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49 | 讓劍道成為奧運競技項目？ ——不了，謝謝

隨著夏天的消逝，奧運與殘奧的觀賽潮相繼褪去，體育的話題則長久地保持著熱度。這個奧運季，我們曾批判性的審視國家奧運隊的建構，也深度觀察了難以重現“奧運景氣”的日本；然而回到競技項目本身，日本本土體育文化與奧運體系之間的碰撞卻沒能引發足夠的關注。半個世紀前，人類學家本尼迪克特的《菊與刀》曾將一個西方人眼中的日本武士道文化帶到世界各地，而在今天，當武道已從軍事之學演變為體育格技，作為武道之一的“劍道”卻拒絕成為奧運大家庭的一員。以“劍道”為代表的日本武道對奧運會的抵觸，是否可以輕易地歸結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或“傳統”格技與“現代”體育之間的鴻溝？本文作者Jingyi Tian以她針對香港劍道修習者的田野為藍本，從劍道比賽規則評判與身體規訓的角度，討論了日本劍道有別於奧林匹克“更高、更快、更強”的獨特身體文化。
值得進一步追問的是，在當代，如果不借助奧運所主導的體育文化棱鏡，我們是否還能欣賞另類地方傳統下的體育項目呢？而修習者們對“劍道之道”的理解，對我們反思在申奧之路上跋涉多年的“武術”的未來，又能提供怎樣的啟示？

作者 / Jingyi Tian
編輯 / 安孟竹

2020東京奧運會已經落幕。對於東京而言，繼1964年之後，它第二次成為奧運會東道主。疫情之下的奧運會已屬不尋常。除去奧運會對於經濟和社會的影響，就體育本身而言，此屆的不尋常在於它為奧運會又輸送了一項武道競技項目——空手道。由於任何一項運動想要成為奧運項目都要和其他候選項目進行激烈的投票競爭，此項運動進入奧運體系的過程十分曲折。早在2004年，空手道就曾經被列為奧運候選項目，卻一直未能“申奧”成功。直到此次東京再次主辦奧運會，它才在奧運會上正式亮相。可即便是乘上東道主的東風，其規則和現代運動競技之間的差異也讓它難以迎合比賽和觀賞的需求；而在日本空手道修習者中間，空手道成為奧運項目甚至激起了很多日本武道家對於奧運會的反感[1]。

無獨有偶，空手道修習者並不是唯一一個對進入奧運會體系表達反感的武道群體。早在東京被選為舉辦2020奧運會的主辦城市之際，媒體便已經開始矚目：會不會有另一個東亞武道項目被納入奧運體係呢？在這紛紜討論中，有一個武道群體早早就明確表達了對於成為奧運項目的“冷感”，那就是日本劍道。

2012年，《紐約時報》的體育專欄（Krieger 2012a, 2012b）就曾經發表文章描述劍道修習群體的態度，這其中不乏和空手道家們同樣的觀點——這是“武道”而不能稱作“運動”；我們追求東方獨特的傳統武道精神涵養，而不僅僅是西方推崇的競技的勝利。在這些專欄的描繪中，劍道修習者們不但不會將劍道成為奧運項目視為至高的榮譽，還覺得進入這樣的體育體係是對“道”之精神的背棄。不論是在媒體提供的信息中，還是在我實地考察的田野中，劍道修習者中間一個常見的表達就是“贏不是劍道裡最重要的東西”。同時，他們也認為這對於西方體育文化來說可能是個並不容易理解的觀念。

在影視作品中，武道常常作為一個東方的符號出現。它犀利又神秘，除了可以危難關頭制敵，又似乎擁有一種超越輸贏的更高精神性。柔道成為奧林匹克項目，也曾一度成為東西方文化交融的象徵，引發東亞體育進入西方體系的討論。然而，武道對奧運會的抵觸，是否能夠被輕易地歸結為東西方文化的差異，或是“傳統”武道和“現代”體育競技之間的鴻溝呢？

