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國人為什麼是三心二意的帝國主義者？

註：已經發表在《上海書評》

一

在近代，英國人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帝國，日不落嘛。照道理說，近代英國應該是帝國主義者的國度才對，我們應該可以到處看到各種帝國俱樂部、盛大的遊行，國旗招展，議會裡、報紙上和生活中人們高談闊論愛國言論，數量眾多的紀念碑，大學裡的命名講席，配上瑤帶趾高氣昂的軍人和冒險家等等。但這一切，似乎在絕大多數時間裡在英國付之闕如。牛津大學帝國史學家弗雷德里克-馬登（Frederick Madden）在1991年寫道，「帝國與日常生活無關。它只是一個事實--一個很少浮出水面的邊緣事實。」這個說法在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歷史學家們的共識。

當然也有人不同意，歷史學家約翰•麥肯齊(John MacKenzie) 在他的著作《宣傳與帝國》中主張帝國主義宣傳其實在英國無所不在。不過在書的一開頭他是這麼說的：

「人們常說，英國人對帝國主義漠不關心。除了在19世紀最後25年發生了一次短暫的、反常的(實際上是有爭議的)沙文主義情緒爆發，他們的注意力集中在更務實的國內事務上。到了20世紀20年代，第一次世界大戰摧毀了所有殘餘的帝國主義情緒。帝國主義作為一個複雜的概念，過去是（四分五裂的）精英階層的專利。與公眾缺乏意識形態承諾相對應的是，他們對帝國的領土、政府的原則或帝國關係的經濟層面幾乎一無所知。正是這種漠不關心和無知的結合，確保了帝國從未成為選舉中的重要議題，也確保了英國在去殖民化的過程中沒有經歷法國人所經歷的那種民族創傷。”

在後面他緊接著說：「本書的目的不是要攻擊這一觀點的要義。事實上，在某些方面，它們是無可辯駁的。」 換句話說，他也承認，在絕大多數時候，英國的帝國主義情緒是比較隱密的，帝國在英國留下的痕跡也不那麼明顯。

英國史學家伯納德·波特（Bernard Porter）也在《心不在焉的帝國主義者》一書中列出了一大堆數據與事實，來論證傳統說法在某種程度上的正確性。

他的第一個論點是，直接參與帝國事務的普通英國人相對來說較少，只佔英國總人口的一小部分。這是英國人總是傾向間接統治，偏好最小開支與最小官僚機構的緣故。波特估計，在1860年代至1880年代的約三千萬英國人口中，大概只有50萬人有某種帝國經歷（這包括官員、士兵、傳教士、商人和其家屬）。間接參與帝國事務的人可能有不少，例如從殖民地獲得物資或就業、投資機會的英國人。但是，由於帝國貿易只佔英國貿易的一小部分（在1850年，帝國貿易約佔英國進出口的四分之一。到了1900年，這一數字躍升到三分之一），這就使得受帝國間接影響的人仍然保持在低位。同樣，根據人口普查報告，從殖民地而來居住在英國的人也是極少數，在1851年佔總人口的0.188%，到了1901年也只佔總人口的0.418%。

當然，如果帝國與英國的關係不體現在人上，而體現在物上的話，英國確實從帝國輸入了大量商品，例如茶葉和糖。如果這些物資能夠對英國文化產生重大影響的話，那麼也算是帝國在英國社會生活中留下了痕跡。但實際上英國人似乎很少意識到他們消費中的帝國元素，許多人可能模糊不清知道自己的消費品來自模糊不清的遠方，但無法把它同正常的國際貿易區分開來。帝國物品沒有在英國文化中留下任何顯眼的痕跡（想想看英國的飲食始終保持了那種平淡的色彩）。以上種種導致大部分英國人對帝國注定不會有太多的了解。

波特指出，在那些最可能的帝國主義者（也就是英國的上層和中階），他們的帝國主義情緒也是有限制的。

帝國確實為英國的上中階級輸送了大量的利益，如詹姆斯•穆勒（James Mill）認為，「（我們的殖民地）是對上層階級進行院外救濟的龐大製度。」羅賓遜（JMRobertson）也聲稱「新擴張所促進的利益屬於投機資本家階級、軍隊和海軍、供應戰爭物資的工業階級，以及一般來說那些把帝國公務員制度看作是自己和親屬的就業機會的人。」這些批評自然都是極有道理的。

