忍不住流口水；很小的店鋪賣著自製的酸奶，和我在西寧吃的到一般美味。買一個烤包子，羊肉的羶味和洋蔥的味道太重，讓人懷疑這些羊可能終究是水土不服。

寶漢直街很短，從街頭走到巷尾也不過五分鐘。這五分鐘，就像是短暫地從嶺南來到了西北，唯一帶著嶺南氣息的是水果攤上的本地香蕉、木瓜和番石榴。固守著自身文化的人群重新建構了一個街區，融合和區隔同時存在，像解不開的繩扣。

從小北走到廣州火車站也只有一個地鐵站的距離，這是廣州最早的火車站。附近是著名的白馬服裝市場，市場裡有精緻寬闊的商舖，裡面站著身材高挑的靚麗女子；也有狹小的店面，門口是成堆的打包袋，上面貼著快遞單。在強大的物流體系的支持下，這些快遞將被發往全國各地。

現在的火車站廣場已經用圍欄圍起來了，從地鐵口出來要經過一道安檢才能進入，我記得自己2015年第一次來廣州的時候，抵達的便是這個火車站。當火車開始駛進城區的時候，我看著窗外，黑色的野地逐漸被燈光點亮，燈光從星星點點愈發密集，勾勒出了縱橫交錯的路和方方正正的樓，一切變得清晰了，直到列車開始減速並駛進車站，人群一下子湧動起來，遠方的一切，也在一瞬間來到眼前。

這趟列車從徐州出發，經過安徽、江西，從江西定南進入廣州龍川。在高鐵時代以前，慢速火車的線路往往依托古道。曾經的市舶時代，廣闊內陸地區的貨物也紛紛往廣州聚集，這樣的人貨流動被稱為“走廣”，古道上絡繹不絕的是閩、贛、江浙和徽商。其中徽商來到廣州的路線便是祁門-饒州-南昌-贛江十八灘-南安-大庾嶺-南雄-北江南下-清遠-廣州，這是一段水路與陸路並行的路程，所以也叫“漂廣東”。

無數的人擁擠在火車站，彼時的我站在媽媽和姐姐旁邊，對自己的處境一無所知，我們拿著很多行李，像是從某場災荒中逃離出來。而直到現在，我才突然意識到自己的身份——我和那晚站在車站外面的每個人一樣，我和小北的非洲人也一樣，我們是這座城市的外來者，被某些因素推動著，跨越了或長或短的距離，來到另外一個地方。我們是地理概念裡的小小因子，是漫長歷史中無人在意的一瞥。

人抵達一個地方，熟悉了一個地方，就蜷縮在那裡了。人喜歡在某個舒適的環境里扎根，像一株植物，把根扎得再深一些，就可以茁壯成長。

海的此岸和彼岸都已經陷落了，只剩下了漂浮者的驚惶。

參考

蔡鴻生：《廣州海事錄》

麥高登：《南中國的世界城》

亨特：《舊中國雜記》

界面新聞：專訪|《南中國的世界城》麥高登：廣州的非洲人、仿造品以及低檔全球化的好處

範岱克：廣州貿易中的模糊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