對此，我試圖通過劍道的田野記錄，來進行對體育競技、身體文化、以及評分規則背後蘊含的不同理念的反思。

在體育研究中，有一種“進化論”觀點，將現代體育視為一個動態衍變的過程。 Allen Guttmann（1978）在其作品《從儀式到比賽記錄：現代運動的本質》（From Ritual to Record: The Nature of Modern Sports）中提出，在從儀式演變成我們現在所見的體育競技的過程中，體育開始具備諸多特徵，比如理性化、平等化、流程化，記錄上的量化以保證記錄可以被客觀比較，不同的比賽人員可以參與進來，比賽運營可以持續和重複等等。由這個視角來看，其實並沒有一個絕對的截點和標準來界定什麼是“現代”的體育競技。每一項運動都在根據其群體所認同的理念進行其自身的演化和完善。

即便劍道修習者們不斷強調，這項武道不能夠和競技體育以及競爭性的遊戲相提並論，我在田野期間接觸到的劍道修習者們，尤其是那些擅於比賽的選手們，都曾表達他們享受劍道比賽中與其他競技運動一樣“有趣”的部分，他們也和其他遊戲和競技的運動員一樣擁有獲勝後的喜悅感。既然如此，要如何理解劍道修習者們對於遊戲性和競技性的否定呢？

Erving Goffman（1997）曾經在著作中論及構成一項“遊戲”的要素。其一是，參與者遵循這項遊戲的規則，結果具有不確定性。不論是抽紙牌、擲骰子、還是奧林匹克中的跨欄，不論因為什麼因素，誰勝出終究是不確定的。這對於觀眾和選手本身來說都具有期待性和趣味性。其二是，在遊戲之中，參與者要展現出這項遊戲倚重的品質，比如棋牌裡運籌帷幄的能力，滑冰中控制身體和表達美感的能力。而從這個角度看，計分系統和方式可以說是為了嘉獎這些能力和品質而存在的。因此，計分和判定輸贏的方式並不是構成體育文化差異的根本性因素。

要理解這些差異性和文化之間的衝撞，我在此引入Susan Brownell的“身體文化”視角，也就是說，我們不把劍道的形式和差異以現有的標籤歸類，而是把它和其他運動都當作一種文化來進行觀察對比。其實在Brownell提出身體文化的概念之前，學者Marcel Mauss（1973）就曾經探討過他對“身體技術”（body technique）的觀察，即不同社會中的人們如何運用他們的身體。將這個思考方式擴展開來看，同一社會中的不同群體、在不同的場合也可能有不同的身體文化。

一個最簡單的例子，同樣是表達見面的友好和禮貌，在英國行握手禮，而在日本會行鞠躬禮。再或者，同樣是飲水，在運動場上人們直接用礦泉水瓶對嘴喝，這沒有任何問題；但如果這是一個貴族聚會的場合，直接拿瓶子對嘴喝可能會被視為是粗魯的，必須將水倒在杯子裡喝。在Brownell（1995）的作品《為中國鍛煉身體》（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中，當時的中國人在訓練跑操的時候會喊“鍛煉身體、保衛祖國”，這也是一種屬於特定年代的獨特身體文化。相關例子不勝枚舉。 “身體文化”的概念可以幫助我們更好地觀察到一舉一動之中潛藏的含義、價值觀乃至精神層面的信仰。而這在體育項目中也不例外。後文我將通過討論劍道的比賽得分規則來展示其中的身體文化特點。

劍道比賽規則

劍道是一對一的對抗性比賽，分為紅白兩方，每場比賽配有三位裁判，時長為三至五分鐘不等。在規定時間內，三分之中得分最多方獲勝。比賽的方式除了單人賽外，也有三人或五人的團體賽，但每場比賽都是一對一的單打獨鬥。在後文，我們僅僅討論得分計分中的規則和文化。