不過，帝國公務員系統其實相當封閉，職位只在一小批人之間流傳。比方說在1931年至1948年間任殖民部招募主管的一位官員乾脆拒絕刊登空缺職位的廣告，而是靠「個人聯繫」徵募人員。他在自傳裡的辯護理由是，「英國人很保守，他們一看到好馬就知道。」波特指出，這幾乎造就了一個獨立的種姓階層，有些家庭的男性幾乎是生來就要在「在東方從事勇敢的事業，胸前有肩帶」。比方說，在印度從事帝國統治的英國人透過反覆聯姻打造了一個緊密網絡，以至於人們稱他們為「盎格魯-印度人」。也許是由於他們的聯繫特別緊密，也許是因為獨特的帝國體驗讓他們產生了特殊認同，以至於他們同主流人群的社會生活之間產生了一定的隔離。一位十九世紀末的觀察家如此說：「除了他們自己，沒有人知道他們的事。」 至少在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英帝國的統治者基本上被局限在英國的傳統統治階層之中，而沒有引進新的社會集團。這樣，社會隔離就削弱了帝國主義者的社會影響能力。

英國的教育也從中推波助瀾。法國和德國都專門開辦有殖民學院，英國這邊則是零。直到二十世紀中期，英國的教育都以「故弄玄虛」著稱。每一個進入公立學校的男孩，都需要應付希臘羅馬的古典作品。政府用人，講究「通才」（在英國的標準下，也就是一位能講希臘語或拉丁語，對古典文獻滾瓜爛熟的人）。 《是，大臣》裡面那位賣弄辭藻、吹毛求疵，除了古典知識之外一無所獲的常務秘書伯納德，正是彼時英國官僚的典型。學校通常鼓吹培養學生的「性格」、「能力」而不是「知識」（古典著作被視為前者的輔助），因此現代史通常不在學校的教授範圍內。

即使教授現代史，學校所使用的教科書也五花八門，帝國通常都不在它們的敘述範圍內。比如說大衛•休謨的《英國史》完成於1750年代，但在之後的一個多世紀裡都仍然是英國學校的首選教材。在這本3500頁的著作中，只有15頁留給了帝國。另一本暢銷著作《大英帝國史》（History of the British Empire）是1858年出版的，344頁中只有17頁談到了殖民地。直到1960年，劍橋大學教授的英國史，仍集中在國內事務和憲法之上，帝國史或殖民史只是邊緣話題。十九世紀末劍橋大學有位著名的歷史學教授名叫約翰•西利（JRSeeley），著《英格蘭的擴張》（the expansion of England）一書，他就對當時的歷史與政治教育頗有怨言，認為其過度注重「自由」這個主題（他認為英國早在十七世紀就完成了這個歷史任務，從那時起，英國真正的歷史就在其海岸之外）。 1902年，一位帝國主義者米斯勳爵（Lord Meat）訪問了一所學校，當他要求那些聽說過印度戰爭的學生舉起手來，只有一個人作答。他被告知，這是因為他們的歷史書止於都鐸王朝。而當學者們談及帝國的時候，又常談的是英國自由秩序的擴張為其他地區帶來的恩惠，所有描述均圍繞著這個主題展開。

所以一位評論家說：「在這個最富有和最有進取心的殖民國家的教育體系中，存在著一個『可悲的空白』」。在這裡，波特並不是說英國人不能從其他管道（傳播、報紙期刊、聚會等）接觸到帝國主義教育，而是說英國的教育偏好削弱了帝國主義本來就該有的影響。

此外，在二十世紀以前，「教育」基本上還是中上階級的專利。維多利亞時代仍然是一個階級分明的時代。在1860年代，一位教育主管如此說：「任何試圖讓勞動階級的孩子在他們能夠謀生的最早階段之後繼續接受智力教育的行為，都是武斷和不恰當的，就像讓伊頓和哈羅的男孩繼續從事體力勞動一樣。」 因此，勞動人民所受的教育同上層階級根本就不是一回事。比方說，在工人階級的小學裡，愛國主義從來沒有被教導過，這是因為在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大部分時間裡，愛國主義被認為是一種極度反權威的意識形態（愛國了，把紳士往哪裡擺）。工人和農民子弟所能學到的，無非是閱讀（都不要求寫作）、算術和聖經（歷史和地理課純屬裝飾門面）。 1915年，一位殖民部前官員聲稱「十個工人中有九個對帝國的了解和關心很少，因為他們從來沒有被系統的教導要了解或關心。」另一位殖民部官員也坦率的認為下層階級​​“最好上點實用的本地地理課”，而不是“給他們看他們不熟悉的帝國地圖，這些地圖並不能給他們的頭腦帶來什麼。” 事實上，正如一位觀察家所寫的：『英國的教育體系…遠不是為了鼓勵共同的經驗和共同的文化，而是為了加強（甚至是加劇）已經存在的社會差異和經驗。它遠不是一種溶劑，而是一種分離劑。」 因此，在絕大多數時間裡，工農子弟實際上接觸不了多少帝國主義國家教育。

波特又指出，國家政治舞台上的帝國主義色彩也不更濃厚。拿破崙曾訏諷英國是小店主的國家，鼠目寸光、斤斤計較。在英國政治人物對待帝國事務的態度這一問題上，拿破崙這個判斷在恰如其分。

英國的政治人物一點都沒有帝國氣魄，考慮問題起來總是英國本位。比方說，親帝國的人建立殖民地的理由是為了解決國內貧困和內亂危險，而不是為帝國開疆拓土，增加勢力範圍。反帝國的人給出的理由是它空耗國帑，增加了英國納稅人的負擔。還有更多的人對帝國漠不關心——議會在殖民地問題上，總是顯得無精打采，這引起了多名觀察家的注意。一位1840年的觀察者寫道：「任何與印度事務有關議題的提出，都會使議會兩院的席位變得空空如也。」《威斯敏斯特評論》在1852年指出，「任何涉及殖民地問題的立法，跟印度問題一樣，都不受議會的歡迎。」其他的數據也可以證明波特此處說法的正確性的。例如從1825 年起，英國帝國管理的中央機構──殖民地辦公室，是由下屬人員構成的：一名國務大臣，一名副大臣，一名常任秘書、一名首席書記員， 17 位書記官、然後是律師、圖書館員及其助手、登記員及其助理、大臣私人秘書、記錄員、管家各一位，然後是辦公室管理員2 名、搬運工2 名，共計31 人。持至1907年，其僱員總數也只有125人。即使我們算上受殖民部管轄的下屬人員（包括小職員），其人數也甚少。在1892年，其人數也只有2,400人（三十年前，還不到1,000人）。因此，鼎盛時期的大英帝國是由不到寥寥數千人所管理的。

這裡還有一件奇怪的事。即使是大英帝國的帝國主義者，他們關注的主要對象仍然是英國的白人墾殖殖民地（如加拿大、澳大利亞等），非白人的殖民地基本上不在他們的關注範圍內。在十九世紀下半葉，“嚴肅的帝國主義者首先要關心的是把分散在世界各地的不列顛民族再聯合起來，而不是征服非洲的土地”， “在帝國主義者的各項綱領中，關鍵的問題是在英國及自治的各移民殖民地之間創建關係更加密切的聯盟」 。他們想達成的目標，用時人的話來說就是，「（大英帝國應該是）在一個君主統治之下流淌著同樣的血液的一系列自治民族之間更加緊密的有機聯繫。……從他們相互之間的關係來看，他們是講民主的民族。」他們似乎忘了印度這種非白人墾殖殖民地也是大英帝國的一部分。

以上種種，都反應在了英國文化之中。波特認為，在十九世紀晚期以前，英國的書、詩歌、繪畫、雕塑、音樂和建築中，幾乎不帶帝國色彩。彼時英國文學裡面沒有太多嚴肅作品展現殖民地人物、風景與關係，或展現出對帝國的整體思考。從17世紀至今，3,000多部英國歌劇中沒有一出是以殖民地為背景。在1880年前在倫敦樹立的80座雕像中，只有5座可以歸類為「帝國主義者」（主要是某場戰役的無名士兵）。 「人們不斷抱怨說，走在倫敦的大街上，你根本不知道自己是在一個帝國的中心。」倫敦的公共建築是如此的乏味，以至於有一份建築雜誌在1896年評論它們「簡直是國家的恥辱」。英國的通俗文學也沒有好多少，因此波特說道，“對於一個在世界範圍內擁有如此巨大影響力的國家來說，十九世紀英國各級文化的狹隘程度令人驚訝。”