比賽雙方各執竹刀，但與奧運系統不同的是，劍道並不以選手的體重來進行對陣安排，以保障公平性。因為此項武道的目的便是訓練參與者面對不同的選手都能有足夠的勇氣和智慧對戰。除非正式比賽，修習者們平時的友誼賽，甚至可以不區分性別讓男女選手對戰。但正式的劍道比賽在幾方面有公平性的要求，一是會區分性別，同性選手之間競爭；二是對於男女兩邊選手，根據體能不同，要求武器重量不可低於賽方規定數值；三是會將選手以註冊時所報的段位進行大致的分類，讓段位不相上下的選手對戰。正式比賽中不會安排6段選手和1段選手對打。

比賽中有四個有效得分方式：擊面（圖中MEN）、刺喉（圖中TSUKI）、擊甲手（圖中KOTE，手腕）、擊胴（圖中Do，身體腹部有護具部分，常在對手進攻舉刀露出破綻時擊打）。擊中任何一個部位一次只可得一分，不同部位之間並無分數的權重差別。

比賽中得分由三名裁判舉旗裁定，若裁判認為一擊符合得分要求，便會舉起選手所代表的相應顏色的旗，並宣布自己看到的相應攻擊部位得分成立。若裁判們意見相左，在不需要暫停比賽商議的情況下，以簡單多數的票數原則給分。

然而比賽中取得一分和判定一分的過程十分複雜，它並不像奧運擊劍項目一樣以速度來決定結果，也不採取機器判斷，而是全權交由人類裁判決定。在劍道比賽場中很常見的情況是，雙方同時擊中對方，裁判們卻判一方得分；或者一位選手數次擊中，卻未能得分。原因在於，得分要符合“有效擊打”的判定條件。

有效擊打在“國際劍道聯盟International Kendo Federation（FIK）”的規定中定義為：表現出充足的氣勢，出擊時有正確的姿勢，以竹刀準確地擊打或刺向對手護具上的得分部位，並在擊打完成時展現出“殘心”（殘存的警覺性）。

除去這一宗旨外，FIK有厚厚一本手冊來闡釋得分規則。但是這些文字執行起來卻並不簡單：在比賽過程中，並不是每一個裁判時時都能清楚地看到得分動作，有時因為角度不當沒有看清楚，他們就需要依靠其他裁判來做出抉擇；有時裁判會因為一方的氣勢而忽略其他因素給分；有時兩方同時做出有效打擊，卻難以分出誰更快。劍道修習者們心知肚明的是，裁判一定會有失誤情況出現。用他們自己的話來講，“劍道的裁定是非常主觀的”。但修習者們仍然接受這個規則，這便意味著，所謂“主觀”的規則裡並不是沒有內在邏輯。

贏得一分

正確地擊打部位、姿勢等等，可以靠視覺和聽覺來判定。然而除此外，裁判需要裁定的還有許多我稱之為“無形的要素”。如上文所說，氣勢等因素都屬於無法靠客觀數值量化的特殊素質，得交由人類的感覺來評判。其實奧運會中也不乏需要人類做出主觀裁決的項目，比如滑冰。但滑冰的評分會分為技術分和藝術分，將主觀感受評判的部分單獨隔出。然而對於劍道，卻沒有辦法明確分隔主觀與客觀的評判方式。

我經過一年的田野調查，將評分規則中考慮的無形要素歸結為以下幾點。這幾個要素中體現出劍道的身體文化是，它尊崇如同決鬥一樣的“榮譽信條”（honor code）。值得注意的是，這幾個要素在實際評判中並不是割裂評估的，它們往往被放在一起綜合考慮。

1、進攻意圖（攻め, seme）

選手要取得一分，其中一點就是要向裁判展示出這一擊並非是出於偶然或好運，而是通過自己的戰略性思考達成的。因此，選手在比賽開始後的一系列動作，比如用手中竹刀試探對方的虛實，逼攻，以及擴大自己的進攻範圍，設置陷阱等，除了實際用處之外，與得分也是密不可分的。如果沒有這一系列的舉動，只憑速度來多次嘗試攻擊得分，則並不是修習者們推崇的方式。而如果後退，表現被動，那麼這個選手即便擊中，也很難得分。