總之，波特指出，如果對十九世紀大多數時候英國男女的關切事項排個序的話，那麼主要是階級、宗教和性別問題，與歐洲國家的外交關係被排在其後。帝國在事項清單上的地位很低。請注意，波特並不是主張英國始終都沒有帝國主義情緒，而是說，在十八和十九世紀的絕大多數時間裡，相對而言，英國的帝國主義似乎不那麼“正經”，顯得有點心不在焉。

當然，波特也承認，在十九世紀的最後二三十年，英國人的帝國主義情緒確實顯著上漲。這主要是由兩個原因所構成的──外國競爭的加劇以及下層階級政治地位的改變。前者毋庸多言，後者的影響則是這樣的──上層階級感覺傳統的階級服從不再有效，需要找到一種新的社會控製手段，即帝國主義話語，來對抗下層階級日益上漲的要求。所以，英國的帝國主義者開始用各種手段來宣傳帝國主義。 1893年，一位政治人物要求政府修訂教育法，更多的強調大英帝國的歷史和地理，另一位政治人物在1908年聲稱，帝國主義的希望取決於帝國事務教育的普及。 1911年，地緣政治學的發起人哈福德•麥金德（Halford Mackinder）也呼籲：「讓我們的教學從英國的角度出發，以便最終將世界視為英國活動的舞台」（反過來也可以說明，之前的教學沒有把「世界視為英國活動的舞台」）。

但即使是這樣，波特指出，帝國主義給英國社會留下的影響痕跡似乎也不那麼深刻，他是從工人階級仍然上上層階級保持隔閡方向上來論述的，但從很多痕跡上我們也能發現波特判斷的正確性。即使到了二十世紀早期，英國的許多情形跟一個世紀之前也沒有太大區別——印度總督寇松勳爵（1898年至1905年在任），一位熱切的帝國主義者，在若干場合下抱怨國會議員和內閣大臣們對帝國興趣有限。米爾納勳爵，另一位帝國主義者，在1906年說：「很不幸的是，我們必須向那些傻瓜說明為什麼我們需要一個帝國。」 當要討論帝國事務時，下議院仍然通常空無一人。喬治·奧威爾本人是英國帝國主義直言不諱的批評者，他在一處指出，工人階級意識不到帝國的存在。英國人在十九世紀末和二十世紀初，分別拒絕了帝國聯邦計劃和帝國關稅同盟體系，讓當時著名的反帝國主義者約翰·阿特金森·霍布森大吃一驚，意識到英國對帝國主義的支持可能不如他想像之深。

二

為什麼會出現上述現象？為什麼英國的帝國主義者會顯得「心不在焉」呢？

一種解釋是，英帝國太多元了。英帝國至少有四個層面：一是加拿大、澳洲、紐西蘭和南非這樣的白人墾殖殖民地，它們在十九世紀中晚期以後紛紛獲得了自治權，實際上成為了某種半獨立的政治實體。它們同英國的聯繫主要是感情和傳統上的；二是印度，少量的英國公務員和軍人控制著這個國家；三是一連串的島嶼和貿易據點；四是在十九世紀最後幾十年獲得的附屬領土，如埃及。而“帝國的多樣性確保了帝國主義在不同時期對不同的人有著不同的意義……對試圖制定一個更宏偉計劃的人們造成了困擾。”