一位具有參賽和裁判經驗的修習者曾表示，這也是讓劍道並不像奧運擊劍一樣拼速度、比誰快的原因之一。他認為比賽所教導的，並不是獲得更強的體魄、更快的速度，而是去訓練在關鍵時刻作出正確反應的能力。所以在高壓的條件下練習進攻以及識破對方進攻的意圖才是“劍理”的所在。同時，具有代表性的是，他認為由國際聯盟舉辦的比賽更有將劍道“運動化”的趨勢——即評判標準裡會放鬆對進攻的肢體表達的要求，而以速度來評判哪一方得分。在體現進攻意圖的過程中，選手們試探、逼攻的肢體動作試圖貼近的是這項比賽會獎勵的、並且在規則判定中能以特定身體表達方式展現的素質，如耐心、主動性、戰略性思考。

2、氣勢（気合い, kiai）

在裁判宣布比賽開始後，選手一般會發出長嘯聲，在擊打的同時也會喊出自己攻擊的部位。一來是展現自己已經準備好戰鬥；另一方面，如果沒有讓裁判感到精神充沛的嘯聲，選手即便擊中攻擊部位也不會得分。因此在劍道比賽場，雙方選手的支持者會不時地喊“Kiai”來提醒參賽選手保持氣勢。

“氣勢”反映的是這個評價體系嘉獎的勇猛、自信、戰鬥精神等特質。它和進攻意圖一般是展現選手能動性的要素。有時，充足的氣勢甚至可以造成裁判的誤判。香港華人劍道修習者Edward（化名）曾說“看錄像的話，是可以發現裁判會有失誤的。可能一個選手打麵，另一個擊胴，其實是打麵的人先打到，但是因為擊胴的選手哇啦啦喊叫得更奪人耳目，那一分就給他（後者）了”。然而修習者卻並不介意這些失誤，也並不會覺得這樣的規則有太多不公平。 Edward曾說，“我覺得大家應該有的一個態度是，打出讓人不會誤判的一本（一分）。”

有趣的是，研習者們對於展現氣勢的理解並不是把它當做一個拿分的手段或者表演。如劍道的官方話語一樣，他們認為這培養了一個人的膽氣和品質。我訪談過的修習者們認為，這同樣也是通過自己強大的影響力來動搖對手的自信、獲得裁判認同的方式。

3、保留警覺心（殘心，zanshin）

在擊打完成時，選手必須要展現的另一重要素是警覺心。它原本是指如同古代武士一般，戰鬥之後仍然保有警覺，知道即便是倒下的敵人可能尚有戰鬥力。這在日文中叫做“殘心”，字面上的意思是殘留的警覺心。

根據一位常在港澳地區旅居的日本8段先生[2]藤野君的描述，殘心有這麼幾個要素：1、打擊完成後，雙眼仍然直視對方；2、有氣勢的長嘯聲必須持續到最後；3、身體的正面必須朝向對手，直至最後。

完成這些身體動作不僅僅是一種儀式。這些肢體活動被賦予了和劍道的理想品質相關的特殊文化含義。它一舉一動的判定是以日本武士的理想形象和行為作為基準，即不僅要戰勝，而且完成的方式要能夠贏得認同和尊敬。如果沒有很好地完成這一套動作，僅憑速度擊打而跑開，修習者們有時會對此表示不屑，並稱之為“偷面”、“偷手”。雖然裁判手冊上並未明言，但這樣的肢體表達實際上是和怯懦、取巧、不夠磊落的形象聯繫在一起的。

Roger Callois（2001）在其的關於遊戲和競技的研究中，曾經提出過兩個概念來理解人類的競技和遊戲規則：alea 和agôn。他將種種不能由選手本身的努力和素質去影響的外部因素歸為alea，比如擲骰子：一個有正常平均概率的骰子，不論人如何努力，其結果是不受任何參與者的影響的。再比如，裁判在關鍵時刻打了噴嚏沒有看清，也是一種不可控的外部因素。而agôn則是需要靠參與者本人付出努力以引起變化的部分。例如，國際象棋便是一個比賽結果主要依賴於雙方智力投入的遊戲。人類的各種競技比賽在這兩方面都有著不同的比重。