另外一個解釋則是，這跟英帝國形成的歷史軌跡有關。現在我們或許會有一個判斷，那就是帝國的形成需要一個國家上上下下都做出巨大的努力，也會形成完備的統治機制，牽涉足夠多的本土人力。但是英帝國的形成並非如此，它不是由國家大力推行的海外擴張事業所誕生的。在英帝國形成的早期，大部分殖民地都是由一小群定居者或私人公司開拓經營的，或是來自於歐洲列強戰爭的割讓。英國活躍的海外貿易群體和優越的戰爭技術，使得它身體上的一個碎片就能發動成功的擴張行動，無需國家的整體動員。因此，英帝國這個政治實體可以說基本上是一小撮人經濟活動的附帶產物。同樣，在英帝國形成之後，英國也沒有發展出一整套“郡縣制度”，建立龐大的帝國公務員系統，從而拉入足夠多的利益相關者。這樣，英帝國的誕生與維持，都只是一小部分人的事。或者用波特的話來說，「帝國是由相對較少的英國人贏得的，也由他們來統治。」正因為大英帝國來得太過輕易，所以可以說始終處於社會的邊緣。

第三個解釋同英國的政治社會性質有關係。近代英國始終是一個階級社會。在這個社會裡，各階級之間其實有相當的社會隔離，貴族、紳士和富商們的英國同下層人則不太相干。帝國主義，被看成是上層的事業，與下層無關。這個在以上的敘述中已有所體現。使帝國主義更邊緣化的因素還在於，英國社會中這種階級隔離並沒有伴隨著高強度的階級對立（與其他國家相對而言）。在其他的國家，隨著大眾政治與社會運動的浮現，上層階級會訴諸愛國主義與帝國主義來團結勞工與農民。但在近代英國的大部分時間裡，上層階級並沒有感到有此需要。

上面這些解釋當然都很有道理。在這裡，我想提出我個人偏好的第四種解釋──英國的近代政治思想中始終有一種矛盾的反帝國主義思潮，而這種思潮影響了英國人對帝國的態度。

大衛•阿米蒂奇（David Armitage）在《英帝國的意識形態淵源》一書中指出，「從16世紀開始，如何在維持自由的同時實現帝國的問題成為英帝國意識形態的一個決定性問題。」從那個時候開始，就有一批受過古典教育的知識分子對英國的擴張憂心忡忡。如果說中國的儒生對皇帝拓邊的批評往往是“邊庭流血成海水，武皇開邊意未已”，這些人則從羅馬共和國衰落的歷史教訓中得出，自由和帝國之間存在結構性矛盾。國家的擴展將需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隊和官僚隊伍去管理延伸的領土，而這支軍隊和官僚在鎮壓外部反抗的時候也方便成為專制統治的工具。在對外擴張中，將會武裝下等階級和納入大量外籍公民，也會顛覆一國原有的社會秩序。因此，他們得出的結論是，「只有那些不會腐壞到一個國家習俗（manners）的征服才是合理的。」否則「勝利的人民就會倒在自己的劍下。」喬治•薩維爾（George Savile）是17世紀晚期英國政府一位高層人士，說道：“通過陸地征服獲得偉大，是我們的情形所不能容的，此非我等自然之道。”

這是不是意味著他們願意放棄帝國？那倒也不是。他們認為，完全拋棄帝國是不可行的，在這個列國紛爭的年代，不征服他人，就有可能被其他人征服，斯巴達和威尼斯就是前車之鑑。

思來想去，這些思想家想出來的方案是，建立一個較鬆散的帝國，其具體實現形式就是一個「海洋帝國」。例如17世紀中晚期的英國經濟學家尼可拉斯‧巴爾本（Nicholas Barbon，1640-1698）在其著作《貿易論》中指出，以貿易為基石的海洋擴張的成本遠遠比大陸征服來得要低，在與被征服地的關係上，兩者也有非常之不同，「在前者（即大陸征服），城鎮鄉村被焚燒，人民陷於飢綏，以便使他們易於被統治、屈服；在後者（即海洋擴張），城市被擴建，新城也得以建立，其人民不會被放逐，而得以自我維系，或者被邀請加入帝國。在前者，居民被奴役，在後者，他們則得到自由。」其他一位經濟學家查爾斯·達文南特(Charles Davenant，1656–1714)則說：「一個海洋帝國不需要一支大軍…一個偉大的將軍來接管平民政府就能獲得偉大。相反，一個海洋帝國可以富裕國家，在國際強權政治領域中保持穩定，在不危及自由的情況下提供偉大。」政治作家特倫查德（John Trenchard，1662-1723） 在其著作《加圖來信》中則論證道，貿易的需求將會保證國家的軍事需求不是由陸軍（這個可能成為暴政的工具）支持而是由海軍支持，海軍錶現出對自由沒有威脅，他們保護商業的職責只會促進自由。蘇格蘭啟蒙思想家安德魯‧弗萊徹（Andrew Fletcher，1655-1716）也說：「大海是唯一自然屬於我們的帝國，征服不是我們的利益所在。」這些人都認為，海洋帝國的基石是海上貿易與自由，而非征服與控制。中心與邊緣的關係將會是某種合作關係，而非單方面的指揮與統治。這個帝國將不佔領大量內陸領土，而滿足於在沿海設立貿易據點。

從上面可以看出，這些思想家所希望建造的帝國，不是「國家的」帝國，而是「社會的」帝國。他們反對建立一個基礎是地域控制和貢賦之上的官僚帝國，而是致力於一個被自由原則所約束的「弱」帝國。而這種想法，由於建立在對社會的保護和對權力的警惕的基礎上，因此同英國的自然政治過程相當的合拍。

我們可以觀察到，到了十八世紀，對帝國的警覺和不安仍然是英國政治思想史上一個相當顯眼的主題。

被稱為保守主義之父的埃德蒙·柏克是美國革命的當事人，他對大英帝國加強對北美十三殖民地行政控制這件事，深感不安，認為這是更改祖製。他三番四次在議會和公開場合發表演講，抨擊內閣的愚行。他堅稱，一國對其屬地的主權，雖然從理論上是無限的，但是從實在上講，是根據各地環境、歷史之不同而有權利邊界的。英國強加帝國統治與他人，只會有反作用。他抨擊道：“為把自己納入一大帝國、以體會那虛假的顯赫，卻不惜付出人類的所有基本權利、所有內在的尊嚴，這代價，無乃也太高了。”

亞當••斯密，現代經濟學的創始人，在其名著《國富論》中專門開闢整整一章來討論殖民地。在這一章中，他幾乎是開啟了英國一種新的帝國思維——帝國在經濟上對英國是有害的。他認為在帝國體制下，不列顛對北美的重商主義貿易壟斷對英國本身是個利壞消息。他指出，這種貿易壟斷使個別產業享有壟斷利潤，導致資源錯誤配置，阻礙了自由競爭。享受特權的行業不思進取，缺乏改進技術、增加產量的緊迫感和動力；沒有享受壟斷利潤的行業，資金和勞動力被不自然的抽走，流向所謂有利可圖的壟斷行業。結果出現了製造業和商業發展之間的不平衡，造成了不列顛經濟的整體損失。得利的是個別產業和極少數製造業者和商人，犧牲的卻是廣大消費者和國家的利益。原本“消費是一切生產的唯一目的，而生產者的利益，只在能促進消費者的利益時，才應當加以注意”，但在這種重商主義下，“消費者的利益，幾乎都是為了生產者的利益而被犧牲了」。

亞當斯密同時指出，正是貿易壟斷使得不列顛在北美難以建立一個合適的、正常的統治結構，建立正常的財源收入管道(比如收稅)。大不列顛至今在維持這種依附上所做的開支（陸海軍和政府開支以及喪失的可能的稅收），實際上都是為了支持這種壟斷權。 「英國一向用以維持這種隸屬的費用，其實都是用以維持這種獨佔。」亞當斯密繼而抱怨說，「在現今的經營管理下，英國從統治殖民地，毫無所得，只有損失」。 “自由世界以來，也許只有英國一國，開疆闢土，只增加其費用，從不增加它的資源。”

整整幾代英國思想家都受到了亞當•斯密的影響。例如詹姆斯•密爾在其談論殖民地的文章中，「認為幾乎所有表面的利益都是虛假的，自由貿易往往比殖民佔有更為有利。殖民地是戰爭的主要來源，它們吸走了母國的勞動力和資源，這些資源原本投在母國會更為有利。對於殖民地礦產的重商主義熱愛是錯位的，因為許多礦產只能使宗主國變窮。”

到了十九世紀上半期，「小英格蘭主義」是英國社會一個非常顯目的的政治思想運動。許多著名政治家和思想人物，如格萊斯頓和約翰••密爾，都是小英格蘭主義者。持這種主義的人反對帝國擴張，主張限制英帝國的領土範圍和職責，要求更關注英國本土。