目前列舉的劍道比賽中的三個因素都給agôn賦予了更大空間。選手不僅要靠自己各方面的才智設法擊中得分，還要靠一系列的方式來獲得裁判的認同。修習者們的觀點是，獲勝的因素幾乎都可以由自己掌控——不僅做到，而且需要以讓人心服口服的方式做到。然而，劍道中並非沒有不可控的因素。裁判的誤判是不可控的，觀眾喝彩對裁決的影響是不可控的，中途和對手碰撞發生意外也是不可控的。即便是有這麼多的因素讓劍道比賽的裁決無法像奧運項目一樣擁有可明文書寫的規範性和公平性，修習者們仍然願意參與其中。因為這種比賽的身體文化所注重的本就不是奧運會的“更高、更快、更強”；它更重要的部分是以日本武士為模範的、近乎決斗式的榮譽競爭。這一特性也在最後一個要素——“禮節”上尤為明顯。

4、禮節

劍道比賽其實從頭到尾（包括評分的部分）都是將禮節考慮在內的。之所以在此單獨提出禮節的重要性，是因為劍道還有一個獨特的規則，這個規則不是為了得分而存在，是為了不失分而存在：那就是選手不可以在獲勝之後歡呼，哪怕是振臂這樣的動作，一旦做出，裁判會立即將剛剛取得的一分取消。因為訓練的宗旨是，修習者要練習不因勝負而動搖的平常心。歡呼和表達成就感不論是多麼自然的人類反應，在劍道場上只要得意忘形，便會受到懲罰。計分規則中，這項規則要嘉獎和強化的是“自製”（self-control）這一理想品質。然而獲勝者在比賽場地之外的歡呼和慶賀是不受限制的，比賽選手們也會在賽后的聚會中表達場上未能展現的成就感。

綜合上述四個特性看來，劍道的比賽的確是有和奧運競技相似的一爭勝負的面向，但更多的則是它的身體文化中所包含的對於理想品質的尊崇，這一點不僅要被納入計分考慮，而且所佔權重極大。我認為它展現出的是一種幾乎如同西方決鬥一樣的榮譽性質的遊戲。劍道修習者們強調，贏不是最高或者唯一的目的。但是實際上，並不會有人甘願在比賽中打輸。修習者們不但要穿上護甲，揮舞手中的竹刀，冒著受傷的危險和對手衝撞，還要在這多重壓力下調動各種身體表達滿足種種要求來獲得認同，並且在獲勝時壓抑自己的喜悅感，才能得到一分。借用學者Appiah（2011）對於決鬥的分析，劍道與其共通之處在於，參與者要的不僅僅是擊中對手，而是通過遵循一系列的規則和方式，獲得他人的尊敬和認可。在決鬥中，殺死對方並不是最重要的目的，最重要的是在雙方決鬥的過程中獲得尊嚴，即便為此付出生命的代價。

當然，在我的田野過程中，劍道修習者們並未主動提出過這是決鬥一樣的榮譽性遊戲。在平時的練習和教學之中，他們也不會像19世紀的決鬥一樣，明確地知道自己在追求榮譽和尊嚴並為之付出代價。他們更認可的說法是，劍道可以錘煉出一個更強大的內在精神。然而在得分規則中，榮譽卻滲入了選手的幾乎每一個身體動作和表達。除了靠劍技獲得實力方面的認可外，身體要遵循一系列的方式，表現出劍道文化里認可的諸如自製、耐心、勇敢、睿智、內心強大的品質。這並不是說參賽者真的能通過服從這個身體文化而獲得相應的精神內涵和品質，而是說，只有通過這樣的身體規訓，才能在這個身體文化體系中得到相應的嘉獎。這樣的嘉獎方式和奧林匹克賽場上獲得嘉獎的標準是完全不同的。