主張自由貿易的曼徹斯特經濟學派是小英格蘭主義的主要鼓吹者。理查德•科布登是曼徹斯特學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也有一個綽號，「帝國破壞者」（empire breaker）。他的主張之一就是反對對外擴張，認為保留殖民地得不償失， “由於擁有眾多的殖民地，我國必須維持龐大的軍備，這不是控制殖民地的長久之計……英國人民承受不起殖民地的沉重負擔。”科布登主義者預言，用於保衛一個無法防禦的地理實體（即帝國）將使大多數英國納稅人付出極其高昂的代價。他們也認為，帝國的統治和製度框架並不能確保英國在海外投資的高回報率；帝國也並不是一個能讓資本發揮出高生產力的地方，也明顯不受英國移民的歡迎；最後，為了確保進入市場或取得食品和原料供應，有國際市場就行，並不需要一個帝國。

當時的歷史學家戈爾德溫史密斯公開將殖民地比作寄生蟲: 「當人們將屬地作為英格蘭的精華進行討論時，他們忘記了橡樹的根深葉茂是在寄生蟲纏繞它並養活自己之前。 」在1852年保守黨政治家迪斯雷利（1804-1881）更拋出名言，稱殖民地是“掛在我們脖子上的磨盤” （儘管這個磨盤的說法並非他的首創，而是美國革命以來即有的言論）。自由派的黨魁格萊斯頓自稱是曼徹斯特學派和科布登主義的信徒，堅決反對一個軍事的帝國，而是主張政治、經濟和文化的帝國。

十九世紀後半葉是英帝國主義情緒高漲的半個世紀，不過即使在此時，也有相當的知識分子秉持先前的思想傳統。例如約翰•阿金森•霍布森在著名的《帝國主義》（1902年出版）痛斥十九世紀下半葉的英帝國是寄生性質的，旨在犧牲英國的國家利益，以惠及一小部分利益集團，又例如著名的英國自由主義者霍布豪斯（Leonard Hobhouse）則痛斥英帝國政府不過是金融家和投資者的債務託收機構。

以上就是英國反帝國主義思想的一個極簡描述。這些反帝國主義思想的來源當然是多種多樣的，它們各自對彼時英國外交政策的影響也是存疑的。但不管怎麼樣，都有幾點可以指出來：一，這些反帝國主義思想在英國的歷史上連綿不絕，足以說明它並不是某幾個人的一時之見，而代表的是某種有深度的反思；二，這些反帝國主義思想很少是從道德價值上去論證帝國主義的錯誤，而是直接論述帝國會對英國本土社會造成何種傷害。因此，它們在某種程度上代表了英國本土社會對帝國壓力的一種自然反應──帝國之成長代價，不僅對對外的，也是對內的；三，這些反帝國話語同英帝國的成長基本上是同步的。在現實層面，英帝國高歌猛進。但在思想與輿論層面，反帝國話語卻作為一種主流話語頑固存在，並在某種程度上迫使帝國話語向它看齊。比方說，如前文所述，英國的教育內容一直是以「自由」為主題，帝國對外的擴張，被看成是英國自由秩序擴張的一部分（無論是透過定居、征服或統治）。這自然可以說是一種虛偽，是文過飾非，是雞賊的辯護。但反過來說，也可以說這種話術為帝國主義施加了某種自由主義約束，使得帝國主義不致於以最惡劣的形式展開。它也意味著無論帝國主義取得了多大的物質成就，它也無法僅憑成就就成為高級價值。這使得英帝國主義總處在防守一方——它被迫要用道德價值表達自己，無法用經濟所得來為自己辯護，而非要說自己是「白人的負擔」。這反過來又增添了帝國主義者吸引大眾支持的難度。

總之，正是由於上述這種種因素的影響，才使得帝國處於英國社會的邊緣。不過，我個人覺得最順嘴的解釋還是，英國人既無法割捨帝國所帶來的利益，又無法忽視帝國會對英國本土社會造成的可能傷害，所以只能採取「難得糊塗」的做法，讓帝國若即若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