由此而觀，劍道其實也就沒有其修習者們說的那麼神秘了。它與奧林匹克的格格不入的原因，並非在於它源自東方。實際上，任何文化中都有規則更加註重榮譽性的活動。我們同樣也很難想像有一天讓西方的決鬥成為一項奧運競技項目。劍道的評分規則展現的是，這種身體文化中的考量因素和奧運截然不同。

其二，以劍道為代表的武道，對於奧運的冷感也並非由於它“不夠現代”、“不夠客觀”，而是因為它的運作及其身體文化中的考量要素更多，也更加複雜，這些部分的價值和權重遠遠超過了在體能上“更快、更高、更強”的成就。正因如此，劍道的身體文化在努力保留其特性，同時拒絕進一步被“客觀化”、“量化”、將這些因素變得更加可控和可以記錄。劍道的體系仍然在當今社會為它所認可的那些“無形要素”保留著空間。這個身體文化的例子同時也說明，體育文化的發展不總是線性的，並非所有文化中的體育項目都必然走向如奧運會一樣的比賽形式。

今時今日，奧運會誠然為我們帶來了許多從體育出發的社會話題，但我想強調的是關於奧運的另一種反向思考，即如果不借助奧運會主導的標準，我們要如何去理解和欣賞其他體育項目中的身體文化？在理解這些形態各異的身體文化時，我們是否能脫離東方、西方、現代、競技等等標籤？而這又如何啟發我們對自身所處的身體文化的理解？

注

[1] 參見澎湃新聞，2021-08-08，《空手道這項目，為何只“特供”東京奧運會？ 》，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3950141 。

[2] 8段一般是劍道修習者在此領域能夠取得的最高成就。 8段的授予極難，一旦獲得，段位本身便代表獲得者俱有一定的地位和權威，會被其他8段以下修習者尊稱為先生。

作者與田野

Jingyi Tian：文理橫跳小書生，在不同學科的交融中探索人類認知的邊界。 2016-2019間就讀於香港大學香港人文社科研究所，取得哲學碩士學位。

此研究以香港作為背景觀察東亞地區體育國際化。作者在2017-2018年進行了一年的田野調查。香港是劍道在東亞地區的中心之一，每年亞洲劍道錦標賽在香港舉辦，同時每年中國內地、南亞、東南亞、以及東亞選手和考段者也會奔赴香港進行劍道交流活動。有大量背景文化多元的受訪者。本文改寫自作者發表於《亞洲人類學刊》（Journal of Asian Anthropology）的文章（原文鏈接： https://doi.org/10.1080/1683478X.2019.1662364）。

Reference:

Appiah, Kwame Anthony. 2011. The Honor Code: How Moral Revolutions Happen. New York;

London: WW Norton & Company.

Brownell, Susan. 1995. “Historical Overview-Sports, the Body, and the Nation.” In Training the Body for China: Sports and the Moral Order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34–66. Chicago, IL: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llois, Roger. 2001. Man, Play and Games. Urbana and Chicago: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Goffman, Erving. 1997. “Social Life as Game – From 'Fun in Games.” In The Goffman Reader,

edited by Charles Lemert and Ann Branaman, 129–140. Cambridge, MA: Blackwell Publisher.

Guttmann, Allen 1978. From Ritual to Record.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Krieger, Daniel. 2012a Olympic Glory? Many in Kendo Say No Thank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3. https://www.nytimes.com/2012/05/24/sports/24iht-kendo24.html

Krieger, Daniel. 2012b The Way of the Sword Is Too Complex for the Olympics. The New York Times, May 26. https://www.nytimes.com/2012/05/27/sports/olympics/the-way-of-the-sword-is-too-complex-for-the-olympics.html

Mauss, Marcel. 1973. Techniques of the Body Economy and Society(2): 70–88.

Tian, Jingyi. 2020. Why kendō's game rules are too complex for the Olympics: moral value and body culture in a game of honor, Asian Anthropology, 19:1, 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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